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 社员服务利用的相关研究

社员服务利用相关研究主要从农户（社员）对合作社服务的需求及偏好、农户加入合作社以及社员对合作社的参与三个层面展开。

（1）关于农户（社员）对合作社服务的需求及偏好研究。不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其农业生产经营都由农户开展，而小农户由于缺乏技术、资金，抗风险能力低，交易费用高昂等先天性的不足（Offutt，2002；Chaplin et al.，2004；Pritchard et al.，2007；陈锡文，2013），不可避免地对生产资料、基础设施、金融保险、农业技术、销售信息等方面存在需求（Viaggi et al.，2011；Akudugu et al.，2012；韩国明 等，2013；鲁可荣、郭海霞，2013），且对全产业链农业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存在一定的优先序（廖西元 等，2004；杨传喜 等，2011；李显戈、姜长云，2015；祁秋燕，2016）。杨爽和余国新（2013）指出，农户在服务模式选择时比较信赖农民合作社、政府以及金融机构等主体，而农户对合作社服务需求的优先序依次体现为农产品销售、技术与种苗等生产资料、资金帮助、市场供需信息、提高农产品价格与市场地位（陈江华 等，2014）。陈翔宇和李燕凌（2021）指出，是否参加技术培训、家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是否参加合作社、耕地面积占比、年龄等因素会影响小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

部分学者进一步探讨了需求及偏好的影响因素，如性别、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兼业化程度、社会关系网络等个体特征（Kibwika et al.，2009；万江红、祁秋燕，2016），劳动力个数、农户分化、兼业化、耕地面积、收入水平、专用资产等家庭特征（赵佳荣，2008；Asfaw，2012；Kuehne，2013；李荣耀，2015），经营类型、种植规模、专业化程度、商品率、生产经营困难程度、交易费用等经营特征（赵佳荣，2008；张晓敏、姜长云，2015；扶玉枝 等，2018）。此外，朱红根等（2008）指出，价格、技术等感知特征会影响社员对合作社服务的需求，政府支持（张红云，2009）以及农业服务水平等市场经济环境（贺梅英、庄丽娟，2012；王钊等，2015）也存在潜在的影响。

（2）关于农户加入合作社的研究。从农户加入合作社的行为逻辑来看，马彦丽、施轶坤（2012）指出，需求意愿和外部环境共同决定农户的入社行为，合作社知识宣传有利于促进农户的入社意愿和行为。白丽等（2015）研究发现，农户专业化程度和参与产业组织程度是表层直接因素，农户种植规模、非市场安排项目和产业组织认知水平是中层间接因素，而农户生产性投资能力、政府支持方向和农户文化程度是影响农户选择的最深层次根源因素。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显著影响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意愿，但农户最终加入合作社的行为取决于农户的行为态度以及合作社在降低生产风险中的作用（钟颖琦 等，2016）。苟茜等（2018）基于威廉姆森资产专用性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探讨了专用性投资、交易成本与农民入社行为选择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朋文欢、傅琳琳（2018）从农户入社需求和合作社吸纳意愿两个视角探讨农户入社的行为机理。

从农户加入合作社的影响因素来看，在个体特征方面，有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特殊经历、风险偏好等（Karli et al.，2006；Kumar et al.，2018；汪志强、冷原，2012），邻里示范（Becker，1991；姚瑞卿 等，2015；朋文欢、傅琳琳，2018）、认知与预期（Aumann，1981；Rhodes，1983；Ito，2012；林乐芬、顾庆康，2017）对农户加入合作社的影响亦比较显著。然而，张红云（2009）的问卷调查却得出相反的结果，农户的个体特征及受教育程度不会显著影响农户的合作意愿；在家庭生产经营特征方面，有产业特性、种植规模、销售区域、商品化率、年纯收入、农业收入或者非农收入占比等影响因素（张启文 等，2013；倪细云，2014；赵晓峰、余方，2016；张瑞荣 等，2018）；在合作社特征方面，经济收益（Rhodes，1983；黄胜忠，2008）、合作社满意度（张启文 等，2013；胡钰，2016）、利益分配公平度（汪志强、冷原，2012）、合作社培训（张广胜等，2007；何国平、刘殿国，2016）是影响农民加入合作社的关键因素。其中，孙亚范、余海鹏（2012）认为，合作社的服务水平越高，发挥的作用越积极，对农户参与合作社的影响越明显。李敏等（2015）指出，合作社的服务水平和合作社技术培训的次数对农户参与度的影响较大，合作社的产前、产中、产后的管理服务越到位，技术培训越及时、全面，农户得到的实惠越多，越能增强农户对合作社的信任；在外部环境特征方面，销售的困难程度（郭红东、陈敏，2010）、政府支持情况（郭红东等，2009）、市场价格波动及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倪细云，2014）、地区特征（王克亚 等，2009；徐建春 等，2014）等对农户加入合作社具有一定的影响。此外，郭红东、蒋文华（2004）研究发现，当地农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及农业生产的地区规模化水平是影响农户加入合作组织的重要因素。

从农户加入合作社影响因素的研究方法来看，主要采用的有二元Logistic模型（朱红根等，2008；白丽等，2015）、二元Probit模型（张红云，2009；贺梅英、庄丽娟，2012）、多元Logistic模型（陈江华 等，2014）、多元回归模型（王钊等，2015）、双变量Probit模型（朋文欢、傅琳琳，2018）以及随机效应模型（Karli et al.，2006）等。

（3）关于社员对合作社的参与研究。社员参与是指依法加入合作社的社员个体，通过多种形式参加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活动，其包含业务、资本和管理参与三个维度，并在参与过程中分别形成了惠顾者、所有者与管理者三种角色（Reynolds，1997；Barton，2009；邵科、徐旭初，2013；韦惠兰、赵龙，2018），因而社员对惠顾、投资、管理三个维度的积极参与成为合作社成功的基本条件（蔡荣、易小兰，2017）。实践中，社员管理参与水平较低（Liang et al.，2013）；资本参与呈现出“核心社员积极控社，普通社员有限参与，实力雄厚社员自我发展式参与”的特征（陈燕 等，2019）；业务参与是指社员通过产品和服务参加合作社的组织运行活动（邵科、徐旭初，2013），前者是指社员把自己所生产的农产品销售给合作社（Wadsworth，1991），而后者主要体现在社员参加合作社所提供的生产信息技术培训等（Bravo-Ureta et al.，1988；Theuvsen et al.，2007）。孙艳华、晏书诚（2018）研究发现，社员业务合作意愿、社长信任与系统信任对业务合作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且积极的合作意愿对参与行为有促进作用。

部分学者进一步研究了社员对合作社参与的影响因素，代表性的研究有：Fulton（2005）认为，合作社社员特征、产权结构以及治理结构是社员农户参与合作社投资和交易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Pascucci（2011）研究发现，农户参与合作社并不必然促使其将产品全部销售给合作社，而尚未加入合作社的农户也可能选择与合作社进行交易。实践中，社员对合作社销售服务的利用情况不佳，普遍存在将农产品私售给第三方的现象（谭智心、孔祥智，2012；蔡荣、王学渊，2013）。孙亚范、余海鹏（2012）基于计划行为理论，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检验社员保持稳定交易关系意愿的影响因素。梁巧等（2014）采用多元回归模型考察社员参与合作社技术培训的影响因素，指出其受到认知性社会资本的正向影响。蔡荣等（2015）使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合作社组织结构、治理机制、社员特征、经营特征和外部环境五类因素对社员承诺的影响，即考察社员对合作社销售服务的利用情况。蔡荣、易小兰（2017）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从合作社组织特征、社会资本以及社员个体特征、组织认同等角度对影响合作社社员态度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进一步考察社员态度对惠顾等参与行为的影响。杨雪梅等（2018）基于“风险—信任”理论，运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社员信任对其参与销售服务和技术培训服务的影响程度。周宇等（2019）将农户参与合作社的决策行为分为农户是否参与和农户参与程度两个决策阶段，并分别采用二元Logit模型和有序Probit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户是否参与合作社和参与合作社销售服务的影响程度。

可见，社员对合作社的参与主要体现在销售、技术培训等层面，且参与行为受到自身个体特征、合作社特征等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