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积极因子赋能:杰出企业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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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儒家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既有精华也有不足的。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体系,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也十分庞杂,而且一直处于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之所以具有生命力,一直是影响中国政治、中国社会、中国民众的主导思想体系,就在于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能够不断吸纳中国其他思想流派乃至外来思想流派的精髓,不断自我扬弃、自我更新。

儒家思想应用于企业经营管理领域,既有可以进一步发扬光大的部分,也有需要抛弃的消极部分。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仁人志士关于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伦理学-政治学体系,这套思想和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是有着相当大的差异的。因此,将儒家思想的精髓运用到企业经营管理中,需要根据产业环境和企业经营管理的需要,不断进行创造性实践,如此才可能将儒家思想的精髓在企业经营管理中落地,也才可能在实践中发展儒家思想。

我们认为,儒家思想应用于企业经营管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是需要重点解决的。

1.科学精神的培养与强化

科学是可检验的解释和对客观事物的形式、组织等进行预测的有序知识系统,是已系统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识。

中国传统文化从伏羲时代开始,一直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成熟时期——春秋战国时代,其基本思维方式是经验总结式的。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墨家等都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经验进行反复的、广泛的、深入的总结梳理,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学极其发达,以至于有“六经皆史”的说法。同时,中国传统的主要思想流派对自然科学关注不多。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发明,如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印刷术,都是技术发明,是经验总结,背后缺乏科学理论支撑。

儒家思想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套伦理学-政治学思想,主要讨论的是社会精英的价值观、政治理想、人格修炼,以及治国安邦问题,其中缺乏对自然科学问题的讨论。

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是“经世致用”,也就是实践理性,这使我们经历了近代以来的反复挫折后接受了现代科学思想和科学体系,并逐步建立起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工业体系。

当然,同时也要看到,正是由于传统文化中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不足,在现实生活中,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对原创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视仍然不够。

因此,在对儒家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工作中,必须高度重视科学精神的培养与强化。

2.工匠精神的发扬和强化

中国传统社会是有工匠精神的,也有鲁班、李春这样的世界级工匠,但工匠精神并未为精英文化特别推崇。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精英文化,有上下尊卑的偏见,对传统社会中的农业、手工业的技艺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随着现代企业兴起,企业家在实践中认识到工匠的重要性,不少企业家也身体力行地践行工匠精神,如中国化学工业先驱范旭东、侯德榜。国有企业中也涌现了不少优秀工匠,如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金牌工人”许振超、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的首席技师秦毅等。

在中国企业由价值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的过程中,工匠精神的发扬和强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2016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弘扬工匠精神。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鼓励培育和传承好工匠精神。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提出要弘扬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

儒家思想中有深厚的敬业、严谨、诚信、重视教育与注重终身学习等思想资源,以适当的途径和方式是完全可以将这些思想资源转化为工匠精神的。

德国和日本是高端制造业发展得很好的国家,这两个国家在工匠精神上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德国高端制造业的发达,与其理工类高校数量多、水平高有关,同时也与德国的职业教育十分发达有直接关系。

2010年10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已经提出了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思路。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再次提出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将战略性新兴产业确定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产业。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能型人才缺口超过1900万人,预计2025年接近3000万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职业教育迎来了重大转机。2018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强调:要把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对接科技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着力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

企业借助这样的利好政策和国家产业升级趋势,结合自身生产经营需要,并辅之以员工培养机制完善与薪酬制度变革,就可以将儒家思想中的有益思想资源有效地转化为经营管理急需的工匠精神,培养大批高端技术人才。

3.经世致用与急功近利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人口多、资源少的背景下产生、发展的,从传统文化诞生伊始,中华民族就面临着旱涝灾害、外敌入侵种种威胁。在生产力低下的农业社会,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保证民众基本温饱,还要解决治水和抵御外侮问题,使得中国传统学术无暇考虑与紧迫的社会危机距离较远的问题。重视应用、重视解决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成为中国学术的必然选择,用学术性的语言表述就是,经世致用、实践理性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特征。

在历史上,中国学术的重大变革以及重大改革都是迫切的社会危机倒逼的结果。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是因为礼崩乐坏,“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墨家、阴阳家等各派思想,试图从不同角度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

经世致用、实践理性的优点是务实,“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重视思想的现实针对性,拒绝迷狂极端的思想;缺点是过于务实,缺乏对于宇宙自然、人类社会追根问底的理论探讨旨趣,在理论形态上有较为明显的欠缺。这种欠缺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过度急功近利,在整体社会氛围上缺乏潜心问学、专注纯理论研究和基础科学研究、扎实做好基础工作的价值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1979年到2018年的40年,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9.5%的速度增长,就是经世致用精神的最好体现。强调速度、强调解决方案能够立竿见影、重视机遇的把握,在企业运营中强调灵活机变、讲求弯道超车,使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迅猛发展。但过度急功近利也造成大而不强的问题,需要我们彻底纠偏。

因此,在中国企业由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升级的过程中,在发挥传统文化经世致用优势的同时,要特别注意防范急功近利的弊端,要将儒家文化中敬畏、严谨、笃实、坚韧等思想资源继承下来并创造性地运用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使中国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营销等方面产生质的变化,突破低端产品、低端服务的瓶颈,实现有序升级。

4.企业运营中的公司治理和规范管理问题

国有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为行政型治理模式,行政型治理与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企业之间存在诸多不适应之处,影响企业经营业绩和管理效能的充分发挥。近年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就包括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规范管理。

同时,也须加大力度推动民营企业运营中的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和规范管理。

儒家文化以家族文化、人治文化为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在企业运营中有其优势,但企业一旦发展到较大规模,特别是上市成为公众公司后,就应当积极主动地进行公司治理结构的再造和经营管理模式的规范化工作。一些大型民营企业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华为、腾讯、阿里巴巴、小米、京东、大疆等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实现了科学规范管理,取得了良好业绩。但中小民营企业在这一点上还有较大差距。深圳市公司治理研究会联合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于2020年11月28日发布的《深圳市上市公司治理评价报告(2020)》显示,深圳市上市公司治理整体水平领跑全国,但发展依旧存在明显的不平衡,中小企业治理存在短板,信息披露相关性不足,存在潜在的治理风险。

公司治理和规范管理问题与民主思想和法治思想有关,在儒家思想中,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有重视人民权利、权益的民主倾向,荀子的礼制思想则直接启发了后来的法家思想,是我们制度管理、规范管理的本土文化资源。将这些原生的思想资源与现代公司治理理念进行有效对接,可以生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规范管理模式。

在将儒家思想的优质文化资源运用于企业经营管理中时,不能只是简单照搬经典说法,毕竟儒家思想起源于约2500年前,本源性的儒家思想是适应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伦理—政治学说,将之运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就必须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体来说,就是要把儒家经典的理论原则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具体实践、具体要求、具体流程等有机结合,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语境中继承和发展儒家思想。比如,华为的“灰度”理论毫无疑问是对儒家“中庸”精神的创造性解读和发展;华为和OPPO提倡的批判精神则与《易经》的变易创新思想有关。

本书中,我们还会探讨更多的案例、场景,为儒家文化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的继承发展提供更多更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