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早就关注民国之前就言论颇丰、民国时期主张更为明确的“国粹派”人物，除太炎和季刚两位先生之外，另一位学者黄节引起我的关注。黄节先生是陆宗达先生在北大学习宋词的老师，我对这位前辈的景仰是缘于陆先生的书房里一直挂着的一副楹帖：

海棠如醉（陆放翁《水龙吟》） 又是黄昏（柳耆卿《诉衷情》） 更能消几番风雨（辛稼轩《摸鱼儿》）

辽鹤归来（周美成《点绛唇》） 都无人管（辛幼安《祝英台近》） 最可惜一片江山（姜石帚《八归》）

颖民学弟属书楹帖集宋人词句。甲戌中秋前十日（按：九一八事变前夕）黄节书于北平。

这副充满爱国忧国情绪的对联，曾对我有过极大的影响，每次看到都使我心里产生强烈的共鸣。1983年回京，我在正式工作之余，专门去图书馆，在旧档案过期期刊《政艺通报》二十二期上，读到了黄节1902年发表的著名文章《国粹保存主义》。在这篇文章里，黄节把“国粹”定义为“国家特别之精神”，他说：“夫执一名一论一事一物一法一令，而界别之曰我国之粹，非国粹也。发现于国体，输入于国界，蕴藏于国民之原质，具一种独立之思想者，国粹也。……是故本我国之所有而适宜焉者，国粹也。取外国之宜于我国而吾足以行焉者，亦国粹也。”这个定义，既有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和对国情适应性的考虑，也有对传统文化进行优选的抉择和理智；更有立足本民族吸收国外先进文化的开放思想。这段话有力地驳斥了认为“国粹派”“保守复古”和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曲解。

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他的《美国与中国》一书里，把20世纪初在中国兴起的这种国粹保存的思潮称为“文化民族主义”，他肯定了“民族主义”的意义和价值，并且认为这种思潮在中国的兴起，将使东方文化走向现代并加深对世界的影响。他似乎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并且指出，这种思潮显示了中国知识阶层精神人格塑造的进步，这种精神对学术研究也将会有重要影响。他的预测让我们对坚持国粹保护的少数人“保种、爱国、存学”的爱国情怀，和他们在社会激烈变革中维护民族独立、坚守文化自信的纯正人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可惜他的预测过于乐观，在此之后，中国人文学科知识界思想的主流仍然大幅度走向西化，甚至在不少人的心里，连太炎所说的不可取之域外的言文和历史领域，很多文章都在用西方理论包装。把西化等同于国际化的认识几乎成为一部分人“默认”的“真理”，他们忘记或根本不知道中国是从怎样的社会走到今天的。

北师大当时保留了之前辅仁大学的学术资料，我当年同年级的大师兄严景旭在为之编目。他对我说：“这些文章早已经收入现代有关文集，你不用那么辛苦每天来坐冷板凳。”我对他说：“你不明白我的心理，我是要在那些泛黄的旧刊物上感受当时的历史真实。我只是希望走近自己的前辈师长，产生和他们近距离对话的感觉。”在国家图书馆，我看到1905年11月26日创刊于日本东京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张继、章炳麟、陶成章相继为主编，共出二十六期。看到了1911年武昌起义后才停刊的《国粹学报》，共有八十二期，其中有章炳麟、黄节、陈去病、黄侃、马叙伦等人的文章。还看到了后来的章氏国学讲习会会刊《制言》半月刊，前期出至第四十七期；苏州沦陷，被迫停刊，1939年1月在上海复刊，续至六十三期。这三种代表不同时代的刊物，可以看到太炎在20世纪初叶的思想与行动。

太炎从不依傍他人之说来充当己说，也不盲从于一家之言来作出结论，更不会把臆测当作立论的依据。他遍览群书，几乎通读了中国古代特别是文化高峰时期的经史和诸子以及成就昭著的小学专书，用独到眼光来理解和认识中国的历史情实。我在学习他的《诸子略说》时有很多感慨。太炎在文章一开始说：“讲论诸子，当先分疏诸子流别。论诸子流别者，《庄子·天下篇》、《淮南·要略训》、太史公《论六家要旨》及《汉书·艺文志》是已。此四篇中，《艺文志》所述最备，而《庄子》所论多与后三家不同，今且比较而说明之。”但是读下去才知道，太炎的认识完全超越了他所依据的四种典籍，梳理流别重在区别来源和内容的相异之处，这方面太炎的材料十分翔实，他不是笼统地概括整个派别的特点，而是具体到各派的不同时期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他并不只着眼在彼此的区别，还特别说明不同派别在不同时期相同和相通之处，以便梳理出百家争鸣当时各派思想分化和融通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太炎一直寻求适合中国的统一认识，而不是偏颇于哪一家，这就是太炎的学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并非只把眼光放在中国国内，还特别关注了世界文化高峰时期和当时高端的西方科学和文化。在太炎的著作里，可以看到大量的世界各国文化与思想论著的信息，但他无不结合中国典籍的记载来陈说、对比、论证，不用说人文社会科学部分，即使是西方的自然科学，他的论著里也是不乏见到的。只举一个例子吧：1899年，太炎在《儒术真论》的解说性附文《视天论》里，直面星体系统等天文问题，阐述介绍了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但他也同时引用了《晋书·天文志》的说法来对照，又暗含了《墨子》之说。在另一篇附文《菌说》中，太炎论及进化论思想，文中涉及当时很新的生物科学定律，并且引用了《宝积》《楞严》《涅槃》等印度佛教经典。在批判佛教“有神论”时，他同时着重批判了谭嗣同的《仁学》……我相信，不只是现在，就是在当时，如此悉心积累而形成自己见解的学者，太炎之外是不会有第二人的。

太炎有时会讥讽某些挪用西方之说却一知半解，食洋不化，又因并不通达中国历史而鄙薄中国文化的人见识浅陋，因此被某些舆论抹黑，说他“狂傲”“怪癖”等等。我相信，只要真正读过太炎文章的一小部分，甚至浏览过《章太炎全集》目录，并看懂了那些标题的人，应当会知道抹黑太炎的那些舆论的无知和浅薄。在那个时代，当一个从中国古代典籍中了解了中国，又具有当时世界文化高端多学科知识的学者，一个积累如此广博、意境如此宏达、思想如此高远的学者，站在那些一知半解只会喊口号，甚至连文言文都无法读懂而盲目反对国学的人面前，有些话说得刻薄一点，是不算过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