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全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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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帕甫洛夫娜笑了笑,答应指导彼埃尔,她知道,他经由父亲与瓦西里公爵有亲戚关系。先前与我的姑妈坐在一起的上年纪的太太匆忙站起来,在前厅追上瓦西里公爵。她脸上先前的装作感兴趣的表情全都消失了。善良、多有哭泣的脸上流露出的只是不安和恐惧。

“您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公爵,关于我的鲍利斯?”她说着,在前厅追赶着他(她说出鲍利斯的名字时,特别把重音放在“鲍”字上[1]),“我不能再留在彼得堡了。请告诉我,我能给我那可怜的孩子带去什么消息?”

尽管瓦西里公爵毫不情愿,几乎是怠慢无礼地听着上了年纪的太太的话,甚至表示了不耐烦,她仍亲切而动人地对他微笑着,为了不让他走,还抓住了他的胳膊。

“跟国君说句话费您什么事呢,那他就会直接调入近卫军了。”她请求道。

“请相信,我所能做的一切,我都会做到,公爵夫人,”瓦西里公爵回答,“但我难以请求国君。我建议您去找鲁缅采夫,通过戈里岑公爵,这样更明智。”

上年纪的太太承名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来自俄罗斯最有名望的家族之一,但她很穷,早已离开社交场,失去了以前的关系。她这次来,是求人给自己唯一的儿子在近卫军中谋个差事。就为了见瓦西里公爵,她才自报家门来到安娜·帕甫洛夫娜的晚会上,就为了这个,她才去听子爵的故事。她被瓦西里公爵的话吓坏了;她那曾经漂亮的脸上显露出忿恨,但只持续了一刹那。她再次微笑着,把瓦西里公爵的胳膊抓得更紧了。

“请您听我说,公爵,”她说,“我从来没求过您,也再不会求您了,我也从来没有向您提起我父亲对府上的友谊。可现在,我以上帝的名义恳求您,为我的儿子办这件事吧,我会把您当成恩人的。”她匆忙补充道。“别,请您别生气,您就答应我吧。我请求过戈里岑,他拒绝了。请您做回从前那样的好孩子吧。”她说,勉强要微笑,尽管眼里含着泪水。

“爸爸,我们要迟到了。”等在门边的爱伦公爵小姐说道,转过她古典雕像般肩膀上那颗漂亮的头。

上流社会的影响力是需要珍惜的资本,不能任其消失。瓦西里公爵知道这一点,所以,既然认识到,如果他为所有有求于他的人求情,那么很快他就无法为自己求情了,因此他很少使用自己的影响力。不过,在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的事情上,在她再次请求后,他感觉到某种类似良心上的责备。她所提醒他的是实情:自己在公职上的头几步要感激她的父亲。此外,他从她的做法上看出,她属于那种女人,尤其是母亲,她们脑子里一旦有了某种念头,不实现愿望就不会罢休,不然就准备每一天、每分钟都纠缠不休甚至大吵大闹。最后的这一考虑让他犹豫了起来。

亲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他用惯常的亲昵和厌倦的语气说道,“对我来说,几乎不可能做到您想要我做的事情。但为了让您知道我多么爱您并尊敬您已故的父亲,我会去做这件不可能的事:您的儿子会调入近卫军,我用这只手向您保证。您满意了吧?”

“我亲爱的,您是大恩人!我料到您会这样。我知道您多么善良。”

他想走了。

“请等等,就一两句话。等他调入近卫军……”她支吾着,“您跟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库图佐夫要好,请把鲍利斯推荐给他当副官。那样我就放心了,那样的话……”

瓦西里公爵笑了笑。

“这我可不能答应。您知道,自从库图佐夫被任命为总司令以来,人们是怎么纠缠他的。他亲自跟我说,整个莫斯科的太太们都商量好要把自己的孩子送给他当副官。”

“不,请答应吧,我不放您走,我亲爱的大恩人。”

“爸爸,”美人用同样的腔调重复道,“我们要迟到了。”

“哦,再见,再见吧,您看……”

“那明天您就呈报国君?”

“一定,但请求库图佐夫的事我不能答应。”

“不,请答应,请答应吧, 瓦西里。”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跟在他身后说,面带年轻女人卖俏的微笑,那是以往的她所特有的微笑,如今却与她憔悴的面孔如此不相称。

看来她是忘了自己的年纪,出于习惯把女人所有的古老手段一一搬了出来。但他刚走出去,她的脸上就又显露出先前有过的冷淡、假作的表情。她回到子爵继续讲故事的那个小圈子里,又做出她在听的样子,等待时机离开,因为她的事已经办完了。

“您对最近这出喜剧《米兰的加冕礼》[2]是怎么看的?”安娜·帕甫洛夫娜说,“以及热那亚和卢卡人民的新喜剧,他们对鲍拿巴先生呈上他们最好的祝愿。鲍拿巴先生坐上了宝座,认可了各国人民的祝愿!可爱之极!不,这会让你发疯!让你认为全世界都丧失了理智!

安德烈公爵直视着安娜·帕甫洛夫娜的脸,冷笑了一下。

‘上帝把它给了我,谁要碰就会遭殃’。”他说,这是波拿巴在加冕时说的话。“据说他在说这些话时很气派。”他补充道,再次用意大利语重复了这句话。

我希望,最终,”安娜·帕甫洛夫娜继续说,“这是让杯子满溢的那一滴水。君主们再也无法忍受这个威胁一切的人。

君主们?我不是说俄罗斯,”子爵恭敬而无望地说,“这些君主们,夫人,他们为路易十六做了什么,为了皇后,为伊丽莎白夫人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他振作了一下,继续说,“请相信我,他们要为背叛波旁王朝的事业受惩罚。君主们?他们派使节向篡位者道喜。

接着,他轻蔑地叹了口气,再次换了个姿势。伊波利特公爵拿着长柄眼镜久久地看着子爵,听到这些话突然把整个身子转向小公爵夫人,向她要了一根织针,用织针在桌上画出孔代家族的纹章给她看。他向她解释这纹章的究竟,那颇有深意的样子,就好像是公爵夫人请求他做这件事似的。

红色的条带,天蓝的红色镶圆边——这就是孔代家族。[3]”他说。

公爵夫人面带微笑,听着。

“倘若波拿巴在法国王位上再待一年,”子爵继续已经开始的话题,摆出一副不听从别人、在他比任何人都熟悉的事情上只顺着自己的思路的样子,“情况就发展得过于严重。阴谋、暴力、放逐、死刑会把法国社会,我指的是上流社会,永远消灭掉,而到了那时……”

他耸了耸肩膀,摊开两手。彼埃尔想说些什么,这场谈话吸引了他,但提防着他的安娜·帕甫洛夫娜插了进来。

“亚历山大皇帝,”她带着说到皇室家族时总是伴随她的忧伤说道,“宣布说,他听任法国人自己选择政体。我想,毫无疑问,整个民族在摆脱篡位者获得解放之后,就会投入合法国王的怀抱。”安娜·帕甫洛夫娜说,尽量亲善地对待这位侨民和保皇分子。

“这还是个疑问,”安德烈公爵说,“子爵先生完全正确地认为,情况发展得过于严重了。我想,要回到过去的一套是困难的。”

“就我所听说的,”彼埃尔红着脸,再次参与到谈话之中,“几乎整个贵族阶层都转到波拿巴一边了。”

“这是波拿巴分子们说的,”子爵说,没有看彼埃尔,“现在很难了解法国公众舆论。”

这是波拿巴说的。”安德烈公爵带着冷笑说道。(显然他不喜欢子爵,而且,尽管也没看着他,但自己这些话是针对他说的。)

‘我向他们指出了荣耀之路,’”他在短暂的沉默后,又重复起拿破仑的话来,“‘他们不沿着它走;我向他们敞开我的前堂,他们蜂拥而入……’我不知道他在何种程度上有权说这种话。

全然没有,”子爵反驳道,“杀害公爵之后,甚至连最偏袒的人也不再把他看作英雄了。即使他曾经是什么人的英雄,”子爵说,一边转向安娜·帕甫洛夫娜,“自从公爵被谋杀,天上多了一位烈士,地上少了一位英雄。

安娜·帕甫洛夫娜和其他人还没来得及以微笑来评定子爵的这些话,彼埃尔便再次冲入谈话中,而安娜·帕甫洛夫娜,尽管已预感到他会说些不得体的话,却已经阻挡不了了。

“处死当甘公爵,”彼埃尔说,“是国家之必需;拿破仑不怕自己一个人承担这个行为的责任,我恰恰在此见识了心灵的伟大。”

上帝!我的上帝!”安娜·帕甫洛夫娜可怕地低声说道。

怎么,彼埃尔先生,您认为谋杀是心灵的伟大?”小公爵夫人说,微笑着把手工活朝自己挪了挪。

啊!噢!”不同的声音说道。

“好极了!”伊波利特用英语说,开始用手掌拍打自己的膝盖。子爵只是耸了耸肩膀。

彼埃尔庄重地从眼镜上方看着听众。

“我这样说,”他不顾一切地继续说,“是因为波旁皇室逃离了革命,让人民处于无政府状态;而只有拿破仑能够理解革命,战胜它,因此为了大众的幸福,他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性命止步不前。”

“您不想换到那张桌子去吗?”安娜·帕甫洛夫娜说。但彼埃尔没有回答,继续自己的发言。

“不,”他说,越发振奋起来,“拿破仑伟大,是因为他站得比革命更高,并且压制了它的滥用,保持住所有好的东西——公民的平等、言论和出版自由,正因如此他才取得了政权。”

“是的,倘若他取得了政权,不是利用它来杀人,而将它交给合法的国王,”子爵说,“那么我就会称他为伟人。”

“他不能这么做。人民将政权交给他,只是为了让他使人民摆脱波旁皇室,也是因为人民把他看作伟人。革命是个伟大的事业。”彼埃尔先生继续说,插入这句不顾一切的、挑衅性的话来表明自己伟大的青春和把一切尽快说出来的愿望。

“革命和弑君是伟大的事业?……既然如此……您不想换到那张桌子去吗?”安娜·帕甫洛夫娜重复道。

社会契约。[4]”子爵带着温和的微笑说。

“我不是说弑君。我说的是思想。”

“是的,抢劫、杀人和弑君的思想。”讥讽的声音再次插了进来。

“这都是极端之见,但整个意义并不在此,意义在于人权,在于从偏见中解放出来,在于公民平等;而拿破仑保留了所有这些思想的全部效力。”

“自由和平等,”子爵轻蔑地说,好像终于决定严肃地向这位年轻人证明他的言辞极其愚蠢,“全是些响亮的空话,早就名誉扫地了。谁又不喜欢自由和平等?我们的救世主还宣扬了自由和平等呢。难道革命后人们变得幸福了吗?正相反,我们想要自由,但波拿巴消灭了它。”

安德烈公爵带着微笑时而向彼埃尔,时而向子爵、向女主人望一望。最初,彼埃尔的狂妄之举让安娜·帕甫洛夫娜惊呆了,尽管她对上流社会早已习惯。但是,她发现,尽管彼埃尔说了些亵渎神灵的话,子爵也并没有光火,而当她确信现在想要岔开这些话已经不可能,便集中力量,附和子爵,攻击演说者。

不过,我亲爱的彼埃尔先生,”安娜·帕甫洛夫娜说,“您又怎么解释一个伟人会不经法庭处死公爵,总之是处死一个不经审判也没有罪过的人呢?”

“我要问问,”子爵说,“先生如何解释雾月十八日[5]呢?难道这不是欺骗?这是魔术伎俩,丝毫不像一个伟人的行事方式。

“那他杀掉的那些在非洲的俘虏呢?[6]”小公爵夫人说,“这太可怕了!”她耸了耸肩膀。

他是个庶民,无论您怎么说。”伊波利特公爵说。

彼埃尔先生不知该回答谁,看了看所有的人,微笑起来。他的微笑不像别人那样,混杂着似笑非笑。他则相反,当微笑来临,突然之间,严肃,甚至有些阴沉的脸色瞬间消失,出现了另一种——孩子般的、善良的,甚至愚钝的表情,就像在请求原谅。

第一次见到他的子爵弄明白了,这个雅各宾分子[7]完全不像他说的话那样可怕。所有人都沉默了。

“怎么,你们想让他一下子答复所有人吗?”安德烈公爵说,“再说,在政治家的种种行为中,应该辨别哪些是个人的,哪些是统帅或者皇帝的行为。我这样觉得。”

“是的,是的,当然了。”彼埃尔附和道,很高兴有人帮他一把。

“不能不承认,”安德烈公爵继续说,“拿破仑在阿尔科拉桥,在雅法的医院里把手伸给鼠疫患者时[8],是个伟人,但……但还有别的行为,就让人很难为他辩解。”

安德烈公爵显然想缓和一下彼埃尔言辞的尴尬,他欠起身子准备离开,并示意了妻子。

突然,伊波利特公爵站了起来,用手势拦住所有人,请他们坐下,开口说道:

啊,今天有人跟我说了一桩绝妙的莫斯科趣闻,我应该以此款待你们。请原谅,子爵,我必须用俄语讲。否则故事就没味道了。

于是伊波利特公爵开始用俄语讲了起来,用那种在俄罗斯待了一年的法国人的发音。所有人都停了下来:伊波利特公爵那样活跃、执拗地要求大家注意听他的故事。

莫斯科有一位贵妇人,一位太太。她非常吝啬。她需要找两个跟马车的仆役,个子要很高大的。这是她的喜好。她有清扫室内的女仆,个子也很高大。她说……”

这时伊波利特公爵迟疑了,显然在费力思索着。

“她说……对了,她说:‘丫头(室内女仆)穿上制服跟着我,在马车后面,出门去拜访。’”

这时伊波利特公爵扑哧一声,远在自己的听众之前哈哈大笑起来,对这位讲故事的人产生了不利影响。不过很多人,包括上年纪的太太和安娜·帕甫洛夫娜都微笑起来。

“她坐车走了。突然刮了一阵强风。丫头丢了帽子,长长的头发松散开了……”

这时他再也把持不住了,爆发出一阵不连贯的笑声,又边笑边说:

“于是整个社交界都知道了……”

趣闻就这样结束了。尽管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讲它,为什么一定要用俄语讲,但安娜·帕甫洛夫娜和其他人都赞赏伊波利特公爵社交上的殷勤客气,他就这样愉快地终止了彼埃尔先生不愉快、不客气的狂妄之举。趣闻之后的交谈分散成零碎的、无足轻重的闲聊,有关将来和过去的舞会、戏剧,以及何时、何地有谁要见面。

[1]“鲍利斯”的正确读音是重音在“利”上,重音的改变表现出人物的矫揉造作。

[2]拿破仑自封意大利国王,一八〇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在米兰加冕。

[3]伊波利特弄混了纹章术语,因而说辞荒谬无稽,难以理解。真正的孔代家族纹章实为三朵金色百合花衬在天蓝色盾牌上,花朵上压着一条倾斜的红色条带。

[4]卢梭的理论著作《社会契约论》发表于一七六二年,引起巨大反响,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该书主张合法的政权只能由人民授予,亦必须依照被统治者的普遍意志来实现统治。

[5]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共和历八年雾月十八日),拿破仑发动政变推翻了大革命政府任第一执政,独揽大权。

[6]一七九九年,拿破仑夺取巴勒斯坦的港口城市雅法,背弃承诺下令屠杀了全部四千名土耳其士兵,据称是为了报复法国和平特使被杀。

[7]法国大革命时期以极端激进和暴力著称的政治团体,因其聚会地为雅各宾隐修院得名。

[8]一七九六年十一月拿破仑在意大利北部与奥地利军队作战时,曾亲自举着旗帜率部队夺取阿尔科拉桥;法军攻克雅法时,鼠疫肆虐该城,当地民众和法军士兵也罹患疫病。拿破仑曾与贝蒂埃和贝西埃元帅赴医院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