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党建引领谋新篇：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时代经验——以战旗村为例的调查研究

史雪聃 王树波 何昳矾 毕于欣 马德彪 周自横

王煜 李雨昕 王玉琳 胡雨蓓 聂润心

摘要

新时代，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和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视察时，高度评价了战旗村的各项工作，指出“战旗飘飘，名副其实”，并寄予乡村振兴要“走在前列，起好示范”的殷切嘱托。战旗村是集体经济明星村，而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是战旗村振兴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团队以战旗村为研究案例，长期深入了解战旗村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和阶段特征，在“目标—主体—机制”的框架下分析发现，战旗村的实践逻辑在于通过明确带路人、明确落实通路和明确协同对象三大抓手，有效地回答了“谁来负责”“如何引领”“与谁合作”三个问题，进而激发了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效能。在此基础上，团队从“党建+组织引领”“党建+政策引航”“党建+产业引导”“党建+战略引路”等方面总结了战旗经验，并以4省份34个行政村为试点，验证了战旗经验的实用性和可推广性，为当地推进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助力，较为圆满地实现了团队成立之初定下的“总结好、推广好战旗经验”的预期目标。

关键词

乡村振兴；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战旗村

一、研究缘起

振兴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从实践来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价值目标有内在一致性，大力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源于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经历了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演变。1956年年底，全国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数量达54万个，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87.8%，标志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改革开放后，封闭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始努力适应市场化改革，不断探索新发展路径以摆脱计划经济惯性，但这仍未改变集体经济不断衰弱的趋势。1996年，在全国72.6万个行政村中，集体经济经营收益在5万元以下的村占42.9%，其中集体经济经营收益为零的行政村占30.8%（陆雷、崔红志，2018）。

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连续出台针对“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开启了新一轮农村改革。这些政策让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起底回升”，新发展方向和实现形式加速形成（高鸣、芦千文，2019）。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仍相对滞后于其他经济成分，发展不平衡问题凸显。2011年，在全国58.9万个行政村中，集体经济经营收益在5万元以下的村占79.7%，其中集体经济经营收益为零的行政村占52.7%（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2012）。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行全面深化改革，为激发农村集体经济活力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审议通过了《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正式拉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序幕。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振兴计划。表1中的统计结果显示，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成效显著。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2015—2018年）》《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2019—2020年）》。

从整体上看，集体经济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的村庄占比仍较高，说明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进步空间，诸多阻碍集体经济发展的难题仍待破解。例如，农村普遍存在人才供给不足、人力资源缺乏的问题，严重制约了集体经营性资产持续经营和持续盈利的能力（赵黎，2023）。庆幸的是，经过多年的实践创新探索，全国陆续出现了一批发展路径成熟的集体经济强村。如何总结其实践路径、推广发展经验，对在新时代继续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战旗村视察时指出，“战旗飘飘，名副其实”，并寄予要“走在前列，起好示范”的殷切嘱托。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是战旗村最根本的发展经验。近五年来，本团队所在学校均有学生前往战旗村开展“三下乡”调研，其调研数据形成了宝贵的数据资料库。接续学长、学姐们的调查研究，本团队长期深入了解战旗村的历史和阶段特征，以期总结好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中国故事，为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提供青年智慧。

二、案例介绍

（一）案例选择

团队以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为主题，选取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作为研究案例，有如下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先进性。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战旗村，高度评价了其各项工作，并寄予其要在乡村振兴中继续“走在前列，起好示范”的嘱托。同时，战旗村先后被中央组织部、农业农村部等授予“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2022年成都市抓党建促集体经济发展典型案例”等荣誉称号。2021年，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680万元，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55万元，该村在四川省乃至整个西部地区都有较强的先进性和示范性。

第二，可行性。一方面，团队成员均为在校本科生，校区距战旗村仅36公里。便捷的交通条件不仅有利于团队开展长期的深度驻村调研，也能让团队成员在学习之余，随时开展实地补充调研。另一方面，学校每年均有学生前往战旗村开展调研，与村干部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其调研数据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数据资料库。

图1是战旗村的区位示意图。

（二）发展历程

整体而言，战旗村的发展可分为组织完善、产业孕育、产业升级和股份制改革探索四个阶段（见表2）。

1.组织完善阶段（1956—1976年）

紧急组织社会文化补课，增强内生动力。1965年4月，大队长罗会金提出“干部要学陈永贵，社员要学大寨人”的口号，这不仅是“战旗飘飘”的出发点，也是“穷则思变”的集体实践。1969年，公社下发了《先锋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三年规划（初稿）》。从此，战旗大队具备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条件，这也是其至今仍发展集体经济的根源。

2.产业孕育阶段（1976—2006年）

村企艰难起步，因地制宜盘活土地资源。首先，战旗村发挥当地优势，采取联合、兼并、出售以及资产重组、购买小股东股份等方式对企业进行改制。其次，战旗村摸清市场需求，邀请设计团队统一规划，确保发展理念和市场同步。最后，战旗村完成逐户调查摸底、农民收入结构分析，梳理出技能培训、创业资金支持等就业创业需求，精准制订了农民就业增收措施。

3.产业升级阶段（2006—2012年）

引领土地流转与制度改革，集体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在成都都市圈的辐射带动下，战旗村在城乡统筹、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上持续发力，迎来了从工业化向农商文旅结合的生态绿色发展的转型，创新“加工链”，发展绿色高端产业，结合当地传统手艺，传承非遗文化。

4.股份制改革探索阶段（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后，战旗村紧抓改革红利，争取政策试点，集体经济驶入发展快车道。2014年11月，《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出台，战旗村随即展开股份制改革工作。2015年，战旗村抓住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的机遇，敲响四川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第一槌”。战旗村始终紧跟国家大政方针，凭借敏锐的政治领悟力抢占改革高地，同时也总结了诸多优秀经验，如“三问三亮”“一强五引领”和“八字诀经验”等。

（三）发展现状

战旗村党委充分发挥“主心骨”作用，引导各类组织发展，现有7个党组织、4个自治组织、7个群团社会组织（见图2），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实现了集中居住区、合作社、民营企业党组织全覆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战旗村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支部建在产业链上”的目标定位，探索跨村区域党建联合体，创新“三问三亮六带头”“三诺三办两评议”等机制。建立以党组织为核心，自治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一核多元”协同治理机制。村党委抓集体经济发展，整合村企，带动土地改革，带领群众增收致富。2021年，村集体资产达8497万元，集体经济年收入达680万元，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55万元。

三、调研安排

第一阶段，以党政、集体经济、乡村振兴等领域文献为中心，初步构建前期文献库。通过收集统计数据，分析战旗村近40年党建及集体经济的发展情况，初步认识战旗村党建引领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及历程。

第二阶段，到战旗村实地考察，对战旗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副书记及部分村民和党员进行采访，参观村史馆和党建展示馆，深入考察党建在战旗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战略定位。

第三阶段，对前期资源查漏补缺。团队多次前往战旗村党支部调研，获取了村集体经济发展相关统计数据、村历年工作总结及工作计划。通过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汇总及研读，深入了解战旗村党建引领集体经济发展的机制。

第四阶段，整理书面和口头资料，删除重复数据，将剩余数据编码归类。通过采用多层次、多数据源的资料收集方法，以多种视角形成三角验证，为归纳构念提供丰富可靠的解释。

四、战旗模式

通过对战旗村近40年发展历程的分析，团队发现了其以党的建设为内核促进集体经济发展的多途径引领机制，总结了新时代新成就背后的战旗模式，即回答“谁来负责”“如何引领”“与谁合作”的三个问题的“三个明确”——明确带路人、明确落实通路和明确协同对象（见表3）。

（一）明确带路人，回答“谁来负责”

1.基层组织聚核凝芯，领导地位持续巩固

战旗村村党总支大胆创新改革，推动产业升级，带领群众增收致富，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进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联合周边村党组织组建党建联合体，推动区域连片发展。创办全国首家乡村振兴培训学院，开展“新村民”“新农人”招募行动，始终坚持“党支部统揽全局，抓集体经济发展，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思路，村党支部工作路径主要如下。

第一，科学优化党组织构架。按上级关于村级建制优化调整的工作部署，战旗村于2020年6月初完成了新战旗村的组建，并优化了组织构架。2021年3月，新村委会完成换届选举，村党委下设6个支部，共有党员165人、党小组14个。

第二，理顺并优化工作机制。2021年11月，为解决村级办事机构人岗不匹配、办事效率低等问题，村“两委”决定成立村党委领导下的新“六大办”，即综合办、产业办、景区办、农发办、村建办、财务办，让分工更明确、职责更清楚。

第三，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战旗村时指出：“你们这个‘三问三亮’，把共产党人的作用发挥出来了。”战旗村党建坚持“三会一课”制度，创新“三问三亮六带头”机制，组织引导党员通过学习强国等平台加强理论学习。

2.发挥党建工作的“火车头”作用，引领经济业务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处理好党建和业务的关系，坚持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要发挥党建的引领作用，就要正确处理好党建和业务的关系。有了党建工作的领导核心，才能发挥和巩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才能推动业务又好又快地发展。

战旗村始终坚持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居民集中居住区、集体经济合作社、民营企业和项目上，现基本实现了农村基层各领域党组织全覆盖（见图3）。同时在党总支领导下，推进自治组织、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经济组织等多种组织共同发展，确保村党总支对全村发展的直接领导和高效统筹。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立集体经济发展合作社，以“党组织+产业”的方式带动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经济组织对全村土地实行了最大化统筹，真正落实了集体土地所有权，为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创造了条件。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实践，离不开村党建工作的“火车头”作用。2003年后的土地调整、2007年的集中居住区建设等几乎所有重大决策都是由党支部领导下的村集体来统筹的。近年来，涉及土地整理、承包地流转、集体资产确权到户等方面，群众间也会有矛盾，只有村集体跳出个人利益在全村进行统筹，才能找到土地整理与集中的最优解，最大限度保证公平。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真正落实，为土地制度改革和建立土地增值收益的合理分配机制奠定了基础。

（二）明确落实通路，回答“如何引领”

1.党建重构管理网格，动态过程快速响应

由于农村信息流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农村社会治理的网络中，基层问题的建构往往缺乏动力：问题主体常停留在极端个案的独立概念层面。涉及各主体的连接和相互作用都要通过转译连接成网络（王鹏飞、王瑞璠，2017）。各主体含人类及非人类行动者。其中又包括核心行动者和其他行动者两类（拉图尔，2005）。战旗村党委作为网络中的核心主体，与各方行动者协同重构网络，将滞后的响应模式转化为动态问题模式。具体划分为：问题内部化与问题外部化。在问题内部化过程中，通过“党员+社区+单元”的日常网格化单元自主管理，对微观个体的需求进行日常化全面动态把握；在问题外部化过程中，强调村党委政策信息的捕捉与转换。图4为战旗村行动者网络图。

据统计，2018年前，战旗村已开展试点政策20余项，有效增强了过程活性。上述两过程使村党委实现了微观问题的汇聚与呈现，为村集体经济的长效发展提供了主要动力。

2.二重利益赋予机制，赋能精准长期决策

集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行动者的支持和参与。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如何赋予利益才能激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其他行动者的积极性。由于群众追求实利的特性，要想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必须建立系统、公平的利益赋予机制。该机制的建构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短期利益的直接赋予。群众的本质特征与对利益的追求决定了其对平等的诉求，个体在平均主义公平的目标牵引下组成群体。因此，如何满足群众诉求便成为利益赋予的关键环节。战旗村党委通过内外信息的有机融合，学习借鉴其他村的利益赋予机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一套多层次的利益分配机制（见图5）。例如：将社会资本运营的税后利润，先划分为保价收益与溢价收益，保价收益100%划归村民与集体。溢价收益中50%流向平台管理公司，50%归属集体经济与村民。划归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的部分，又分别以49%与51%的比例划分给村集体经济组织与企业。这一划分机制保障了村民收入的多样化，是解决效率与公平问题的有力实践。

第二，长期利益的激励赋予。在保证短期直接利益的前提下，村党委的着力点在于探索长期利益的可获得性并将其嵌入日常生产经营。为此，村党委多次引入外部优秀资源，利用社会网络辐射效应，推动文化和乡风文明建设，为长效利益机制的嵌入提供接口。2006年起，战旗村每年开展“大学生进农家”活动，邀请大学生与村民同吃住，帮助村民们养成好习惯、树立新观念。

3.内延外拓征召途径，持续纳入活力因子

战旗村集体经济建设呈现多途径的征召方式。

第一，基层组织征召。凭借长短期利益赋予机制为村民培育集体经济信心，党支部在产业上的广覆盖增强了村社会治理网络链的韧性，强化了党支部的“火车头”作用。

第二，党员节点征召。基于总体利益的有限性，平均主义的公平往往难轻易实现，但战旗村创新性地推行“三问三亮”，提高了基层党员素养与政治觉悟，稳固了关键网络节点。在利益分配中，党员的权利让渡使集体经济的发展有了更大空间，规范了内部网络结构。

第三，土地征召。战旗村能敲响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第一槌”主要得益于其党建网络的构建对土地征召固有阻力的有效弱化。另外，集体经济的长期利益赋予使村土地资源变得灵活，能适应复杂的用地需求。

第四，人才、技术征召。村党委作为群众与外部的媒介，在制订科学规划的同时，将人才、技术主体纳入征召范围，实现行动者网络的外缘拓展，为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奠定核心基础。通过系列征召，村党委得以不断规范内部网络结构，同时不断纳入活力因子较强的外部主体，有效激发了网络活性。

图6为各主体行动者与强制通行点。

4.吸收吸引化零为整，乡土整合动员群众

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需关注的主体仍是农民。通过组织建设来强化引领作用有两条途径：一是整合分散主体；二是动员群众。战旗村党委动员的亮点在于：一方面，吸收部分能力突出的农民参与政治生活，壮大了村党支部的力量；另一方面，通过集体经济多途径分红、先锋模范党员的无私奉献吸引群众，增加民间支持，使转译过程实现最佳效益。

战旗村的行动者网络，以村党委为中心体，以国家政策为支撑，调整内部网络结构，延展外缘网络，对其他行动者进行征召。异质性的行动者在战旗村的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构成了复杂的网络关系（张学波等，2018）。这一结构在党建引领下随着各主体、因素的变动会发生动态调整，具体表现为外部行动者的纳入、转变和网络关系变化（见图7）。

（三）明确协同对象，回答“与谁合作”

1.党建联合扩大影响，打破村庄传统边界

战旗村作为周边村落群中的佼佼者，通过成立村际党建联盟发挥品牌辐射作用，激活全域发展动能。2020年，战旗村与周边的金星村合并为新战旗村，联合周边火花村等党组织组建党建联合体，推动区域连片发展。基于党建联盟站的方位，共同探索村际议事决策机制和工作协同机制，直击村际重复建设、资源内耗等问题。

2.多元主体联通联动，协商共治民主乡村

以人民为中心，多元治理主体在党建引领下联通联动。战旗村依据村民民意考察结果，科学考虑集体资源及社区治理问题，以党建为抓手，以“自治、德治、法治”为工作重点构建“一核多元”基层治理共同体。

战旗村聚焦小微权力治理，由党组织定期考察战旗村村民委员会、议事会、居民监督委员会等自治组织。此外，战旗村严格落实“三问三亮”“三固化、四包干”的治理制度，鼓励党员干部下沉基层、联络群众。

战旗村调查村民的现实问题和需求，引入成都同行社会服务中心，为村民提供特色公共服务。据统计，战旗村已开展老年人兴趣工坊活动10场、长期患病支持互助小组活动9场，举办大型节日活动3场，服务村民超过1500人次。

战旗村通过引入和联合社区社会组织、常态化开办农民夜校来培育新时代农人。目前，战旗村已成功打造了2个社区社会组织，锻炼了20余名村民骨干。

3.积极拥抱虚实要素，再造强劲动能引擎

战旗村积极拥抱大数据，把非人要素纳入治理共同体，成立四川乡村战旗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打造“数字战旗”乡村数字大脑服务平台。建立“三会一课”、党组织管理和党员等党务数字化档案，数字赋能党建工作。通过链接生产、生活、经营等数据，实现全村数字化管理。

五、战旗经验

（一）党建+组织引领

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是推动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锻造专业化人才队伍，就要强化党建引领。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党员干部储备不足、后备力量匮乏的问题，一些地方还存在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弱化、治理缺位等问题。只有坚定不移地建设强大的基层党组织，才能为集体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壮大提供政治保证。

（二）党建+政策引航

推动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的基础上，加大整合力度、提升执行精度，确保为基层所需、受群众欢迎。“党建+政策”引领集体经济发展，需强化财政激励，统筹财政资金投入，加大“输血”力度。制定“补短板”措施，依托村集体经济组织，深化帮扶支持。

（三）党建+产业引导

发展集体经济要在探寻个性化出路上做足文章，慎重挑选产业项目，找到符合地方发展的产业方向，保证生产的可持续性。要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利用制度优势，健全农村创业创新体制，在培养创业创新领军人物方面下功夫，为人才提供实践锻炼和交流学习的平台。用高水平、高品质的产业工程推动集体经济的发展。

（四）党建+战略引路

围绕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进一步组织广大农民整合资源、发展产业，真正实现资源转资产、资金转股权、村民入股，使基层党支部更有凝聚力、村庄更有活力、村民更有归属感。要以党的建设为引领，不断夯实基层治理组织的经济基础，调动村民主观能动性，从根本上激活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六、政策启示

战旗村的做法已成为全国乡村治理工作的典型案例之一。我国乡村基于不同客观条件已形成多样化发展特征。为增强成果的可实践性，本研究根据党建情况与集体经济发展程度，将我国乡村分为“实党建—强集体”“实党建—弱集体”“虚党建—强集体”“虚党建—弱集体”四类，并以战旗模式为样板，针对不同类型村庄提出建议（见图8）。

（一）“实党建—强集体”村庄

以战旗村为代表，该类村庄分布较分散，通常有一定的生产基础，且党建的凝心聚力作用突出，人口流失现象并不显著；但由于其整体生产技术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从长远看，集体经济存在衰落风险。同时，该类村庄的基础设施与居住环境同城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据此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1.党建规划基础设施植入，以点带面留住人才

由党建进行科学规划具有天然优势。村党组织以其上下联动的特殊作用，一方面把握村庄全局面貌，另一方面学习别村优秀经验。依托党建全面规划，立足群众路线，通过助力中心村的公共服务功能发展，以点带面，配合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利用辐射作用，为村庄集体经济留住先进生产力。

2.党建统筹土地资源利用，生态经济协同发展

为防止该类村庄对生态环境产生不良影响，进而影响可持续发展，有必要发挥党建的统筹作用，规划生态基本红线与永久基本农田。针对农村土地、人员分散化的特点，由党建牵头调配土地资源，实现农村土地资源集约、农村人口集聚的目标。力求中心村向生态宜居转型，使集体经济顺应发展潮流。

（二）“实党建—弱集体”村庄

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该类村庄的大部分用地被城市所蚕食和包围。以“城中村”为代表，该类村庄具有良好的党建基础，但集体经济组织关系涣散，存在空心化现象。其面临的发展难题是村庄缺乏“造血”功能，集体经济资源未被充分盘活。据此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1.党建畅通城乡要素流动，融合强化造血功能

基于该类村庄的地理位置，其集体经济的发展必须依托城乡融合。利用城市广阔的潜在市场，采取“党建+龙头企业+农户”模式，通过党建汇聚资源，增强集体经济向心力。另外，由党建引领来深化村庄居间服务的开展，增强远郊村的生产功能、近郊村的服务功能、城市的需求满足功能，实现要素畅通。

2.党建织密基层治理体系，协调上下联动功能

党建的引领体现在群众路线的坚持上。要明确村庄的发展主体仍是农民，欲改变其分散化特征，从根本上助力农民发展，就要重视基层治理，利用综合治理网络，推动党组织与基层干部下沉嵌入基层，打通组织架构与社会网络。另外，利用集体经济促使人、财、物资源向基层倾斜，助力基层发展。

（三）“虚党建—强集体”村庄

该类村庄往往有比较优势资源。在地方政府并未对农村土地等资源进行严格管控的情况下，当地农村集体组织主要利用集体资源进行市场化交易来维持收入，对党建引领的依赖较弱。目前来看，其集体经济的发展成就较为突出，但集体土地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边界性决定了集体组织收入的不可持续性。结合集体组织空壳化现象，本研究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1.党建凝聚品牌经济合力，统一集体生产标准

该类村庄具备发展品牌经济的比较优势与潜力。通过党建进一步凝聚集体经济合力，由党建充当连接集体的中心，连接上下游产业，合力打造村庄特色品牌。为克服品牌经济标准化的难题，需运用党建的协调功能，定期开展支部党员座谈，深入了解民情村情，协调统一生产标准，为村庄品牌成长保驾护航。

2.党建协调多元利益连接，延展产业链增值增效

该类村庄集体经济发展虽成果喜人，但其发展的可持续性仍有待商榷。为此，必须借助党建引领，使其收入结构正规化、合理化，做到标准化生产促一产、精细化加工促二产、文旅融合助三产，全面推动产业链高质量增值增效。在基层党委的带领下，贯通产销，积极建设集体经济“村—企—农”的特色产业化集体经济业态。

（四）“虚党建—弱集体”村庄

该类村庄呈现出几个主要特点：村级组织涣散、村集体经济几乎空白、村干部威信丧失、空心化问题严重。如何凝聚力量，发展集体经济，对抗人才流失风险，是该类村庄亟须解决的难题。据此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1.党建构筑群众发展信心，建设阵地便民利民

对于该类村庄组织涣散的状况，创办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是一条有效路径。在此过程中，要把重心放在劳动联合上，并辅以资本联合。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村民意愿、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党建引领阵地，为集体经济发展奠定基础。另外，加强党建引领下民生事业发展，为村集体成员开展培训，提供就业岗位，并保障托底安置，为集体经济发展注入长效动力。

2.党建带头探索前进方向，三层设计注入动力

由党建带头，借助集体经济优势，实现多面资源的全面整合。由此实现生态资源价值化的三层设计：首先，通过集体经济对内部资源进行核算、清查、定价；其次，通过党建与集体经济的媒介作用，引入外来资本，结合村内外资源，制订合理收益分配计划；最后，推动进入主体社会化包装，对生态资源进行产权分离交易，从而有效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七、经验推广

调研团队在总结战旗模式的基础上认真进行实践验证，在4省（自治区、直辖市）34个村庄进行了宣讲、座谈、走访，针对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见图9）。此后，团队将继续与村庄保持联系，密切关注建议的落地时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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