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雕版印刷

谈到“印刷”，唐代以前主要是抄书，晚唐五代开始有了雕版印刷，宋代则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北宋初年，政府组织人力编纂了《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三部各上千卷的大型工具书，还编纂五百卷巨著《太平广记》。宋代在经学方面，非常注重对义理的研究，著名的理学家北宋有程颐、程颢，南宋有朱熹。历史学方面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郑樵的《通志》等。金石考古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著名的有欧阳修的《集古录》、吕大临的《考古图》、赵明诚的《金石录》等。

宋代四川的著作特别丰富。据《四川通志》的不完全统计，蜀人著作的经史子集达八百多部。这些鸿篇巨制，主要靠雕版印刷来传播。宋人朱翌的《猗觉寮杂记》下卷说：“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艺文志》说：“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多术数、字学小书。”

宋代四川的雕版印刷更加兴盛，刻版印书的方式大体上分三种。

第一种是政府即官方组织刻印。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诏高品、张从信到成都刊刻《大藏经》，计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刻版达十三万块之多，历时十二年，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才完成，世称《宋开宝蜀本大藏经》，简称《开宝藏》。此书当时流传到日本、高丽、越南等国。这是历史上第一部刻印的佛学大典，是有明确日期的北宋最早刻本。宋代官刻图书中《开宝藏》《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五部巨著刻印量最大，影响深远。

第二种是作坊刻本。这类作坊很多，几乎遍布全川，各州学、监司、书院都在刻印。成都的辛氏、樊赏、过家，西蜀崔氏，成都县龙池坊卞家，临邛韩醇、李叔仅，蒲江魏了翁，广都费氏进修堂、裴氏宅，眉山的万卷堂、书隐斋，等等，都是著名的刻书坊。

第三种是私家刻本。如北宋初年成都的彭乘，“聚书万余卷，皆手自刊校，蜀中所传书多出于乘”。其所刻《彭秘书集》、蜀本《元微之集》、《白氏长庆集》以及唐宋诗文集均为世珍。北宋末年，蜀医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眉山的程舍人等，则是著名的私刻本和刻书家。在宋代，成都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书市，刻书以成都为中心，包括广都、眉山等地。蜀本书籍不仅品种全、数量多，而且刻工精湛，版式疏朗，校勘精审，颇具特色。《宋史·张咏传》说：“宋时蜀刻甲天下。”蜀刻在宋代始终居于全国中心地位，如成都费氏所刻的龙爪本，时人称羡。成都刻本《鹤山大全集》、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尤其《春秋经传集解》三卷，刻印特精，字大如钱，墨黑似漆，被誉为宋刻大字本之代表作。

印制纸币不是使用一般木版，而是使用铸造雕刻的铜版。蜀中在五代和北宋时期就有铸造和雕刻铜印的技术。乾德三年（965年），宋太祖认为原来使用的印鉴是五代时期所铸，篆刻都很不理想，诏令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及三司印鉴，广征天下刻艺精湛者。有人推荐四川铸印官祝温柔。祝氏自言其祖思言系唐礼部铸印官，僖宗时期随驾入蜀，世代习缪篆，技艺尤精。祝氏精湛的铜印铸造和雕刻技艺世代相传于蜀中，交子务中的雕工铸匠，很可能就是祝氏的传承者。印制交子的铜版铸造和雕刻工艺与铜印的铸造相差无几，只要能铸造官印，交子铜版的铸雕就不成问题。从费著《楮币谱》中我们可以发现，宋代成都印制的交子、会子分为黑、青、红三种颜色，六印皆饰以花纹、红团，背面则以故事为题材……其印制水平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

宋代四川的雕刻艺术发展相当广泛。保留至今的除了雕版印刷的书籍外，还有大量的石雕、木雕艺术。这种传统艺术一直沿袭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