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章太炎[1]

一

1979年，是中国社会的一次大转折。从这一年起，学坛开始复苏，教育开始振兴，也使我献身传统文化教育事业的夙愿得以实现。1980年初到1981年5月这一年多的时间，我因借调到文化部而来到北京，能够继续在陆宗达先生身边学习，并帮他整理书稿、陪他到其他单位做讲座。到1983年，我正式调回北师大到老师身边做助手，要做的事肯定是弘扬章黄之学，也就是学习和传承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对这件事，从研究生学习开始，我已经有了很多感性认识和实际体验。但当时初入门槛，打好基本功的任务重如千钧，既不知学术为何物，相信的只是自己的老师，功夫花在太炎的三部语言文字学代表作《文始》《新方言》和《小学答问》上。二十来年在青海很特别的环境下抢着读了一部分经史和《说文》，对传统语言文字学的价值和传承的意义已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王仲荦、姜亮夫、徐复、章念驰、王宁、马勇等整理

20世纪80年代初，媒体对章太炎的评价很多是负面的，在以辛亥革命为背景的影剧里，他甚至会以反面人物的形象出现。至于被看作太炎学术继承人的黄季刚先生，在一些传播文人逸事的文章里，也常常被污名化。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仅是章黄，在学术史的研究中，乾嘉学派被梁启超定位为“考据学”之后，也在文学史上被批判为“毫无思想地在故纸堆里梳爬”。理论界多数人仍认为“晚清至民国的国粹运动”是“复古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同时，语言学的西化程度一天比一天加深，传统语言文字学被冷落的状况一直未能解除，“取消训诂学”还是很强大的声音。这些问题是我必须面对的。怎样全面评价章太炎先生的历史地位？太炎的思想涉及面极其广泛，为什么今世的章黄之学集中在语言文字学上？我需要有一个理性的认识，需要深度思考章黄之学的内在涵义和现代意义，而不是仅仅基于感情上的弟子之谊而去传承它。于是，走近章太炎，便成为我十分强烈的愿望。

回京后，几次章黄纪念会见到了朱季海、黄焯、殷孟伦、周秉钧、徐复等门内的诸多老师，几次去台湾也见到潘重规先生和高明先生，他们都告诉我很多在章黄门下学习和传播国学特别是“小学”的经历。在颖民师口授下，代笔写《黄季刚诗文集》等几本书的序言和为老师记录口述史，听老师谈及太炎的为学与为人机会更多，也使我对章黄先师有了更多的了解。我还有幸比其他人更早读了《黄侃日记》的片段，更早在老师那里看到了季刚先生的《手批广雅疏证》《手批十三经》《手批说文解字》等珍贵典籍。在这种有利条件下，我开始执行长达十年深入了解章黄思想的专书阅读计划。

太炎的思想独立而深邃，唯愿此生能在一二之处渐渐走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