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引发的思考

小说《百年孤独》的开头，这样写道：“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个开头，曾被誉为“空前绝后”。

在此，我有意模仿一下：“几年后，每当我因为母亲的阿尔茨海默病而不堪重负、濒临崩溃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起2010年秋天二哥打来的那两个电话。”

那年9月，二哥的两次来电——尤其第二次——令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二哥的原话是：“我希望你能回郑州发展，我们一起，这样照顾爸妈会更方便一些。”

“我们一起”是个不太明朗的话。究竟怎么一起，二哥没明说。不是他故意不明说，而是我俩都觉得没必要明说。因为作为兄弟，我俩早已心照不宣：如果我回郑州，必然是父母跟着我住，换言之，他（暂时）出钱，我（长期）出力。

虽说是心照不宣，但我还是特意加了“暂时”和“长期”两个词。之所以用括号，是表示这属于我个人的主观想法，不代表二哥的想法。至于二哥的想法，据我对他性格的了解，一定是他长期出钱，我尽我所愿地出力。不得不说，二哥很有个性。但我比他更有个性。只不过，二哥的个性是张扬的，我的个性是隐忍的。当时我就心如明镜地意识到二哥这种一厢情愿，抑或说乌托邦式的想法行不通。因为我认为：一个人只有经济不依附于旁者，才能自己的生活自己做主。简言之，只有经济独立，才能精神自由。

对于上述我谈到的出钱、出力，在读者看来，可能会感到奇怪，并会产生诸多疑问：你和二哥为什么不能是AA式的钱、力共担？你大哥哪里去了？难道你父亲不能肩负起照顾你母亲的任务吗？或者说乡下空气那么好，为什么非要把父母接到城市而不能在老家找个保姆来照顾他们？

我先来回答为什么不能是AA式的钱、力共担？

其一，我是一个浪子，重新回到郑州，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不可能立马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尽孝。

其二，父母跟着我生活，这早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个理所当然该怎么解释？请允许我娓娓道来。

小时候，家里穷，农活也繁重，我们兄弟三个很早就被父母揪到地里干活。每每到了快中午或者快天黑的时候，按理说母亲应该提前回家做饭，但父亲为了提高劳动效率，总是让我代行做饭之务——毕竟我的劳动能力，在团队里是最弱的。那时候，我才上小学四年级。也就是说，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在农忙时负责整个大家庭的吃饭问题。之所以说“大家庭”，是因为当时家里还有我爷爷。只是很遗憾，我爷爷不会做饭。

做饭非我所愿。换言之，我宁可在地里干活，也不愿回家做饭。然父命难违。坦白说，我是带着深深的痛苦感接下这项任务的。而且这项任务，一旦接受，就别想停下来。

就这样，做饭，我从不会到会，从痛苦到习惯，以至于最后，父母都忘记了事情的起源，都认为我喜欢做饭。尤其长大成人后，每每逢年过节、家族聚会，大家谁都不必操心做饭这档子事儿——因为那不就是我分内的事儿嘛！

常言说“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当做饭成为一种习惯，势必会影响到我的性格——使我在敏感、忧伤的基础上，变得越来越细心，越来越善于照顾家人。

所以，尽管父母没说，但我可以猜测到：他们一定希望晚年时候能够跟着我住。毕竟，世上再没有比跟着一个喜欢做饭、善于照顾家人的儿子住更令人心里踏实了，难道不是吗？

当然，单用做饭来论证“理所当然”，分量是不够的。对父母而言，吃饱穿暖只能算是物质享受。他们还需要精神享受，就是跟着子女要过得自在。自在与否，则取决于子女小家庭的氛围是否和谐。

公允讲，我们弟兄三个对父母的孝心是一样的，妯娌们对待父母也是一致的孝敬。然而大哥、二哥的小家庭氛围却并不是很和谐，两口子闹别扭的事情时有发生。尽管这种别扭属于夫妻内部矛盾，无关父母。但我觉得父母一定会多想——“是不是我们不住在这里，他们就会过得和睦一些？”

相比较来说，我和爱人的小家庭氛围尚算和谐。故而我想：父母还是跟着我住更为合适吧。

关于第二个疑问：你大哥哪里去了？

前面说过，大哥老实，不通世故，发展并不顺利，毕业后一直在家乡所在地级市平顶山上班，靠工资养家糊口。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我认为，大哥只要有一颗孝心，就足矣。如果他能将自己的生活过好，父母必会因此感到欣慰；能让父母欣慰，何尝不是一种孝呢。

在2012年的时候，我大哥辞掉了平顶山的工作，也来到了郑州发展，并在我住所附近租了一套房。在经济上他可能能力有限，但实际行动上他其实做得也很好。

关于第三个问题：难道你父亲不能肩负起照顾你母亲的任务吗？

我父亲比我母亲大十四岁。假如父亲身体硬朗，老夫照顾少妻也不是没有可能。遗憾的是我父亲年轻时命运坎坷、劳累过度，以致早早落下腰疾，六十多岁便行走困难。2008年，父亲在郑州做了一次腰部大手术，效果不甚理想。2010年时，母亲五十六岁，父亲已经七十一岁，当时的父亲除了不能做家务、不能行远路，生活上尚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难能可贵的是从2010年到2020年，当我把人生黄金十年的绝大部分精力都用来照顾患病母亲时，父亲一直维持着自己照顾自己的状态，并未给我的生活雪上加霜，甚至还力所能及地缓解着我的经济压力。不得不说，这是一件无比幸运的事。

关于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非要把父母接到城市而不能在老家找个保姆来照顾他们？

首先，这跟当初我想当作家就被视为不务正业一样，也是一个观念问题——如果孩子走出了农村，不把父母接到城里享福，一定会遭人戳脊梁骨。我们弟兄三个脱不了这种俗。

其次，农村固然有农村的好处——譬如空气新鲜、饮食健康；但城市也有城市的优势——譬如生活便捷、医疗发达。2010年，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母亲患的是阿尔茨海默病。当时我们愚蠢又固执地认为母亲得的只是“健忘症”——是一种经过治疗可以逆转的疾病。所以，把父母接到城市住，最主要的考虑，应该是城市更有利于母亲的就医和康复。

但事实上，当后来我们走了一系列弯路——对母亲疾病的认知，从“健忘症”到“抑郁症”再到确定是“阿尔茨海默病”之后，我们又自以为是地觉得农村适合母亲居住。然而真正回到农村，一系列原来没有出现的问题却开始陆续浮出水面。不得已，我们又重返城市。如此频繁折腾了数回。

那是一段至暗且绝望的时光，母亲的阿尔茨海默病发展至中期时，开始表现出精神分裂症状——每天骂人、砸东西、打我。此况令我疲于应付、心力交瘁；小家庭难以维持，妻女被迫回了武汉。这一切，都是起初我根本预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