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欧洲

时间飞逝，塔碧莎再也按捺不住了，她决定出发。我仍然担心此次旅行对她来说是个错误，她可能会在最后几分钟改变主意。但是随着3月临近，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好像我们真的就要动身了。

我们购买了备用绳索、后视镜、化油器以及米其林备用轮胎，并打包了数卷功能神奇的3M建筑胶带。这些胶带有两英寸宽，看起来十分结实耐用，这是我紧急修理时的最爱。我们还带了睡袋、雨衣和备用头盔。塔碧莎找出上次旅行中戴过的结婚戒指，她戴着戒指会在旅行中省掉我们很多麻烦。由于从美国汽车协会在线旅行社无法订到去中亚、西伯利亚和撒哈拉地区的机票，因此我们买了地图并规划好路线。我们还想办法把钱带到那些没有美国运通银行办事处的地方，以及那些用旅行支票会招惹麻烦的地方。我锁了办公室，并确保外出之时有人能照顾我的住房。此外，我们还要接种疫苗以及办理签证。

不过，我不打算带任何引荐信，也不带通信地址簿。我们将这次旅行视为本能之旅。我们不想依靠老朋友，无论是私人朋友还是生意上的朋友，他们会把我们举荐给他们的朋友并让我们参加他们的聚会。与之相比，结识新朋友，尤其是途中的朋友才更符合冒险之旅的意义。这样我们才能有一次截然不同的冒险，可能这样会更好，也可能更糟。我们希望这次旅行能成为发现之旅。

我仍然提心吊胆，希望塔碧莎不要改变主意，希望她能成行。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简直难以相信。1990年3月25日，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我决定开始环游世界之旅。我们规划的路程前半段是从爱尔兰的西海岸出发，穿越欧洲和中国，最后到达日本。我们将成为首批从大西洋骑摩托车到太平洋的地面旅行者。规划路程的后半段是通过苏联的西伯利亚和中欧折返回爱尔兰，这也将创造另外一个第一——第一批从太平洋骑摩托车到大西洋的地面旅行者。这样环绕地球的总旅程将达到两万英里。

塔碧莎用板条将摩托车包装好后运到爱尔兰航空公司。我仍考虑我们是否已经处理好一切事宜。供暖人员是否清楚下一个冬天该做什么？如果屋顶漏雨，看家的人应该怎么办？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我们已经在飞机上了。有那么几分钟，有一种不现实和陌生的感觉向我袭来，让我沉思我是谁，我怎么飞行在大西洋之上，为什么自己要做可能被当作傻瓜的事。

我们仔细看过地图，发现爱尔兰的最西端是一个名叫顿琴（Dunquin）的村子，人口不足100人，那里就是我们的始发站。到了爱尔兰，拆掉摩托车的包装后，我们就从香农机场驾车穿过郁郁葱葱的乡村到达顿琴。到那儿后我们开始寻找邮局。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们来到了这个散落着茅草屋舍和干草堆的小村子。翠绿的斜坡延伸在暗蓝色的悬崖之上。邮局关门，但我们仍敲开了门，种种迹象显示女邮政官就住在这里——在我孩提时亚拉巴马的邮政官也这么做——我们告诉她我们正在环球旅行，希望她能证明我们曾来到顿琴并将之视为始发站。女邮政官名叫坎皮恩，红润的面颊，60多岁，体态丰满，让我想起亚拉巴马教堂里的妇女，她们是社区的顶梁柱，嘻嘻哈哈地批准我在主教堂担任助手。她是否会卖给我们明信片，而后在上面盖上带有日期的印章呢？

面带爱尔兰式的神情，她嘲笑我们想法荒谬，并邀请我们进去喝杯茶。她签署了一些卡片，而后一名在场的盖尔族学生在上面签了名，然后是我们在上面签名，最后她在卡片上盖上印章。官方认可的旅程开始了！

骑在摩托车上穿越爱尔兰十分美妙，道路狭窄蜿蜒，两侧树木郁郁葱葱，景色十分优美。在我的一生中，从在耶鲁大学学习历史课程到在牛津大学的工作，而后到华尔街，我密集地学习了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我相信它们之间是有关联的，并将在我对世界市场的投资之中派上用场。我还要寻找一些投资机会，尤其是那些经济将要起飞的国家和它们的投资市场，在这些地方我将能获得5倍、10倍、15倍的回报。

然而，爱尔兰并不在这些国家之列。事实上，美丽的乡村景色让我感觉有些沮丧。多少个世纪以来，爱尔兰要么处于战争状态，要么是叛乱，要么是萧条。尽管这儿有美丽的风景、热情洋溢的爱尔兰风情，但一切看起来都那么让人遗憾，它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不稳定。这个国家所拥有的就是旅游和牧场，尽管也有一些半熟练劳动者，但他们只能成为英国人或德国人开办的银行、保险公司及证券公司中的内勤人员。

爱尔兰是中央集权经济体制的牺牲品，中央集权经济体制在我的字典中被定义为由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府控制和规划的集中经济体制。我进一步将之理解为一种信仰：政府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佳机构，即便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也能解决大多数问题，例如医疗、自然灾害、贫困、工作培训甚至感情伤害。

在爱尔兰海的对面，玛格丽特·撒切尔是第一位反其道而行之的重要领导人。当她1979年竞选成功时，英国正面临着经济危机，而这一切都源于政府试图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她开始卖掉工党政府执政期间那些国有化的资产和企业，此项举措振兴了英国经济。而爱尔兰开始这项进程的时间则要晚得多。

我上次到爱尔兰是在1964年，那时我还是一名牛津大学的学生。此时让我感到震惊的是，爱尔兰的乡村为什么如此空空荡荡。让我备感遗憾的是有才能的人正源源不断地离开爱尔兰，而且这种人才外流已持续了几代人。这并不是说爱尔兰没有聪明博学、智慧能干的人才，而是说人才的确在大量流失。

第二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临近科克郡，塔碧莎的摩托车抛锚了。我找不出哪儿出了毛病，塔碧莎的维修培训也没派上用场，她也找不出问题所在。

在纽约的时候，我俩报名参加了宝马的机械维修课程，用意虽好，但我没有去听过一次课，其他的事务总是显得更为紧迫。再说，我们都清楚塔碧莎比我更有机械维修的天赋。我总是笨手笨脚，每次拉百叶窗的时候都会把帘子和绳子缠在一起。塔碧莎不仅有时间，有机械维修的爱好，而且她的父亲教过她很多机械知识。这也是她吸引我的地方之一。

在出发之前，我们也曾聘请她的宝马摩托车课程指导老师斯科特·约翰逊为她开小灶进行私人辅导，斯科特对摩托车十分有感情。冬日，塔碧莎和他在房子旁边训练了好几周。在寒冷冰冻的日子，有时在夜晚暗淡的灯光下，他们把摩托车拆开再重新装上，然后再拆开。

每当斯科特指导塔碧莎每一个零件是干什么用的以及是如何运转的时候，我总在处理其他事情。我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教金融学，此外还是一个电视台的经济节目主持人。不过，我的注意力主要都集中在安排投资上，好让我现在在纽约的生活不会受到外出的影响。

不过，塔碧莎都是在教室中接受培训，而不是在路上。她可以把发动机拆下来然后重新装上，但是当发动机出现故障时，她诊断不出哪儿出了毛病。这个事例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真刀真枪地练习，而不能仅满足于学习理论。

这时，沿途驶来本地的一个摩托车队，着装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一样。他们的头儿名叫巴里·奥克菲和凯文·沙利文，为人不错。他们把塔碧莎的车搬上一辆卡车运到他们的修理铺，5分钟就修理好了。摩托车看起来不错，铬合金排气管上黑白相间的条纹格外显眼。他们邀请我们去了一家叫作摩鸠的酒吧，在那儿搞了一个聚会。

我们驶出爱尔兰，兴高采烈地向英格兰进发。

在英格兰待了一周后，我迫不及待地赶往欧洲大陆。我要到林茨向奥伯银行的客户做关于中欧发展的演讲。

由于到过欧洲许多次，因此我们快速地掠过熟悉的地方，几日内行程数千英里。从巴黎到慕尼黑527英里的路上，我们被冰冷的春雨浇成了落汤鸡。骑着摩托车感受这一切并不好受，但是要想贴近世界就要承受这样的痛苦。我带路，塔碧莎抱怨一天内竟然骑行了这么长的距离，但是我相信她会慢慢习惯这样的速度。

我非常喜欢奥地利及其股票市场，在那儿我曾创造过辉煌战绩。

6年前，我相信投资奥地利恰逢其时。因此，我给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奥地利信贷银行驻纽约办事处打了电话，问他们的经理我怎样才能投资该国的股票市场。

“我们没有股票市场。”他说。

我哈哈大笑。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和它驻纽约的代表竟然不知道该国有股票市场！

我知道奥地利以前有个股票市场并且发生过重大变革，银行经理对股票市场的漠视说明这个股票市场多么不起眼。

我让他相信他的祖国的确有一个股票市场，并问他是否能为我打听如何才能买到股票。与他打交道让人感到绝望，不过这更激起了我的欲望。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如何在股票市场上买卖股票！

我清楚德国正在发生什么——它正成为工业基地。

1984年11月我到过奥地利，并去了股票交易所，那儿没有一个人。交易所每周只开放几个小时，濒临倒闭。

最后，我在奥地利信贷银行的总部找到一个名叫奥托·布鲁尔的工作人员，他负责股票市场。在这家全国最大的银行，他一个人负责股票业务，竟然没有一个秘书。

当时在奥地利股票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不足30只，会员不到20个。回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奥匈帝国股票交易所拥有4 000多个会员。那时它是中欧最大的股票市场，其主导地位如同今天的纽约和东京。

我请奥托带我拜会了负责股票市场的政府官员沃纳·梅尔伯格，他向我保证，该国法律将会有重大修改以便鼓励人们投资股票市场，政府已经认识到必须有一个资本市场。

“将有什么样的变化？”我边问边掩饰着我的兴奋。

降低股息税，沃纳·梅尔伯格说。如果投资者对股票进行再投资，他们将免除股息税，同时给予股票投资减税，还将在法律上给予养老金和保险公司投资股票的特殊政策。这些都是以前不曾有的。

其他国家采取过类似的举措，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上述都属于拷贝式的措施，因为奥地利人目睹了德国股票市场的上涨。这让我想起了德国的投资组合经理，他们十分清楚奥地利在哪儿，熟悉得如同它是德国的郊区。如果市场开始启动，他们就会涌入，从而把市场价格推高。

但是永远要小心——投资的第一原则是不要赔本。我拜会了奥地利工会的负责人，向他咨询政府对此事的观点。他告诉我，政府不喜欢股票市场，但是他们清楚国家必须发展。一切妥当，我决定入市。

我的态度是，如果你相信一个国家，就购买其股票交易所中的每一只像样的股票。如果你有正确的理念，那么它们都会上涨。我购买了所有以坚实的资产负债表作为基础的股票——一家本土的建筑公司、几家金融与制造业公司、银行，以及其他几家建筑企业和一家大型机械设备公司。

几周后我参加了《巴伦周刊》圆桌会议，这是每年举办一次的一个讨论投资理念的论坛。我提醒其他成员，上一年我在德国进行了投资，但是今年我将投资奥地利，并摆出了我的理由。

文章在星期六早上刊出。星期六、星期日过去了，一切风平浪静。到了星期一早上，奥托·布鲁尔，就是那个在奥地利信贷银行没有秘书的家伙，迟到了。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电话便条。股票市场开始疯涨。伦敦、慕尼黑、纽约的电话不断打来，他们都在喊：“我要买奥地利的股票。”

奥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世界各地的电话仍在不断打来——《巴伦周刊》在全世界都有发行——人们都想买这家濒临倒闭的交易所的股票。最后，有人告诉他：“嗨，难道你没读《巴伦周刊》吗？”他当然没读。股票市场开始上涨，自然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

我不能推动一个市场，我所能做的只是指出真实情况是什么。上述的例子就是其中之一，只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想法，一旦你捕捉到它，它就变得十分清楚，所有的人就会涌入。

时至今日，有人说我亲吻了睡美人并唤醒了她。聪明人如是说，麻木的人则认为我做了一件神奇的事情。但是所有的人都会说，公主醒来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因为所有的人都赚到了钱，股票市场那年飙升了125%，而后又一步一步地上涨。

当奥地利人认为我是魅力王子的时候，奥地利信贷银行邀请我在它的季度论坛上发言。亨利·基辛格在此之前刚刚在这儿做过演讲。在此之前，这个论坛我只有坐着听的份儿。

我去了这个论坛，并说：“所有的一切还远未结束，稳住，你们都会在奥地利市场上赚到很多钱。这是一笔大买卖，此时正是股票从被严重低估回归到正常价值的过程。你们的经济正在发展，现在已经翻番，但并不意味着将来没钱可赚了。”

报纸对此进行了大篇幅报道。奥地利信贷银行租给我一辆摩托车，我（被报纸称作“古怪的吉姆·罗杰斯”）骑着它去了布拉格。我最终于1987年春天卖出了所有奥地利的股票——那时市场已经涨了400%~500%——因为我为当时全世界的股票市场担心。我担心会发生金融危机，不过奥地利市场是我最后才卖出的。

现在奥地利人邀我回去再做一次演讲。我渴望去林茨，我喜欢拼命地驾驶直至到达目的地才休息放松，但是我越临近林茨就越没有热情去演讲了。

“奥地利股票市场之父”的称号自然悦耳动听，但是这次我不十分看好奥地利以及其他的中欧国家。

奥地利市场过于成熟，濒临崩溃，和其他所有地方的人一样，毕竟奥地利人听到坏消息很难高兴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