基本需要
生理需要
通常被视作动机理论起始点的需要是所谓的生理需要。最近的两项研究要求我们对这些需要的传统定义做出修正：一是体内平衡这一概念的发展，二是口味（即对食物的偏好性选择）可以有效地反映出身体实际需要或缺乏的物质。
体内平衡指的是身体为维持恒定且正常的血液流动状态作出的一种无意识的努力。坎农（Cannon）描述了这个过程，包括：（1）血液中的水含量，（2）盐含量，（3）糖含量，（4）蛋白质含量，（5）脂肪含量，（6）钙含量，（7）氧气含量，（8）恒定的氢离子水平（即酸碱平衡），和（9）恒定的血液温度。显然，这个清单还可以包括其他无机物、荷尔蒙、维生素等内容。
杨（Young）对有关口味与身体需要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做出了总结。如果身体缺乏某种化学物质，人体就会趋向于（以一种不完善的方式）发展出对具体食物的口味偏好，以满足身体对所缺乏的食物元素的渴求。
因此，制作任何根本性生理需要的一览表都是无法实现且徒劳无用的，因为根据描述的具体程度的不同，这些需求的数目既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我们也不能将所有生理需要的存在视作是为了达到体内平衡的目的。性欲、睡意、纯粹的活动和运动、动物身上的母性行为都还未被证明是为了达到体内平衡的需要。此外，这样的一览表也无法包含各式各样的感官愉悦（味觉、嗅觉、呵痒、抚摸）。这些愉悦感可能是生理性的，并可能成为动机行为的目标。再者，机体会同时拥有惰性、懒散和懈怠的趋势以及对活跃、刺激和激动的需要。关于这点我们也不知道要如何解释。
在前一章我们指出，这些生理内驱力或需要应该被视作独特的而不是典型的，因为它们可以被孤立，且可以在身体上被部位化。也就说，它们彼此之间与其他动机之间、与机体的整体之间都较为独立。其次，我们可以为这些内驱力找到局部的根本性的躯体基础。这不如我们以为的那样具有普遍准确性（疲劳、困倦、母性反应），但在诸如饥饿、性和口渴的例子上仍然准确。
我们需要再次指出，任何生理需要和与之对应的完成性行为都可以作为满足各种其他需要的渠道。也就是说，一个认为自己饥饿的人不一定是在寻求维生素或蛋白质，他实际寻求的可能更多是舒适和依赖感。反过来，喝水、吸烟等其他活动或许也可以部分满足这种饥饿需要。换言之，这些生理需要是相对孤立的，而不是完全孤立的。
毫无疑问，这些生理需要在所有需要中具有最高的优势地位。具体而言，如果一个人极端匮乏所有事物，那他的主要动机极可能是生理需要。如果一个人同时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那对食物的渴望应该比对任何其他事物的渴望都更强烈。
如果所有需要都未得到满足，那么机体会受到生理需要的主导，所有其他需要要么相当于不存在，要么退居到次要的位置。因此，我们可以说整个机体的特点是由饥饿驱动的，因为意识几乎完全受饥饿控制。机体调动所有能力来满足饥饿，这些能力的组织几乎全然都是为了一个需要，即满足饥饿。感受器和效应器、智慧、记忆及习惯都可以被简单地定义为满足饥饿的工具。对于达到这一目的没有用处的能力将处于休眠状态，或退居到不重要的位置。在极端情况下，创作诗歌的需求和购买新鞋子的愿望会被遗忘，或者它们的重要性会被降级。因为，人在面临极端或危及生命的饥饿时，他的注意力会全部集中在食物上。他会梦到食物，他的记忆里是食物，他的所思所想全是食物，只有食物会引起他情感的共鸣，他只能感知到食物，他想要的只有食物。哪怕是通常为进食、饮水或性行为等生理需要服务的、更为微妙的决定性因素，也会受到压倒性的忽视，才得以使我们能够在此时（但也仅限此时）本着绝对的解除痛苦的目标来讨论纯粹的饥饿驱力和行为。
当人类的整个机体受到某一需要的主导时，还会出现一个奇异的特点，即他的未来观也会趋于改变。对于长期处于极端饥荒的人来说，乌托邦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一个食物极度丰富的地方。他会倾向于认为，如果他的余生都能保证充足的食物来源，那么他会感到绝对的幸福，且不会再有任何其他的愿望。对他来说，生活的定义可能只是为了吃饱而已，任何其他事物都变得无关紧要。自由、爱情、社群感、尊重及哲学都会因它们无法满足填饱肚子的需要，而被当做花哨无用的东西并遭到抛弃。可以说，这种状态的人只为一口面包而活。
无可否认，这样的情况确实存在，但并不普遍。在正常运行的和平社会里，紧急情况十分罕见。但这个不言自明的真理却常常遭人遗忘，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除了生理需求外，小白鼠很少有其他动机。但关于动机的实验主要在小白鼠身上进行，所以我们很容易将小白鼠的情况直接移植到人类身上。其次，我们常常忽视社会的适应性作用。社会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减少生理紧急情况的发生。在大多数已知的社会中，可称其为紧急情况的长期极端饥荒现象是罕见的，而不是普遍的。至少在美国的情况是如此。如果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表示“我饿了”，那么他经历的是口味的需要而不是饥饿的需要。在他的一生中，除偶然情况外，他几乎不会体验攸关生死的饥饿。
若想要遮盖人的高等动机，并取得对人类能力和本性的片面的观点，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人长期处于极度饥饿和干渴的状态。如果有人将紧急状况典型化，并通过研究处于极度的生理匮乏的情况下的人类行为来评估人的目标和欲望，那么他一定对许多事实视而不见。人们确实是为面包而活——但这只是在缺乏面包的情况下。然而，如果在食物非常丰富且人们不需要再为填饱肚子而活的时候，他们的欲望又会变成什么呢？
其他（更高级的）需要会立刻出现，并且这些除了生理饥饿之外的需要会主导整个机体。当这些需要得到满足后，会有更新（和更高级）的需要出现，以此往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类的基本需要都是按照相对的优势层次而排列的。
这种说法的主要意义在于：在动机理论中，需要的满足和需要的匮乏成为了同样重要的两个概念。因为需要的满足可以将机体从以生理性需要为主导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进而促使更为社会性的目标出现。一旦生理性需要和与之相关的局部需要得到长期的满足，它们便不再作为行为的有效决定性因素和组织因素了。它们现在仅处于潜伏状态，一旦条件适宜，它们会再次活跃起来，成为主导机体的力量。需要一旦得到满足便不再称其为需要。能主导机体并组织其行为的只有未被满足的需要。一旦饥饿感得到满足，它就会在个人动态中变得无足轻重。
对安全的需要
如果生理需要处于相对满足的状态，则会出现一系列的新的需要，我们可以大致将其划为对安全的需要（寻求安全、寻求稳定、寻求依赖、寻求保护、免于恐惧、免于焦虑和混乱、对体制的需要、对秩序的需要、对法律需要、对界限的需要、寻求保护者的力量，等等）。对于生理需要的描述放在安全需要上同样准确，只不过程度较低。安全需要同样可以完全地支配机体，它们几乎可以成为机体行为的唯一组织者，调动所有机体的能力任由其差遣。我们可以将这样的机体称为寻求安全的机制。像之前一样，我们可以说感受器、效应器、智力及其他能力几乎都是寻求安全的工具。我们可以看到，就像饥饿之人一样，对于寻求安全的人来说，他的主要目标是一个强有力的决定性因素，不仅可以决定他现在的世界前景和世界观，还可以影响他的未来观和价值观。可以说，所有事物与获得安全和保护相比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甚至包括生理需要，因为生理需要一经满足，就会遭到忽视）。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对安全的极度渴望，那么我们可以说他完全是为了安全而活。
尽管本章我们主要讨论的是成年人的需要，但通过对婴儿和孩童的观察，我们也许可以更有效地理解成年人的安全需要，因为婴儿和孩童的需要更为简单和直观。婴儿对威胁或危险的反应之所以更加明显，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根本不会抑制自己的反应，但我们的社会要求成年人不计代价地抑制这种反应。因此，哪怕成年人确实感到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我们可能也无法从表面的观察中得知。在某些情况下，婴儿会全力以赴地作出反应，仿佛自己身处危险一样。这些情况包括：他们被打扰或被突然地放下，或者受到高音量噪音、闪烁的光源或其他异常的感官刺激的惊吓，或者被人粗暴地对待，或者失去母亲怀抱的支撑，或者感到支撑不足，等等。[12]
在婴儿身上我们可以观察到，他们对各种身体病症的反应要明显得多。有时，这些病症似乎立刻具有本质的威胁，并且似乎会让婴儿感到不安全。例如，呕吐、腹部绞痛、或者其他急性的疼痛会立刻改变婴儿看待整个世界的方式。我们可以这么假设：在受疼痛困扰时，孩子的世界似乎突然从阳光明媚变得阴云密布。似乎在这个漆黑的世界中，任何坏事都可能会发生，之前稳定的事物突然间变得不稳定起来。所以，因为吃掉不好的食物而生病的孩子会在身体不适的一两天里感到恐惧，甚至做噩梦。他对保护和安慰的需要远高于生病之前的水平。最近，关于外科手术对儿童造成的心理影响的各项研究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儿童对安全的需要还有另一点体现，即他会倾向于某种不受干扰的例行程序和节奏。儿童似乎更喜欢一个可预见的、有规律的、有秩序的世界。例如，父母不公平的对待和反复无常的行为似乎会让孩子感到焦虑和不安全，而孩子之所以产生这种态度，并不是由于遭到不公本身或由于不公的对待造成的痛苦，而是由于这种的对待威胁到世界的可靠性、安全性和可预见性。如果想要年幼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成长，他们的环境就需要一个拥有相对严格的框架。在这个环境中，孩子需要遵循某种时间表和某些例行程序，它们不仅约束孩子当下的行为，也可以对孩子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儿童心理学家、教师和心理治疗师发现，孩子更需要有限度的宽松教育，而不是无限度的纵容散养。或许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孩子需要有组织有条理的世界，而不是无序而松散的世界。
毋庸置疑，父母和正常的家庭环境具有中心地位。争吵、肢体伤害、离婚、家庭成员的死亡对孩子而言尤为可怕。父母对孩子大发脾气、威胁说要惩罚他、对他进行谩骂、对他粗声粗气地说话或实施体罚，有时会在孩子心中激起极大的惊慌和恐惧，以至于我们必须认识到上述行为除了造成身体上的痛楚之外还会带来其他的影响。在一些孩子身上，这种恐惧可能是他们害怕失去父母之爱的表现。而在另一些完全遭到父母厌弃的孩子身上，我们也会发现这样的恐惧。这些孩子看似依附于憎恨他们的父母身边，但他们寻求的仅仅是父母提供的安全与保护，而不是希望得到父母的疼爱。
让普通孩子突然面对新鲜的、陌生的、奇异的、不可掌控的刺激物或环境常常会激发孩子的危险或恐惧反应，例如，短暂地走失或与父母分离，遇见陌生的面孔，陷入陌生的环境，被安排不熟悉的任务，看到奇异、陌生和不好对付的事物，面对疾病或死亡等。尤其在这种时候，孩子发狂般地黏在父母身边的行为再次证明父母是保护者的角色（不同于他们食物的提供者和疼爱的给予者的角色）。[13]
通过这些类似的观察我们可以概括出，我们社会中的孩子和成年人（尽管后者表现得很不那么明显）更向往安全的、有序的、可预测的、有规律且有组织的世界。他可以对这种世界有所指望。在这种世界里，出乎意料、难以对付、混乱不堪以及其他危险的事物不会出现；而且在这个世界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都有强有力的父母或保护者可以保护他免受伤害。
在儿童身上很容易观察到这样的反应。这从某种方面证明，我们社会中的孩子过于缺乏安全感（或者说，他们未被抚养好）。在不具威胁性且有爱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通常不会做出我们所描述的反应。这些孩子大多只会在碰到大人也认为危险的事物和情况时，才会出现我们所描述的反应。
在我们的文化中，健康幸运的成年人大抵都能满足他们的安全需要。在和平、运行平稳、稳定、健全的社会中，社会成员通常有足够的安全感，不会感到来自野生动物、极端天气、犯罪攻击、谋杀、混乱、暴政等事物的威胁。因此，对安全的需要已经从真正意义上不再是对他产生影响的有效（active）动机了。正如吃饱喝足的人不再感到饥饿，安全的人也不会感到受威胁。如果我们希望更加直观和清晰地观察到这些需要，我们可以转向精神病患者或接近精神病的人，或者转向经济社会地位低下的个人，或者那些处于社会动荡、革命或政权崩溃的环境下的个人。通过对比这些极端情况，我们可以感知到人们对安全的表达存在于下列现象中：人们普遍倾向于一份终身聘用制且可以提供保障的工作、希望拥有一个储蓄账户以及各种各样的保险（包括医疗保险、牙医保险、失业保险、残疾保险、退休保险等）。
人们试图在世界中寻求安全与稳定的另一些更广泛的例子体现在，人们普遍倾向于熟悉且已知的事物而非陌生而未知的事物。人类普遍希望依附于某种宗教或世界观，因为它们能以连贯的、有意义且令人满意的方式将宇宙和处在宇宙中的人类组织成一个整体。这种倾向也部分地受安全需要的促动。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将科学和哲学多多少少地看作是由安全需要促动的。（我们在后文也可以看到人们在科学、哲学或宗教作出努力的其他动机。）
否则，只有当机体处在真正的紧急状态下（例如，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犯罪潮、社会解体、精神症、脑损伤、政权瓦解或其他长期的恶劣环境等），对安全的需要才会成为调动机体资源的主要而活跃的因素。
在我们的社会中，一些患有精神症的成年人表达他们对安全的需要的方式和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儿童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但是前者会采取更为特殊的表现形式。他们的反应通常是由未知的心理威胁所引起，但这些威胁只存在于一般人看来的充满敌意和压倒性威胁的世界中。这种人的行为似乎随时要应对大祸临头的灾难一般，即他好像总是在对紧急情况作出反应。他的安全需要的具体表现为，他会寻找一个保护者，或一位他可以依赖的强大的人物，或一个搞独裁的“元首”。
我们能够以非常有用的方式描述精神症患者：他们虽然是成年人，但却保留了孩童时期看待世界的态度。也就是说，一个患有精神症的成年人表现得似乎他真的害怕被打屁股、惹母亲生气、被父母抛弃或食物被从眼前夺走。似乎他在孩童时期对恐惧的惧怕心理和对充满危险的世界的恐惧反应已经转入地下，没有受到成长过程中学习进程的影响，现在随时可能被任何会使孩子感到危险和威胁的刺激物重新激发出来。[14]在这一方面，霍尔尼（Horney）对“基本焦虑”的著作有着尤为优秀的阐述。
对安全的追求体现得最为明显的精神症当数强迫性精神官能症。强迫性精神官能症的患者发疯般地想要使世界秩序化和稳定化，这样就不会出现不可控制、出乎意料、且不熟悉的危险情况。他们给自己立下各种仪式、规矩和程式，像修建篱笆一样用它们将自己框定起来。如此一来，所有不确定的事件都有应对措施，而且新的紧急状况也不会出现。他们如同戈德斯坦（Goldstein）所描述的脑损伤的病例一样，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自我世界的平衡，尽力避免所有不熟悉和奇怪的事物，并通过有板有眼、纪律严明、秩序井然的方式维护着他们处处受到限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事物都安全可靠，并且任何出乎意料的事情（危险）都绝无可能发生。如果确实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事情，哪怕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责任，这些人也会出现惊恐反应，仿佛这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已经构成了极大的危险。我们在健康的人身上看到的并不十分强烈的偏好（例如对熟悉事物的偏好），在这些病态的人身上就变成了生死攸关的必需品。在一般的神经症患者身上，对新鲜和未知事物的正常程度的趣味，要么完全不存在，要么被降到了最低水平。
在社会环境中，如果法律、制度或社会权威受到威胁，安全需要就会升级为非常迫切的需要。在大多数人类身上，混乱和毁灭的威胁会导致高级需要的退化，并使安全需要成为优势需要。一个最为普遍且几乎完全在意料之中的反应是人们很容易接受独裁统治或军事统治。这似乎适用于所有人类，包括健康的人类。因为在面对危险时，他们也会出于现实主义将高级需要退化为安全需要，并随时准备自我防御。对于生活在安全线边缘的人来说，这点尤为准确。在权威、合法性和法律的象征受到威胁时，他们尤其容易受到侵扰。
对归属感和爱的需要
一旦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得到很好的满足，我们就会出现对爱、情感和归属感的需要，并且它会成为新的中心，前文所描述的过程会围绕它开始新的循环。现在，这个人开始感到从未有过的对朋友、恋人、妻子或孩子的强烈需要。他热切地期盼与人建立情感关系，即他希望在所处团体或家庭中建立自己的位置。他会尽一切努力来达到这一目标。他对这种关系的渴望超越了对世界上所有其他事物的渴望，并已经全然不记得，之前自己饥肠辘辘的时候，曾轻蔑地认为爱是虚无缥缈、无足轻重且没有必要的。现在，孑然一身、排斥拒绝、无依无靠、无所寄托的感觉深深刺痛了他。
尽管归属需要是小说、自传、诗歌、戏剧以及最新的一些社会学文献的常见主题，但我们却没有太多与之相关的科学资料。从文学作品中，我们了解缺乏归属感对儿童造成的毁灭性影响，造成归属感缺乏的原因包括：工业化造成的儿童过度迁徙，迷失方向和流动性过大，他们变得没有根基，或鄙视自己的出身和所属的团体。儿童被迫离开故乡、家人、朋友和邻居，变成了过客或初来乍到者，而无法感受到作为本地人的滋味。我们仍然没有意识到邻里、故土、部族、同类人、阶级、团体、熟人和同事等关系所具有的深刻意义。我希望推荐一本对这个问题拥有辛辣见解的书籍，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人类根深蒂固的结群、聚集、群居和归属的动物本能。阿德利（Ardrey）的《领地行为的规律》（Territorial Imperative）会帮助我们提升对这一问题的意识。这本书率直的风格对我大有裨益，因为过去我对这个问题并不十分在意，但是书中对该问题关键性的强调迫使我展开了认真而深入的思考。也许其他读者也能从中获益。
如今，训练小组、个人成长组织及其他专门性小组大范围出现且快速增加。我相信，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我们对人际接触、亲密关系、归属感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也可能是因为我们需要克服普遍的陌生感和孤独感。当代社会的流动性不断加强，传统的社群分组被打破，家庭分裂的现象普遍化，代沟加剧，城市化程度加深，原有的村落中面对面的交往消失，以及美国人的友谊日益肤浅化。这些因素加剧了我们的陌生感和孤独感。此外，我深深感到，一些年轻人的叛逆团体（我不确定这些团体的数量）的出现，正是由于他们的一些渴望没能得到满足，比如对集群和交往的渴望，对一起对抗共同敌人时产生的真正亲密感的渴望。这并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敌人，只要能够造成外部威胁的因素都可以起到效果。在同一伙士兵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同样的情况：共同的外敌促使他们产生坚固的兄弟般的亲密情谊，并且他们可能一生都紧紧团结在一起。如果一个好的社会希望得到健全的发展，就必须用各种方式来满足人们的这种需要。
我们社会中的适应不良和更为严重的病理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通常问题的根源在于爱和归属的需要受到了挫折。对待爱和情感以及它们在性关系中的表达，我们的态度通常是充满矛盾，并且受到很多约束和禁忌的限制。几乎所有的精神病理理论学家都强调，对爱的需求遭遇挫折是适应不良的基本性原因，我们为此进行了许多临床研究。可以说，除生理性需要之外，我们对爱和归属感的需要的了解最为透彻。苏蒂（Suttie）就我们“柔情的禁忌”曾写过一篇极为出色的分析。
在这里必须强调的一点是，爱并不等同于性。我们应该从生理需要的角度来研究性。通常而言，性行为受多重因素影响。也就是说，性不仅由性需要决定，还由以爱和感情需要为主导的其他需要决定。另一个不容我们忽视的事实是，爱的需要既包括给予爱也包括接受爱。
自尊需要
除少数病态的人之外，我们社会中的所有人都会需要或渴望获得对自己稳定、坚实且通常较高的评价，即对自尊、自重、和尊重他人的需要或渴望。这些需要可以被划分为两个更小的类别：第一，对力量、成就、充足、优势、能力、面对世界的信心以及独立和自由的需要。[15]第二，对名誉和声望（我们将其定义为来自他人的尊重和敬重）、地位、美名和荣誉、主导地位、认同、关注、重要性、尊严和欣赏的需要。这些需要受到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及他的追随者的强调，却受到弗洛伊德（Freud）的忽视。但在今天，精神分析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似乎越来越重视自尊需要的突出重要性。
自尊需要的满足可以为人们带来自信，让人们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价值、有力量、有能力、有用处并占据着必不可少的位置。但如果这些需要遭遇挫折，就会使人产生自卑、弱小和无助的情绪。反过来，这些情绪会让人感到灰心丧气，或者要求补偿或产生精神症的倾向。通过对严重的创伤性精神症的研究，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评估基本自尊的重要性并理解无助的人是如何失去自尊心的。[16]
从神学家有关傲慢和狂妄的讨论中，从弗洛姆关于一个人对自己天性的虚假的自我感知理论中，从罗杰斯关于自我的研究中，从像安·兰德（Ayn Rand）这样的评论家的作品中，以及其他来源那里，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到，与基于自己的对工作的真实能力和胜任水平建立自尊心相比，基于他人的观点建立自尊心具有危险性。最稳定、最健康的自尊心的建立方式是依靠自己当之无愧地受到的尊重，而不是依靠外部的虚名和名不副实的奉承。在这里，我们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的能力和成就，因为这种区分对我们很有帮助：一种是基于纯粹的意志力、决心、责任心而取得的成就，另一种是通过人真正的内在天性、身体素质、遗传基因和命运取得的成就。正如霍尔尼（Horney）所说，一种成就是源于自己“真实自我”，另一种是源于理想化的虚假自我。
自我实现的需要
尽管所有上述的需要都得到了满足，我们还是会感到，新的不满足和焦躁不安的情绪会很快再次出现，除非这个人所做的是真正适合他的事情。如果想要获得内心终极的平和感，那么音乐家就必须要作曲，画家就必须要绘画，诗人就必须要写诗。总之，他必须得忠于自己的本性。我们将这种需要称为自我实现的需要。第十一章对这一内容有着更为详尽的描述。
这个说法是由柯特·戈德斯坦（Kurt Goldstein）首创的，但这个概念在本书所指的内容更具体，涵盖的范围也更小一些。本书中的自我实现是人对实现个人抱负的欲望，即实现自身所有潜力的倾向。也可以说，这种倾向性是越来越成为具有鲜明个人特点的独特之人的愿望，是成为他可能成为的一切的愿望。
这些需要的具体实现形式当然会极大地因人而异。在一个人身上，它的表现形式是成为理想的母亲；在另一个人身上，它的表现形式是成为优秀的运动员；而再换一个人，它可能变为作画或进行发明创造[17]。在这个需求的层面人，个人之间的区别最为明显。
这些需要之所以出现，是由于一些更优先需要——包括生理、安全、爱与自尊的需要——得到了满足。
基本需要满足的先决条件
基本需要的满足存在一些直接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一旦受到威胁，就仿佛基本需要本身受到了直接的威胁。这些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先决条件包括：在不伤害他人前提下的行动自由、言论自由、自我表达的自由、调查和取得信息的自由、自我防卫的自由以及集体那里的公平、公正、诚信和秩序，等等。这些自由一旦受到阻碍，就会引起威胁或应急反应。这些条件本身并不是目的，但它们接近于目的。这是由于它们与基本需要紧密相连，而基本需要本身就是目的。我们要捍卫这些先决条件，因为如果没有它们，基本需要的满足就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至少是受到严重危害的。
在前文中我们曾提到，认知能力（包括感知、智力和学习的能力）是一套适应性工具，并且它们的功能之一就是满足我们的基本需要。因此，如果它们受到任何威胁，或者自由使用这些能力的权利受到剥夺或阻碍，就相当于间接地威胁到基本需要本身。这个说法部分解决了一些普遍的问题，如好奇心，对知识、真理和智慧的探索，以及人类自古以来想要解决宇宙奥秘的欲望。保密、审查制度、欺骗、阻碍通信等行为都会威胁到所有的基本需要。
因此，我们必须引入另一个假设，来讨论与基本需要的亲疏程度，因为我们早已指出，任何有意识的欲望（部分目标）都有着或高或低的重要性，这是由它们与基本需要有着或远或近的关系所决定的。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各种各样的行为举止（behaviour acts）。如果一个举止直接有助于基本需要的满足，那么它在心理学上就是重要的；如果一个举止不能直接有助于基本需要的满足，或者它作出的贡献较弱，那么从动态心理学的角度上讲，这一举止就不那么重要。对于不同种类的防御或处理机制，我们也可以使用同样的说法。一些机制与基本需要的保护和达成有直接的关系，另一些则只有微弱或疏远的关系。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说防御机制有更为根本和没那么根本之分，而且我们可以断言，危及更为根本的防御机制比危及没那么根本的防御机制更具威胁性（但我们要牢记于心的是，上述事实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它们与基本需要的关系）。
认识和理解的欲望
我们对认知冲动及它们的动力和病理学所知甚少，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在临床上不重要，并且在由医学治疗传统（即祛除疾病）所主导的诊所中也不受重视。在这里没有传统精神症中繁杂的、令人激动的、神秘的症状。认知心理学是暗淡而微妙的，容易遭人忽视，或被人认为是稀松平常的。认知心理学并不过分引人注意。因此，在创造心理疗法和心理动力学的伟大先驱（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等）的著作中，我们并没有找到对这一话题的描述。
据我所知，希尔德（Schilder）是唯一在其著作里从心理动力学角度讨论好奇心和理解力的一位主要心理学家。[18]在学术派心理学家中，只有墨菲（Murphy）、韦特海默（Wertheimer）和阿希（Asch）曾研究过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只顺便提及过认知需要。获取知识和使宇宙的系统化，从某种程度上被看作是在世界中获取基本安全感的技术，或者是有智慧之人自我实现的表达方式。同时前文曾讨论过，探索和表达的自由是满足基本需要的先决条件。尽管这些系统的阐述十分有用，它们还不能确切地回答好奇心、学习、哲学思维、实验等行为的动机作用是什么。它们至多只能部分地回答这些问题。
获取知识要面对一些消极的决定性因素，例如焦虑、害怕等。此外，我们也有合理的依据做出这样的假设：获取知识也受积极冲动影响，例如满足好奇心、知晓、解释、理解等。
1.我们可以在较高级的动物身上观察到类似人类好奇心的现象。猴子会挑拣东西，会将手指探入洞中，并会在饥饿、恐惧、性和舒适程度的需要被满足后探索各种各样的情境。哈洛（Harlow）的实验通过可以让人接受的方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2.人类历史中有大量的例子可以向我们证明，哪怕面临极大的危险，甚至在生命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人类仍会寻找真相并作出解释。像伽利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只是很多人都默默无名罢了。
3.对心理健康之人的研究显示，他们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会受到神秘的、未知的、混乱的、无序的和未被解释的事物所吸引。这点本身就非常引人入胜，而这些领域本身也十分有趣。相比一下，对于已知事物最常见的反应就是无聊感。
4.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出发进行外推是可行的。对强迫性精神官能症患者（以及所有精神症患者）的研究，戈德斯坦对脑损伤的士兵的研究，以及迈尔（Maier）对有痴迷行为的老鼠的研究都是临床层面的观察，它们都显示了对熟悉事物的强迫性和带有焦虑感的依赖，以及对陌生、混乱、出乎意料及未驯化的事物的恐惧。另一方面，还有一些现象也许会推翻这种可能性，包括被迫的离经叛道、长期对权威的反抗、波西米亚式的玩世不恭、想要惊吓别人的欲望等等。我们可以在一些患有神经症的个人，以及处于文化脱离的过程中的个人身上观察到上述行为。也许，还有一点与此相关的理论，即第十章所论述的保护性脱瘾。从行为层面看，保护性脱瘾是指受可怕的、未被理解的和神秘的事物的吸引。
5.可能在认知需要受到挫折时，会产生真正的精神病理性结果。下文中的临床证据也同样具有相关性。
6.我曾见到若干病例，在他们身上我清楚地发现，从事乏味的工作或过着乏味的生活的智者会产生一些病态，如无聊、对生活失去热情、自我憎恨、身体功能整体的衰退、智力活动以及品味的逐步退化等。[19]我曾见过至少一个病例在接受合适的认知疗法后（包括恢复业余学习、跳槽到智力上更有难度的岗位、进行观察思考等），这些症状也随之消失了。
我还曾见过很多聪慧富裕、但无所事事的妇女渐渐出现了和智力营养不良（intellectual inanition）相同的症状。听从了我的建议后，她们投入到能实现价值的事情中，随后她们症状得到了缓解甚至痊愈。这种现象经常发生，让我意识到认知需要的存在。在人们无法获取新闻、信息及事实，并且官方说辞与实际情况明显相悖的国家，我们会看到民众以下的反应：至少有一些人产生了普遍的愤世嫉俗思想，不信任任何价值观，对明显的事物也产生怀疑，正常的人际关系遭到严重颠覆，感到无望，道德败坏，等等；另一些人则会出现较为被动状态，如无聊、屈从、丧失能力、封闭、丧失主动性等等。
7.对了解和理解的需要从婴儿晚期和儿童时期就能体现出来，且比成年时期更为明显。此外，这种需要似乎是在成熟过程中自发产生的结果，而不是由学习获得的产物。孩子不需要别人教他如何好奇，但他们可能会因制度化的教育变得不再好奇。戈德法布（Goldfarb）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
8.最后，认知冲动的满足会在主观上令人满意并带来终极体验（end experience）。尽管这方面的研究和理解远不如取得的结果和收获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无论如何，在任何人的生活里，洞察都是一件明快、愉悦和令人激动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人一生之中的亮点。
对障碍的克服、需求受挫时产生的病态、广泛发生的（跨种族、跨文化的）事件，从未消失（却比较微弱）的持续性的压力，满足作为人类充分发挥全部潜能的前提条件的必要性、在人生早期自发出现的各种事件，都是基本认知需要存在的证据。
然而，这个假定并不充分。哪怕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我们仍然受驱使：一方面，我们想认识得更仔细更微观，另一方面，我们想在世界观、神学等的方向上让我们的认识更广泛。如果我们已得到的事实是孤立和原子化的，那么我们难免会想将其以分析、整理或两者兼有的方式使其理论化。一些人称其为追寻意义的过程。那么我们再来假定一些欲望：理解的欲望、系统化的欲望、整理的欲望、分析的欲望、寻找关系和意义的欲望和建立价值系统的欲望。
一旦这些欲望加入了讨论范围，我们会发现，它们自身也会形成一个小的等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了解的欲望比理解的欲望更具优势地位。我们上文所描述的优势欲望的等级体系的特点，在这里同样适用。
我们必须告诫自己不要轻易地将这些需要同上文所述的基本需要割裂开来。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绝对的二分法来看待认知需要和意动需要的关系。了解和理解的需要本身是意动需要，因为它们具有力争（striving）的特点，并且它们既是人格需要，又是前文中讨论的基本需要。此外，正如我们所见，这两个等级体系是相互关联的，而不是相互独立的。在下文的讨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两者是相互协同的而不是彼此对抗的。关于这一部分更加深入的讨论，请参见拙作《存在心理学》和《超越性动机理论：价值生活的生物学基础》。
审美需要
我们对审美需要的了解比对其他需要的了解还要少，但是历史、人性和美学家的证据不容许我们绕过这个（对科学家们而言）令人不安的领域。我曾通过临床——人格学的方法观察过一些个人，并试图以此研究这一现象。至少我自己已经确信，一些个人确实有基本的审美需要。他们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因丑陋而出现病态，并会被美丽的环境治愈。他们有着热切的渴望，而且只有美才能满足他们的渴望。几乎在所有健康的儿童身上我们都能看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任何时期的任何文化中（包括石器时代的穴居人身上）发现这种对美的冲动。
审美需要与意动需要和认知需要有很多重叠，因此我们不太可能将它们完全分开。诸如对秩序的需要、对对称的需要、对闭合的需要、对行为完满的需要、对系统的需要和对结构的需要——我们无法明确地将它们归类为认知需要、意动需要还是审美需要，我们甚至无法确定它们是不是神经症的需要。例如，如果一个人看到墙上挂歪了的画而感到强烈而有意识的冲动想要将其摆正，那这到底代表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