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西方世界的人们普遍认为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对乌克兰动武的决定并不是理性行为。在此前夕，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提出，也许美国及其盟友做得并不够，“不足以阻止一位不理性行为者，我们此刻必须承认，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也许欠缺逻辑，看不到即将引发的灾难”。美国参议员米特·罗姆尼在冲突爆发后表达出相似的观点，他指出，“对乌克兰动武已然证明了普京先生擅于做出不合逻辑且事与愿违的决定”[1]。这两种说法暗含的假设是，理性的领导者只有在胜算很大的情况下才会发动战事。换言之，普京通过发动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事证明了他的非理性。[2]

其他批评者则认为普京公然违背了一项基本的国际准则，因而是非理性的。按照这种观点，唯一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诉诸武力的理由是自卫，但加诸乌克兰的是一场征服之战。俄罗斯问题专家尼娜·赫鲁晓娃断言，“随着（对乌克兰）发动无端攻击，普京先生已名列不理性暴君的长名单了”，她接着指出，普京“似乎沉溺于他的自我膨胀，想要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并有着明确的势力范围”。《名利场》杂志的记者贝思·莱文将俄罗斯总统描述为“一个对权力如饥似渴的自大狂，他怀揣着帝国的野心，以至于决定去攻击邻国”。英国前驻俄大使托尼·布伦顿声称，普京“对乌克兰主权的侵犯……（以及）对迫使该国就范的近乎强迫症似的痴迷”暴露出他是一位“心理不平衡的独裁者”，而非他一度曾是的“理性行为者”。[3]

这些主张基于人们对理性的常规理解，表面上看似合理，但始终存在缺陷。与许多人认为的恰恰相反，我们不能把理性和成功、非理性和失败画上等号。理性跟结果没有多大关系。理性行为者经常无法实现他们的目标，不是因为他们的思考很愚蠢，而是因为那些无法预料也无从掌控的因素。还有一种强有力的倾向是把理性和道德画上等号，因为这两种品质被认为是思想开明者所具备的特征。但这也是错误的。理性的政策可能会违背人们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甚至有可能是极端不公正的。

那么，在国际政治中，“理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令人惊讶的是，学术文献并没有给出一个好的定义。于我们而言，理性事关理解这个世界（即弄清楚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为何如此运作）以便做出决定来实现特定目标。这包含个体决策和集体决策两个层面。理性的政策制定者是理论导向型的，他们是“理论人”（homo theoreticus）。关于国际体系的运作，他们掌握可信的理论，这些理论有着基于现实假设的逻辑解释，并且得到了大量证据的支持。他们运用这些理论来厘清自身所处的形势并决定如何最佳地掌控形势。理性的国家通过审议来汇集关键政策制定者的观点，这个过程的特征是充满了激烈而无拘无束的辩论。简而言之，国际政治中的理性决策依托于阐释世界如何运作的可信理论，并且经由审议性决策过程产生。

有鉴于此，我们可以主张，俄罗斯对乌克兰动武的决定是理性的。

想想看，俄罗斯领导者依赖的是可信的理论。大多数评论人士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们声称普京决意要征服乌克兰和其他东欧国家，以期建立起一个更加庞大的俄罗斯帝国，这可以满足在俄罗斯人当中弥漫着的怀旧情思，然而这在现代世界中却没有任何战略意义。美国总统拜登坚持认为，普京渴望“成为团结所有说俄语的人的俄罗斯领导人。我的意思是……我只是觉得这不理性”[4]。曾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H.R. 麦克马斯特声称：“我并不认为他（普京）是一个理性行为者，因为他很害怕，对不对？他最想做的是恢复俄罗斯的国家强盛。他的驱动力就是这个。”[5]

但实际上，普京和他的顾问们是从简单的均势理论出发，把西方将乌克兰打造成俄罗斯边境上的坚固堡垒的努力视作一种生存威胁，这种威胁不能够被允许持续存在下去了。俄罗斯总统在解释他的战争决定的演讲中阐述了这一逻辑：“随着北约东扩，今年俄罗斯的处境变得更加糟糕也更为危险。我们不能坐视不管，被动地观察着事态的发展。对我们来说，这么做绝对是不负责任的。”他继续讲道：“对我们的国家而言，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是一个关乎我们国家未来历史的问题。这并不是夸大其词，这就是事实。这不仅是对我们利益构成的真正威胁，也是对我们国家生存和主权的真正威胁。这是我们在许多场合谈到过的红线。他们已经越过了这条红线。”[6]一言以蔽之，这是一场自卫战争，旨在防止力量均势发生对己方不利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莫斯科方面倾向于通过咄咄逼人的外交手段来应对在其边境上日益严峻的威胁，然而美国及其盟友不愿意迁就俄罗斯的安全关切。在这种情况下，普京选择了战争。分析人士预计结果将是俄罗斯军队占领乌克兰。[7]《华盛顿邮报》的戴维·伊格内修斯在描述俄罗斯出兵前美国官员的观点时写道：“如果真的爆发了战争，（俄罗斯将）迅速赢得初始的战术阶段。俄罗斯沿着乌克兰边境部署的庞大军队可能会在数日之内就占领首都基辅，并在稍稍超出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控制这个国家。”[8]事实上，情报部门“告诉白宫方面，俄罗斯将在几天之内迅速地击溃乌克兰军队，取得胜利”[9]。

俄罗斯的出兵决定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审议性过程的产物）。同样，许多观察人士对此抱有不同意见，他们声称普京没有认真地咨询文职顾问和军事顾问的意见就一意孤行地采取军事行动，而那些人本可以劝告他不要过于鲁莽。正如美国参议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沃纳所言：“他（普京）向来得不到多少人的直接谏言。所以我们担忧，他这样的孤家寡人（已经）变成一个自大狂，认为只有自己是那个能够重新恢复沙俄帝国荣光或者重新缔造苏联势力范围的历史人物。”美国前驻俄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表示，俄罗斯非理性行为的一个诱因是普京“被深度隔绝，周围全是些唯唯诺诺的人，这些人切断了他了解事实真相的渠道”[10]。

现有证据却讲述着另一个版本的故事：普京的僚属们对俄罗斯面临威胁的性质与普京本人持有同样的看法，普京在决定发动战争之前也咨询过他们。2008年，时任美国驻俄大使威廉·伯恩斯撰写过一份备忘录，其中显示，俄罗斯领导层一致认为，乌克兰与西方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威胁。这份备忘录警告道：“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俄罗斯精英阶层（不仅是普京一人）的所有红线当中最红的一道。在超过两年半的时间里，我与俄罗斯的关键人物进行了交谈，他们既包括克里姆林宫黑暗角落里的笨蛋，也包括批评普京最尖锐的自由派人士，我还没有发现哪个人认为乌克兰加入北约不是对俄罗斯利益构成的直接挑战。我可以想象没有什么万全之策可以让俄罗斯人平静地吞下这服苦药。”普京似乎也不是独断专行地就做出了发动战争的决定。当被问及俄罗斯总统是否与他的核心顾问们进行了磋商时，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回答道：“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决策机制。在当时的情势下，俄罗斯联邦的现有决策机制已被充分地运用。”[11]所有这些皆表明，俄罗斯的出兵决定很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俄罗斯对乌克兰动武的决定不仅是理性的，而且也并不反常。据说许多大国的行为都是非理性的，但实际上它们的行为是理性的。这样的国家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七月危机”期间的德国，以及20世纪30年代和“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的日本。但这并不等同于说国家总是理性的：1938年英国不制衡纳粹德国的决定便是非理性的，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决定也是非理性的。然而这些情况属于例外。国际政治学子们越来越普遍地认为，国家经常是非理性的。我们与他们的观点相反，并且在本书中提出：大多数国家在大部分时候都是理性的。

这一论点对于国际政治的研究和实践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在一个非理性盛行的世界里，研究和实践两者都不可能合乎逻辑。在学术界内部，我们的论证肯定了理性行为者假设，该假设长期以来一直是理解世界政治的基石，尽管近年来它遭受了攻击。如果说非理性是常态，那么国家行为就既无法被理解也不能被预测，研究国际政治便成了一种徒劳无功的努力。对于实践者而言，理性使得国家能够制定有效的对外政策。因为只有当其他国家是理性行为者时，人们才能够预测盟友和敌人在特定情况下的可能行为，从而制定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政策。

* * *

2019年11月，我们首次探讨了在国际政治领域就理性行为者假设展开撰述的可能性。当时，我们计划写一篇文章。在此后的四个月时间里，我们在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举行了一系列为期一天的会议，厘清了写作大纲。理论导向型思维是理性的特征，这就是在那些最初时光里形成的并在写作本书过程中保留下来的唯一洞见。

2020年3月，新冠疫情来袭，我们的会议告一段落，但我们的努力并没有终止。罗萨托在5月8日拿出了那篇文章的初稿，这时米尔斯海默着手撰写第二稿。当后者写作遇到障碍时，我们就每天在Zoom（多人视频会议软件）上开会交流，解决那些阻碍他的问题。很快，我们就发现是两个人在合写第二稿。7月31日，我们完成了第二稿并把它分发给一些同行，随后与他们在Zoom会议室里开会交流，通常是每次会邀请两位阅读者，以获取他们对我们写作想法的反馈。我们还在两次网络研讨会上介绍了这篇文章，一次是在圣母大学的国际关系研讨会，一次是在芝加哥大学的国际政治研讨会。

几乎每位读过这篇文章的人都对这个写作项目持有很大的保留意见。我们意识到，尽管我们已经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但并没有很好地阐释理性问题。遇到这种情况时，人们通常会忍不住想放弃，但我们决定加倍努力，写成一本书：一来是我们相信自己有一些重要的内容要说，二来是因为几乎所有与我们对话的人都被这个主题吸引。

于是，从2020年10月开始，我们几乎每天都在Zoom会议室里交流4个小时，直至2021年6月17日完成这本书的初稿。我们的会议遵循了一个固定的模式：最初的15分钟——有时候是30分钟——用于闲聊和使用共享屏幕功能一起写作、阅读和研究；然后，我们把书稿分发给一群同行，其中有些人曾经读过当初的那篇文章；随后我们在Zoom上进行一系列对话，有许多对话持续了数个小时。我们还利用疫情防控措施放松的机会，在芝加哥的海德公园与芝加哥大学和圣母大学的一些同行面对面开了两次会。

虽然我们在这些会议上认为，我们已经不止一次推翻了自己的论点，但我们并没有做到。我们的对话者再一次指出了手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当然，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告诉我们，他们认为我们搞通了一些东西，获得了写作一部重要著作的素材。

2021年9月下旬，我们着手全面检查修改书稿，每周7天、每天4个小时在Zoom上开会，感恩节和元旦期间也没有休息（圣诞节除外），就这样一直持续到2022年3月5日，我们拿出了一个新的版本。这一稿与前一稿在概念、理论和实证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在穷尽了我们的对话者名单之后，我们与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威廉·弗鲁希特分享了书稿，他随后把它发给审稿人。我们从他和审稿人那里收到了大量的评论意见，这促使我们又投入全部精力返回Zoom会议室里交流，再次重写了书稿。2022年8月15日，我们完成了终稿，此时距离我们开始这个写作项目已有两年零九个月。

需要说明的是，《国家如何思考——对外政策中的理性》可谓新冠大流行促生的产物，疫情将我们困于家中，把我们生活的其他方面都按下了暂停键，使得我们有时间来思考和写作。这部著作也是在Zoom在线会议室里诞下的产物，在线会议使得我们能够花上大约3 000个小时在一起工作，并与世界各地的同行开会交流。情形虽然有些奇怪，但我们无法想象舍此条件我们将如何来完成这本书，即便完成了，我们觉得写作本书也会花费更长的时间，而且最终的作品也未必令人满意。

我们在此非常高兴地感谢许多富有聪明才智的人士，是他们使这本著作变得更好。我们特别感谢那些在Zoom会议中与我们见面，给出了许多富有挑战性和洞察力评论的人，他们包括贾森·卡斯蒂略、戴尔·科普兰、伊丽莎·格奥尔格、查尔斯·格拉泽、布伦丹·格林、玛丽亚·格林伯格、多米尼克·约翰逊、肖恩·林恩-琼斯、努诺·蒙蒂罗、林赛·奥罗克、布赖恩·拉思本、约翰·许斯勒、杰克·斯奈德、贾尼丝·格罗斯·斯坦、马克·特拉赫滕贝格、斯蒂芬·沃尔特和亚历山大·温特。我们同样感谢约书亚·拜恩、莫里茨·格拉夫拉特、罗伯特·古洛蒂、威廉·豪厄尔、埃里克·奥利弗和邓肯·斯尼达尔，他们与我们面对面交流，对整部书稿提出了睿智的建议。

我们在圣母大学国际关系研讨会和芝加哥大学国际政治研讨会上分享了对理性的早期想法并从中收获良多。我们对所有参加这些会议的人心怀感激，特别是奥斯汀·卡森、迈克尔·德施、尤金·戈尔兹、亚历克·哈胡斯、罗斯玛丽·柯兰尼克、丹·林德利、约瑟夫·帕伦特、贾丝明·西拉和戴安娜·韦格，感谢他们给出了有益的提问、评论和建议。

我们非常感谢与以下人士展开的对话和电子邮件交流，他们分别是布赖斯·亚当、塞纳·阿克蒂尔克、奥拉维尔·比约恩松、肖恩·布兰尼夫、凯文·巴斯塔曼特、阿瑟·西尔、阿米塔瓦·达特、克里斯琴·戈德温、加里·戈茨、彼得·卡岑施泰因、塞缪尔·莱特、珍妮弗·A.林德、拉姆齐·马尔迪尼、詹姆斯·莫罗、阮邦臣（音）、盛玉冰（音）、孙磊（音）、罗伯特·特拉格、迈克·沃尔科特，尤其要感谢的是罗伯特·基奥恩。

最后，我们还要感谢三位匿名审稿人，他们认真地阅读了我们的书稿并给予评论。这份致谢名单若有遗漏，我们在此表示诚挚的歉意。

我们很幸运地获得了出色的行政与财务支持，也特别感谢埃莉丝·博尔特、戴维·米尔斯海默和布拉克·坦做了一流的研究助理工作。米尔斯海默的研究得到了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一笔小额资助，这笔资助源于前者的著作《大幻想》获得了后者“2019年度最佳图书奖”。圣母大学艺术与文学学院为罗萨托写作本书提供了部分资助。

这本书是我们二人各自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二部著作。我们不可能找到比威廉·弗鲁希特更好的编辑了，他在整个出版过程中充满热情，并且在统筹编辑书稿方面也做得极佳。我们还要感谢阿曼达·格斯滕费尔德的编务支持，博亚娜·里斯蒂克进行的出色文字编辑，以及乔伊斯·伊波利托在出版过程中对我们的贴心指导。

对于作者来说，写书的过程需要占用全部精力，不可避免地会深度影响他们身边的人。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帕梅拉·米尔斯海默和戴维·米尔斯海默，以及苏珊·罗萨托、安娜·罗萨托和奥利维娅·罗萨托着实体验到了这一点，他们被迫近距离地与这项写作事业朝夕共处。尽管如此，他们却始终保持耐心，给予支持和鼓励，对此我们表示深深的感激。

[1] “UK’s Johnson Says Russia’s Putin May Be ‘Irrational’ on Ukraine,” Reuters, 20 February 2022; Mitt Romney, “We Must Prepare for Putin’s Worst Weapons,” New York Times, 21 May 2022.

[2] 我们使用术语“非理性”（nonrational/nonrationality）而非“不理性”（irrational/irrationality）来描述缺乏理性的行为者，是因为“不理性”一词常被用于批评乃至贬低他人，而我们仅想评估领导者和国家是否符合理性的评定标准。我们对批评或赞扬其决策质量不感兴趣。

[3] Nina L. Khrushcheva, “Putin Joins a Long Line of Irrational Tyrants,” Globe and Mail, 26 February 2022; Bess Levin, “An ‘Increasingly Frustrated’ Putin, a Madman with Nuclear Weapons, Is Lashing Out at His Inner Circle,” Vanity Fair, 1 March 2022; Tony Brenton, “This Isn’t the Vladimir Putin That I Once Knew,” Telegraph, 1 March 2022.

[4] Kevin Liptak, “Biden Says Putin ‘Totally Miscalculated’ by Invading Ukraine but Is a‘Rational Actor,’” CNN, 11 October 2022.

[5] “H. R. McMaster on ‘Face the Nation,’” CBS News, 27 February 2022.

[6] 引自“Vladimir Putin’s Televised Address on Ukraine,” Bloomberg News, 24 February 2022。

[7] Ramzy Mardini, “Course Correcting toward Diplomacy in the Ukraine Crisis,” National Interest, 12 August 2022.

[8] David Ignatius, “Putin’s Impending ‘March of Folly’ in Ukraine,” Washington Post, 13 February 2022.

[9] James Risen and Ken Klippenstein, “The CIA Thought Putin Would Quickly Conquer Ukraine. Why Did They Get It So Wrong?” Intercept, 5 October 2022.

[10] 沃纳所言引自“Reading Putin: Unbalanced or Cagily Preying on West’s Fears?”Independent, 1 March 2022; Michael McFaul, “Putin Is Menacing the World. Here’s How Biden Should Respond to His Nuclear Threats,” Washington Post, 3 March 2022。

[11] William J. Burns, The Back Channel: A Memoir of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Case for Its Renewal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9), 233; “Foreign Minister Sergey Lavrov’s Interview with the BBC TV Channel, St. Petersburg,”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16 June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