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传承家风，初耕书田
库尔特：1887至1913年
自呱呱坠地起，我便与大提琴结下了不解之缘：本人的双亲分别是钢琴家和小提琴手，加上年幼的我，刚好能凑成三重奏组合。于是，我从二分之一尺寸大提琴开始练习，到了中学毕业时，已能熟练地演奏四分之三尺寸大提琴。从那时起，我盼望能够早日驾驭爷爷库尔特·沃尔夫留下的传家宝——那把成品于1779年的大提琴，琴身选用枫木和粗壮宽木纹云杉，琴面采用了精美的清漆工艺，由蒂罗尔州（Tyrol）的琴匠精心打造而成。
沃尔夫家族的音乐家学渊源，你不用追溯多久就能看到。曾祖父莱昂哈德·沃尔夫（Leonhard Wolff）曾在波恩（Bonn）当地的大学教授音乐，身兼乐队指挥、弦乐手、管风琴手和唱诗班指挥，平日里将各项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每逢周日还要前往凯萨广场（Kaiserplatz）的路德宗教堂，为布道辞《布雷伯特瑞神甫》（Pfarrer Bleibtreu，字面意思是“牧师常怀虔敬之心”）穿插多段管风琴乐曲和唱诗班合唱。作为一名研究巴赫的学者，莱昂哈德不仅与勃拉姆斯（Brahms）交好，自己本身也是个作曲家，是沃尔夫家族中第三位继承了克雷菲尔德地区［Krefeld，位于莱茵兰（Rhineland）］部分音乐传统的专业音乐家。19世纪50年代，克拉拉·舒曼（Clara Schumann）途经波恩去参加其父举办的冬季演奏会时，年轻的莱昂哈德被派往克拉拉下榻的旅店敬献鲜花与水果。
莱昂哈德共经历了两段婚姻。他的第一任妻子安娜跳入莱茵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20个月后（1886年），莱昂哈德迎娶玛利亚·马克斯（Maria Max）作为第二任妻子。马克斯的父母均是当地犹太人，家族历史悠久。但为了照顾好莱昂哈德与前妻的两个孩子，玛利亚毅然放弃了女子中学教师的工作。1887年3月晚，玛利亚生下了我的爷爷库尔特，此时曾祖父莱昂哈德正在老旧的贝多芬厅指挥乐队演奏亨德尔（Handel）的《弥赛亚》（Messiah）。借用《弥赛亚》中的那句话“有一婴孩为我们而诞生（Unto us a son is given）”，沃尔夫家族的逸事由此开始。
和自己的父母一样，玛利亚受洗后成为一名基督徒，操持着一个更青睐世俗的德国知识分子家庭。她将自己的教师经验运用到了育儿过程中，常与继子、亲生儿子库尔特以及比库尔特小三岁的妹妹埃尔斯（Else）分享诗歌。她引导库尔特学习大提琴课程，帮助他做好了日后就读文理中学（Gymnasium）[1]的人生规划。1904年，玛利亚去世，殁年四十六岁，当时库尔特仅有十六岁。可以说，玛利亚对库尔特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相比妻子，莱昂哈德更加内敛深沉，长途漫步成了他的爱好之一。库尔特年少时，也总愿意一路跟随父亲，在途中缠着父亲给他讲作曲家、演奏家以及家族两位先人的逸闻趣事。其中一位先人名叫约翰·尼古拉斯（Johann Nikolaus），出生于1770年（贝多芬也在这一年出生），是弗兰肯（Franconian）地区一位磨坊主的儿子，曾担任克雷菲尔德地区的乐队指挥。另一位先人便是曾祖父的父亲赫尔曼（Hermann），他接替了约翰·尼古拉斯在乐队中的职务，与克拉拉·舒曼及其作曲家丈夫罗伯特·舒曼私交甚好。赫尔曼很早就开始追随勃拉姆斯，曾在1870年演奏了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然而，对于他所在的小镇来说，这首曲子的思想内涵在当时过于前卫。最终，赫尔曼忍受不了当地人的非议，黯然离开了克雷菲尔德地区。曾祖父莱昂哈德敬仰其父超前的音乐品位，于是欣然接受了勃拉姆斯的音乐风格。在来到波恩前，他曾与这位音乐大师同台共奏室内乐。1884年，曾祖父在波恩就职，此后不久便成功地使这座城市接纳了《德意志安魂曲》。
1896年春的一日清晨，就在莱昂哈德准备前往克拉拉·舒曼葬礼指挥合唱的前几个小时，勃拉姆斯居然亲临位于邦纳路（Bonnerthalweg）的沃尔夫家族府邸。我爷爷当时只有九岁，半个多世纪后回忆起见到勃拉姆斯的那一幕，仍然记忆犹新：“我至今仍然记得，那是早上五点钟，当我看到勃拉姆斯竟然出现在自家门口时，是多么惊讶、兴奋，甚至慌张到不知所措，”爷爷回忆说，“那顿早餐就像‘最后的晚餐’，葬礼过后，我父亲此生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勃拉姆斯。”在葬礼第二天的一章合影中，照片中央留着白色胡须、神情漠然的人物便是勃拉姆斯。我的“人形制表机”父亲为照片蒙上了一层透写纸，在纸上标注出了人物的信息。得益于此，我才知道曾祖父母也在这张照片中，他们站在勃拉姆斯身后头戴圆檐帽留着黑胡须男子的两侧。
库尔特一家与勃拉姆斯的合照
沃尔夫家族在德国社会阶层中所占据的地位，被称为“教化中产阶层”（Bildungsbürgertum），即专注于礼仪教化、终身教育和文化遗产（书、画与音乐）的高雅阶层。到了十岁时，库尔特便迷上了特奥多尔·冯塔内（Theodor Fontane）的小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文学的热爱促使他着手准备文理中学毕业考试（Abitur），通过这门考试便意味着修完了高中阶段的文科课程。在波恩这样的大学城，很多人都会像爷爷这样注重自身人文修养。“如果一个教员的儿子不愿学习，而是选择了从商，那么他将会被家族除名，”爷爷告诉我，“这将会成为家族的奇耻大辱，整个家族都会为此蒙羞，从此绝口不谈此人。”
根据库尔特的回忆，波恩城虽小，但不乏“附庸风雅”之辈。受此影响，城内的年轻人渴望用音乐与诗歌表达内心的情感。曾祖父莱昂哈德十分欣赏钢琴天才埃利·奈伊（Elly Ney，其父是当地的一名议员，“二战”后，埃利曾因纳粹党徒身份被禁止在波恩城内演出）。当时，她的住所与库尔特所在学校的体育馆仅一街之隔。那时候，库尔特尚未成年，奈伊也只有十六岁。所以，库尔特常常趁着上体育课的时候，溜出学校，一路跑到奈伊的客厅，求奈伊为他演奏几曲。对于库尔特的要求，奈伊照单全收，仿佛成了他的私人点唱机。库尔特回忆说：“无论我想听什么，她都不厌其烦地满足我，一弹就是好几个小时：从巴赫到莫扎特，从贝多芬到舒伯特再到肖邦，再加上勃拉姆斯的《C大调钢琴奏鸣曲》和《F小调钢琴奏鸣曲》。可以说，我对钢琴名曲的了解，完全源于和奈伊共处的那些时光……她就像一头精力充沛的小狮子，令我如痴如醉。”
除了音乐，库尔特还对文学产生了兴趣。十九岁时，他认识了文学巨匠弗里德里希·贡多尔夫（Friedrich Gundolf，日后前往海德堡大学任教），此人的密友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才华横溢，吸引了一批追随者，其中就有德国贵族军官施陶芬贝格兄弟，他们组织了刺杀希特勒未遂的“女武神行动”。所以，贡多尔夫打算将库尔特当面引荐给格奥尔格。在此之前，他致信格奥尔格，在文中这样介绍库尔特：“这个孩子举止文雅，知书达理，为人谦和，有一股勤学好问和刻苦钻研的朝气，是一个可塑之材。”
结识贡多尔夫后不久，库尔特便乘船前往巴西圣保罗，在那里接受为期六个月的培训。这个培训项目受到了德国银行界的资助，所授内容更偏市侩，与波恩城的书香底蕴相去甚远。但所幸他没有受到影响，他在结业回国后，便又立刻扎进故纸堆，用他母亲去世时留下的十万金马克（总价值相当于今天的一百万美元）购买祖本与摇篮本（incunabula）古籍[2]，也就是 15世纪印刷术发明后不久出版的书。算下来，爷爷收藏的古籍累计达到了约一万二千册。上文提到，曾祖父酷爱音乐，无论旧曲新调，都深得他心，他与父亲一样，对书籍的喜爱同样如此。他饱览群书，既有传世经典，也有当下打破威廉时代[3]陈旧观念的新作。和当时很多学者一样，库尔特辗转各地大学学习德国文学，在玛堡、慕尼黑和波恩等地留下了求学的足迹。或许是命中注定与图书有缘，他还曾在莱比锡（Leipzig）驻留，那是当时德国图书印刷业的中心。时间来到1908年，21岁的库尔特做出了一项重大的决定：放弃攻读文学博士学位，留在莱比锡的岛屿出版社（Insel Verlag）担任编辑。对于这一抉择，他曾在回忆往事时解释道：“我喜欢书籍，特别是装帧精美的书籍。我那时还是个年轻的学生，藏书于我来说是一个无底洞的投入。但冷静想想，我终究得在图书这块做出一番事业来，才无愧我对书籍的这份热爱。那做什么呢？当然是从事出版业了。”
投身出版业后，库尔特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这本书完全取材于我们家族的档案。事情还要从他年少时说起。有一天，他帮自己的外婆贝尔塔（Bertha，也就是我的高外祖母）整理书架时，意外发现了两位名人留下的字迹与名片，其中一位是阿黛尔·叔本华（Adele Schopenhauer，哲学家叔本华的妹妹），另一位是奥蒂莉·冯·歌德（Ottilie von Goethe，作家歌德的侄女）。于是，库尔特向他的外婆追问这些老物件背后的故事。原来，贝尔塔的母亲珍妮塔（Jeanetta）同时与这两位名人交好。后来，贝尔塔发现了更多的信件。与此同时，库尔特也从他人的私家藏品中找到了一本奥蒂莉日记。于是，他把这些资料汇集成两卷内容，在1909年将它们交付岛屿出版社刊印。
接下来，库尔特开始着手准备另一部作品，它的作者是作家约翰·海因利希·默克（Johann Heinrich Merck），此人是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友人，也是我的奶奶伊丽莎白·默克（Elisabeth Merck）的一位长辈。库尔特在达姆施塔特（Darmstadt）服兵役的时候，邂逅了当时只有17岁的伊丽莎白。于是，他向伊丽莎白展开了爱情的攻势，但开始并不顺利：伊丽莎白的家族经营的是跨国制药生意，起初看不上这个来自波恩小城的大学老师，觉得他书生气太重，缺少帮助家族打理生意的经验。但是，库尔特凭借经营图书出版的能力，最终打消了默克家族的顾虑。两人先于1907年底订婚，后于1909年完婚。
库尔特与伊丽莎白在结婚前不久拍摄了这组肖像
1910年，恩斯特·罗沃特（Ernst Rowohlt）刚创办一家出版社不久，库尔特成了罗沃特的幕后合伙人。这家出版社日后将发展成为德国最著名的出版社之一。两人性格迥异：库尔特身材消瘦，性格内敛，和妻子住在莱比锡，喜欢在家中接待来宾，有仆人打理家务；罗沃特性格张扬豪爽，为了生意混迹于小镇的各个旅店和酒吧，与客户推杯换盏，累了就直接回办公室睡上一觉。到了1912年6月，库尔特已经放弃攻读博士，能够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他的出版事业中。一日，他正坐在办公室内，来自布拉格的作家马克斯·布劳德（Max Brod）偕密友弗兰茨·卡夫卡突然到访。多年后回想起那一幕时，他这样说道：
那天是我第一次见到卡夫卡，对他的印象十分深刻。引荐人正向我介绍他刚发现的这位文坛新星，这当然不是虚言。但我印象里场面一度十分尴尬，这应该是与卡夫卡的个性有关，他无法用随意的手势或是笑话来克服介绍时的尴尬。
会面期间，卡夫卡倍感煎熬。他沉默寡言，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局促不安，就像要参加考试的小学生一样，仿佛担心自己达不到引荐人夸耀的样子。他或许觉得，他怎么会落到这般境地，怎么能任由别人像介绍商品一样推销自己！他真的希望别人把他自己写的没什么价值的东西印出来吗——不，不，绝不可能！会面结束后，我长舒了一口气，跟这个人说再见。他的眼睛长得倒是非常好看，神情也十分动人，叫人看不出年龄。他快到三十岁了，随着他的病情越来越重，他的相貌总是给我留下一种不老的印象，可以说他是一个从未迈入成年的年轻人。
那天，卡夫卡对库尔特说：“如果你不出版我的书稿，并且把它们还给我的话，我会感激不尽。”这下，爷爷更加确信，眼前这位作家是一个文质彬彬但缺乏自信的家伙。
仅几个月后，库尔特和恩斯特·罗沃特的合作便破裂了，原因是库尔特在没有与合伙人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擅自以优厚的条件聘用弗朗茨·韦尔弗（Franz Werfel，布拉格籍小说家、剧作家兼诗人）为审稿人。到了1913年2月，在继母和妻子两大家族的鼎力资助下，库尔特买断了罗沃特的股份，并将公司更名为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Kurt Wolff Verlag），并将布劳德与卡夫卡留在了新公司。为了筹措更多的流动资金，他甚至拍卖了自己的部分藏书，此举的象征意义是：在坚守传统的基础上迎接新的变革。对此，库尔特曾在写给维也纳评论家兼编辑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的信中这样解释：“地震学家会准确地记录每一场地震。我觉得出版商也应如此。每当时代发生激荡时，我们都应及时地用图文把它们记录下来，一旦发现其中的价值，便将其呈现给普通大众。”
1912年，时年25岁的库尔特在韦尔弗的催促下，首次前往维也纳与克劳斯会面。到了目的地后，库尔特发现，38岁的克劳斯控制欲很强，言辞也极富煽动力，令他难以招架。无论是探讨文学还是游览城市，克劳斯总想主导库尔特的注意力。“如果他想陪你走回酒店，你可千万别认为这只是客套而拒绝，”韦尔弗曾在库尔特临行前再三嘱咐，“克劳斯之所以全程陪客人走回住处，是因为他接受不了客人与他交谈甚欢后转身便会见别人。如果你想脱身，只有一个有失礼节的借口能够让克劳斯接受。那就是在半夜十二点到一点之间，在他送你回去的路上停下来，委婉地告诉他你要去和某位女士幽会。记住，那是你唯一的机会。”
果然，库尔特第一次登门造访克劳斯时，两人的会面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但主人仍意犹未尽，紧接着从书架上拿出一本诗集，开始背诵自己最喜欢的诗句。“这首诗彻底地打消了我的困意，”库尔特回忆说，“令我着迷的不仅是诗句本身，还有眼前这位读诗人。于是，我竟然情不自禁地开始和他一起背诵《晚歌》［Mondlied，作者是马蒂亚斯·克劳狄乌斯（Matthias Claudius）］的最后几句。不过，读了几句后，我只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因为克劳斯在一旁陷入了沉思：
主啊，我们恳请你息怒；
让我们安稳入眠，甜蜜入梦；
还有生病的邻居，也求你好好保佑他。
库尔特的母亲玛利亚·马克斯·沃尔夫
“他惊讶地盯着我看，然后用难以置信的口吻问我：‘你怎么知道这首诗？几乎没有人知道马蒂亚斯·克劳狄乌斯！’
“‘可能奥地利不知道这位诗人，’我回答说，‘但是在我老家，情况就不一样了。五岁到八岁的时候，我早就听腻了写给孩子们的睡前祷告词。于是，我的妈妈每天晚上都会带着我背诵这首《晚歌》。’
“他很高兴，终于找到了能一同分享这首诗歌的人。当然，他也有一点失望，因为他不是第一位向我介绍这首诗的人。”
第一位向库尔特介绍《晚歌》的人，是母亲玛利亚·马克斯·沃尔夫（犹太裔莱茵兰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波恩小城，年少叛逆的库尔特对音乐与诗歌产生了兴趣。他对音乐的热爱源于自己的父亲，对文学的执着则继承自母亲。而正是这份执着，使库尔特蹚出一片天地，争得自己的名声，并在日后流亡异乡时重建自己的事业。
不过，故事才刚刚开始。这个心智已完全成熟的年轻人，将要投身于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会善待知书达理、回避肮脏政治的“教化中产阶层”。对于那些沉迷于书本、绘画和音乐的德国人来说，世事经过历史的沉淀，往往只会将结果呈现出来，却把读懂事理的线索埋藏在故纸堆深处留待人们探寻。
*
19世纪上半期，德国南部巴登州（Baden）首府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城内发生了一系列意义重大的奇闻逸事。想要彻底读懂我的家族史，就必须先弄清楚这些事件。
爷爷库尔特的高祖父所罗门·冯·哈伯（Salomon von Haber）曾效忠于三任巴登公爵。最初，哈伯仅仅是一位个体投资家，但从1811年起，他成了这个大公国的银行家。从19世纪初开始，巴登大公国对物质的需求激增，哈伯趁机掌握了利用金融杠杆刺激消费的秘诀。例如，国家急需采买战马所需的马具或者制作连衣裙所需的绸缎时，宫廷犹太人（court Jew）[4]便会号召遍布欧洲的犹太教徒向公国内输送黄金或放贷。此外，哈伯还活跃在卡尔斯鲁厄城内的犹太社群中，倡导宗教改革，主张将希伯来式的礼拜与祭祀仪式改为更加与时俱进的日耳曼式。随着路易一世大公仿效哈布斯堡家族的《宽容敕令》，哈伯这位御用银行家更是如鱼得水，安享双重身份——既是巴登当地的士绅，又是经营银行业务的德国犹太人。
然而，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1819年，维尔茨堡城（Würzburg，居民以巴伐利亚人为主）爆发反犹太骚乱，参与者为城内的大学生。这场骚乱很快波及全德国，陆续有市民（多为受过教育的中产阶层）加入暴民的行列，一边反复叫嚷着“去死！去死！犹太人通通去死！（Hep, hep, Jude verreck!）”，一边打砸犹太人的商店和住所，将他们驱赶至郊区。巴登大公国也未能幸免，就连身为巴登大公御用银行家的哈伯也遭到了冲击。8月27日夜晚，一群暴徒聚集在哈伯公馆［哈伯的住所，与卡尔斯鲁厄城主教堂仅隔着马克特广场（Marktplatz）］四周，一边反复高喊反犹太口号，一边向公馆投掷石块。在这危急时刻，大公派来了扈从，将哈伯安全地护送至六十英里以外的施泰纳赫镇（Steinach）。
骚乱发生时，一位名叫路德维希·罗伯特（Ludwig Robert）的犹太裔柏林人（身份为剧作家，在骚乱发生前不久刚皈依基督教）正好在卡尔斯鲁厄城内与自己的未婚妻幽会。他亲历了整场骚乱，目睹了暴徒散去后给这个小城留下的一片狼藉：前来镇压骚乱的士兵骑着马，沿着碎石遍地的街道巡逻；城内到处贴有标语，上面写着“犹太人断子绝孙！”；城内的居民时而幸灾乐祸，时而抱怨官府为了平叛关闭了城内的所有旅店。这场骚动成了反犹太主义者的狂欢。其实，普鲁士早在七年前就已颁布赦令解放德意志邦联（German Confederation）境内的犹太人，但收效甚微。面对眼前的景象，罗伯特恼怒万分，他致信柏林城内的姐姐，在信中这样说：“城里没有人为犹太人打抱不平，甚至连官方报纸都没有发出一句报道，由此可以看出，这些人是何等的冷漠。他们本就法律意识淡漠，而且缺少正义感，博爱之心更无从谈起！”
接下来，大公派人将大炮拉上了街头。这一招立竿见影，小城在几天内便恢复了往日的宁静。街头那些煽动性的标语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口号——“城内人人平等，我们对皇帝、国王、公爵、乞丐、天主教徒和犹太人一视同仁。”趁局势稳定，路易斯一世大公亲自乘坐六驾马车护送哈伯回城。回到城内后，大公为了号召城内居民团结，还象征性地临时住进了哈伯公馆。
路易斯一世念哈伯辅政有功，在逝世前一年（1829年）赐予哈伯家族尊贵的“冯”姓（von）。为了纪念这一荣誉，哈伯家族在巴登大公国内大兴土木，修建了三处大型工厂——一座制糖厂、一座玉米磨坊和一座生产火车头的机械加工厂。1831年，哈伯逝世，他的两个儿子（路易斯与卓丹）接管了这些企业。其中，路易斯还子承父业，也成了一名御用银行家。
路易斯的这两个儿子始终信仰犹太教，但是他们的兄长莫德尔（莫里茨）·冯·哈伯［Model （Moritz）von Haber］很早就已皈依天主教。1819年，22岁的莫里茨迎娶巴黎一位银行家的女儿，按照天主教仪式举办了婚礼。婚后的二十年时间里，莫里茨在伦敦与巴黎两地混得风生水起。他的业务经纪人遍布欧洲大陆，帮助他从各个领域获得收益，譬如在法国和葡萄牙开设矿厂。不仅如此，莫里茨还帮助法国国王查理十世（Charles X）以及西班牙波旁亲王唐·卡洛斯（Don Carlos）[5]打理财政。
莫德尔（莫里茨）·冯·哈伯
1830年晚些时候，莫里茨陷入一场争端，此事引发了日后震动全欧洲的“哈伯事件”（Haber Affair）。当时，一位名叫乔治·霍金斯（George Hawkins）的英国军官，正准备将一批文件从西班牙运往英国，不料却被同情卡洛斯党的法国当局拘捕。乔治·霍金斯怀疑自己的牢狱之灾是莫里茨一手策划，于是提出要与莫里茨决斗。莫里茨一再坚称自己是英国人，缺少陷害霍金斯的动机，最终得以从此事中脱身。
暂时摆脱霍金斯的纠缠后，混迹欧洲贵族圈二十年的莫里茨选择“衣锦还乡”，回到卡尔斯鲁厄城招摇过市。这时候，他的两个弟弟均已同罗斯柴尔德银行家族联姻。因此，莫里茨常常对外夸口“自己有的是来钱的手段”。这番说辞吸引了巴登大公夫人索菲亚（Sophie，出生于瑞典），后者倾慕莫里茨的圆滑世故与意气风发，常邀请他到府中做客。很快，关于两人的流言蜚语在城内传播开来：二人常在法沃利特堡（Schloss Favorite，位于卡尔斯鲁厄城南，是一处皇家狩猎行宫）私会。甚至还有传言说，索菲亚的小女儿塞西莉公主（Princess Cäcilie）的亲生父亲就是莫里茨。对此流言，公爵府上下颇感不悦，索菲亚的丈夫（路易斯一世大公之子，继承巴登公爵之位）更是对这个插足自己婚姻的家伙感到十分恼怒。
就在这时，莫里茨的老对头乔治·霍金斯也来到了卡尔斯鲁厄城，想要找莫里茨继续算账，但直到逝世前也未能了结二人的恩怨。到了1843年，巴登大公国的一位军官朱利叶斯·戈勒·冯·拉文斯堡（Julius Göler von Ravensburg，曾经支持过莫里茨）决定继承霍金斯的遗志。他大骂莫里茨“无赖”（ein Hundsfott），试图以此激怒对方。但莫里茨并没有上当，更没有向拉文斯堡发出决斗挑战。然而，事态发展至此并未结束。不久后，温泉小镇巴登-巴登（Baden-Baden）迎来了社交旺季。在此期间，小镇将举办多场化装舞会，但其中一场却将莫里茨从宾客名单中剔除了。于是，莫里茨质询当地的乡老，却被告知自己“并非德高望重之人”，原因是未对盛传的流言做出回应。无奈之下，莫里茨只能选择同拉文斯堡过招。
在19世纪上半期的欧洲，位高权重之人如果长期遭遇不公，并不会向警察或法庭申冤。相反，他们会遵守习俗，谋求武力解决。在当时，如果遭遇了羞辱却没有提出决斗，便会失去结交德高望重之人的权利。对犹太人来说，事情要更复杂：当一名德国犹太大学生遭到冒犯时，掏出手枪“回敬”出言不逊者已是司空见惯的举动。为此，德国各大学的非犹太裔学生联谊会发起过一场运动，宣称犹太人“根本不配用决斗维护个人荣耀”。莫里茨在1843年向拉文斯堡提出决斗一事就是如此，名誉法庭起初做出了如下裁决：莫里茨声名狼藉，无权参与决斗。用德国人的话说，莫里茨不具备“可以提出或接受决斗的尊贵身份”（satisfaktionsfähig）。事实看来就是这样。
根据当时的决斗规则，决斗双方需各自任命一名副手。副手需要筹备决斗事宜和充当中间人。莫里茨任命的是俄国籍军官米哈伊尔·冯·韦里夫金（Mikhail von Werefkin），拉文斯堡则招募到了巴登公爵府的西班牙裔军官格奥尔格·冯·萨拉查加-乌里亚（Georg von Sarachaga-Uria）。但是，萨拉查加-乌里亚不仅向对方重申“拉文斯堡拒绝参加决斗”，而且伙同雇主在卡尔斯鲁厄城内当街袭击韦里夫金。
袭击事件发生后，韦里夫金与拉文斯堡匆忙相约在城南福希海姆（Forchheimer）森林内的一处打靶场决斗。9月2日，双方正式展开决斗。韦里夫金率先开枪，重伤拉文斯堡。拉文斯堡应声倒地，但很快找到对方破绽，迅速扣动扳机，一枪了结了韦里夫金的性命。两人在这场决斗中双双殒命，巴登大公国也因此陷入动荡。
三天后，拉文斯堡的葬礼在城内举行，出殡的队伍沿着卡尔斯鲁厄城的东西向主干道——长街（Langestrasse）行进。当队伍行至哈伯公馆时，整个城市已笼罩在暮色之中。这时，有人散布谣言称，莫里茨本人正躲在公馆的楼上向下窥视。
哈伯公馆
于是，20年前莫里茨父亲被赶出哈伯公馆的那一幕再次上演。原本整齐的送葬队伍瞬间解散，学生与士兵们领着150名暴徒冲进哈伯公馆并将其洗劫一空。“干掉犹太人！”这群乌合之众高声叫嚷，“今晚我们要把这里的犹太人赶尽杀绝！比20年前还要彻底！”于是暴民们袭击了附近的两间犹太人商店，将店主从商店窗户直接抛了出去。南阿拉巴马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Alabama）犹太大屠杀研究项目负责人兼“哈伯事件”研究专家大卫·梅奥拉（David Meola）告诉笔者，这场袭击持续了数个小时，其间参与暴动的士兵不断地煽动市民向犹太人施暴，甚至其中有人喊出“把犹太人溺死在血泊中！”这样的口号。这场暴乱造成了数万弗罗林的损失（相当于当今数百万美元以上的损失）。然而，和20年前那场暴动不同的是，现任巴登大公并没有为犹太人提供任何保护。在此后充满动荡的年岁里，就连卡尔斯鲁厄城内地位最显赫的犹太人也感到惶惶不可终日。
事实上，暴徒们四处撒野的时候，莫里茨早已不在家中。就在暴乱发生前半个小时，莫里茨已被警察押解至卡尔斯鲁厄城以南的拉施塔特市（Rastatt）听候审讯。很快，他便遭指控煽动韦里夫金与拉文斯堡决斗，因此被处以14天监禁。刑满释放后，巴登大公国立刻将莫里茨驱逐至黑森州（Hesse）。
在接下来的数周里，萨拉查加-乌里亚发誓要为他的战友报仇。他向莫里茨发出了一封宣战书，用白纸黑字将其蔑称为“纯种以色列人”（ein geborener Israelit）。在这封信中，乌里亚极尽煽动之词，扬言自己绝不惧怕与“纯种以色列人”决斗。莫里茨接受了挑战，两人将决斗的时间定在12月14日，地点设在卡尔斯鲁厄城以北很远的地方——黑森州的罗森海姆（Roggenheim）附近。决斗当天，莫里茨在射出第二枪时击毙了乌里亚。很快，他再次遭到逮捕，被黑森州军事法庭指控犯有非法决斗罪，获刑6个月，但因表现良好和参与社区内劳役而获得4个月减刑。刑满释放后，莫里茨立即以诽谤为名，起诉卡尔斯鲁厄城的一家报社和一名法兰克福籍记者。最终，莫里茨胜诉，他将获得的赔偿捐赠给了慈善机构。
“哈伯事件”持续发酵数月，在欧洲大陆引发巨大反响。一部分民众（特别是莱茵新闻界人士）十分同情哈伯的遭遇。许多德国人也被哈伯家族的公益精神以及哈伯个人的慈善举动所感动（尤其是1842年汉堡大火后，哈伯为重建城市捐献了巨款）。但是，在“哈伯事件”中，大部分不明就里的巴登人受到煽动，本能地感到愤怒，大量报道也在刻意迎合这种情绪。在这部分人看来，1843年末“哈伯事件”的结果清晰明了：基督徒这边有三人遇害，而犹太人那边，唯一的始作俑者仍然逍遥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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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伯事件”将巴登大公国的犹太人解放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公国议会为此召开了十几场会议。相比之下，邻国莱茵普鲁士（Prussian Rhineland）议会早在几个月前就已投票决定授予犹太人完整公民权。所以，在巴登举国上下欢庆建国25周年时，犹太裔作家海因里西·海涅（Heinrich Heine）却在为推动犹太人的彻底解放而奔走呼号，高喊口号“解放犹太人是时代的召唤”。尽管从人口比例上看，截至1843年，巴登大公国的犹太人口数量仅占人口总数的1.5%。而在卡尔斯鲁厄城内，犹太人口所占比重仅为5%—6%，但犹太人解放问题仍令巴登大公国的基督徒忧心忡忡。
莫里茨出庭受审时，他的律师（一位开明的基督徒）痛陈了莫里茨遭遇的种种不公：不速之客闯入他的家中，将他的家产洗劫一空，他本人还因此被剥夺了自由。但受制于当时的新闻审查制度，这位律师的辩词并没有全部传到公众的耳中。所以，公民们在表决时并不知晓“哈伯事件”的全貌。因此，莫里茨获释后，便立即被驱逐出巴登大公国。回首整个“哈伯事件”，上述所有不公竟然全都落在了哈伯一人身上，而他可是一位大公国的公民，一位祖上曾获现任大公之父赐姓的贵族！更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切仅发生在巴登大公国庆祝其获得“法治国”（Rechtsstaat）地位后的几天。[6]
在此后数年时间里，“哈伯事件”的影响仍在持续，导致巴登大公国内的反犹情绪愈演愈烈。上文提到，萨拉查加-乌里亚在向莫里茨发出决斗挑战前，曾撰写了一篇公开信。这位西班牙裔军官死后，该信被公之于众。负责出版此信的商人还为信中文字配上了一幅版画，将萨拉查加-乌里亚、拉文斯堡和韦里夫金三人画在了一起，并在画像下方附上标题“在决斗中杀身成仁的忠烈”（Duell-Opfern）。巴登民众亦将拉文斯堡称为“公国之子”（Landeskind），即“为祖国献身之人”。
然而，“哈伯事件”至此并没结束。一个世纪后，一本于1926年出版的历史小说《哈伯王》（King Haber）再次掀起波澜。该书作者直接套用了“哈伯事件”当事人的姓名，将故事主角设定为“银行家莫里茨·哈伯，或称刚刚受封的冯·哈伯男爵”。在这部小说中，莫里茨与公爵夫人私通，产下一名私生子。他的勾当很快遭到了报应——“拉文男爵”的葬礼结束后，送葬的人群发现哈伯正站在自家阳台上，于是纷纷向他投掷石块。最终，哈伯被其中一块石头击中，当场毙命。这部小说混淆了真相与谣言，却令不少读者信以为真。为此，哈伯的一位后人威利·莫德尔（Willy Model）试图为先人平反，他撰写了一篇宣誓书，在文中详细地将传闻与真实事件区分开来。
“哈伯事件”仅仅是一个开端，更多的暴行接踵而至。《哈伯王》出版之时，正值纳粹政权如日中天。因此，此书激起的反犹情绪为希特勒及其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eobbels）所利用。电影《犹太人苏斯》（Jud Süss）也是如此，该影片拍摄于1940年，主人公的原型是18世纪的一名犹太宫廷银行家，纳粹进行反犹宣传时，常将此人塑造为反面典型。
在同莫里茨展开决斗前，萨拉查加-乌里亚曾向莫里茨发出宣战书。他在信中扬言，“我以基督教信仰和荣誉担保”，莫里茨绝不是“正直之人”。无论这场决斗的结果如何，都将是“上帝在善恶是非间做出的裁决”。
这场决斗以萨拉查加-乌里亚之死而告终，赢得胜利的莫里茨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1844年1月，刚刚刑满获释的莫里茨买下了德国各州报纸的版面，在上面刊登了自己的《宣言》（Erklärungen）。他这样写道：“呦！人类命运的最高主宰真是圣明，果真在善恶是非间做出了裁决呢。”
大卫·米奥拉（David Meola）在其论文中这样评价“哈伯事件”：“哈伯在决斗中获胜，表明上帝已辨明他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此外，在大众看来，哈伯不仅在决斗中击毙了对手，而且还在对手死后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在舆论场上也占据了主导权。”
此番评论一语中的，倘若先人莫里茨在天有灵，定会感到欣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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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人们在“哈伯事件”的阴影下如何生活？关于这一点，我不得而知。哈伯的姐姐名叫亨丽埃特·冯·哈伯（Henriette von Haber），她的长子便是我爷爷库尔特的祖父奥古斯都·马克斯（August Marx）。马克斯负责打理哈伯留下的部分生意，所以我爷爷不可能没听说过哈伯的那些奇闻逸事。但我的父亲从未向我提起过莫里茨。我来到柏林后，偶尔读到婶婶霍利（Holly，库尔特的小儿媳）撰写的一篇家谱论文，发现里面有这样一句一带而过的描述——“一位世人皆知的浪子，擅长决斗，爱好冒险”。于是，我刨根问底，才得知莫里茨的存在，也终于完整地了解到他的传奇经历。根据霍利的描述，莫里茨见多识广，待人慷慨大方，具有敏锐的商业头脑，而且擅长闻香识女人。所以，我推测，这些个性很可能触动了库尔特，令他萌生了效仿先人莫里茨的想法。
此外，库尔特和先人莫里茨还有一个共同点：二人都渴望以宪政国家公民的身份享受法定的所有权利，但最终发现这只是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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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我流亡的爷爷，还是移居的父亲，都在身体力行地控诉美国国内泛滥的反移民情绪。曾几何时，这个国家曾敞开怀抱接纳他们。但如今，怒斥新纳粹主义，为流离失所的人提供庇护所的，却不是美国总统，而是为全球一体化和自由民主进程摇旗呐喊的德国总理。而在柏林，这座堪称世界上最热情好客的城市，上述反差表现得更为鲜明：从近处说，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这几年里向百万难民（大部分来自叙利亚）敞开了国门；往远处说，普鲁士公爵曾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邀请五十个来自维也纳的犹太家庭定居柏林。
但是，并非所有德国人都会向难民伸出橄榄枝。例如，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缩写为AfD）的立场就是反对接纳移民，该党在柏林周围的原东德乡村地区尤为受欢迎，其拥趸始终未能被默克尔感化。反观柏林市区，特别是我们落脚的克罗伊茨贝格区（Kreuzberg，又译作“十字山区”），处处是一片兼容并包的气象，每一个角落都在同狭隘的民族主义公然叫板——墙壁上绘有涂鸦字样“纳粹滚出去”（NAZIS RAUS），SO36等酒吧每月都会为穆斯林同性恋者举办午夜舞会。在街角的教堂外墙上挂有横幅，上面写着“伊斯兰恐惧症侵蚀灵魂！”（ISLAMOPHOBIA DAMAGES THE SOUL），在那儿，我们可能会听到路德教的礼拜，也有机会聆听世界各地的民族音乐。社会活动家曾在这里发起过“占领废弃房屋”的运动，甚至在柏林墙被推倒前不久宣告建立“克罗伊茨贝格自由共和国”（the Free Republic of Kreuzberg）。为了这个“新建的国家”，他们不仅签发“护照”，而且还使用混凝纸板搭建“海关检查站”。如今，他们的精神犹存，在这片土地上闪烁着光芒。以上种种，印证了流亡记者赛巴斯提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于“二战”前夕在英格兰安全区内对柏林做出的描述：“借用普鲁士式的严谨说法，柏林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可以说，兼容并包的氛围已浸透这座城市的每一处角落。它维持蓬勃生命力的秘诀，不在于就近从周边国家获取养分……而是汲取世界各大城市的精华。”
华盛顿特区与柏林之间存在6个小时的时差，所以我们每天早上醒来时，便能读到积攒了一整宿的美国新闻报道。抵达柏林三天后，我们便看到了一则新闻：种族民族主义者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Charlottesville）举行集会，鼓吹“白人至上主义”，但遭到了另一群人的抗议。在此期间，反对集会者希瑟·海耶（Heather Heyer）被一名参与集会的新纳粹主义分子殴打致死，他的汽车也被砸毁。但是，唐纳德·特朗普并未对这场新纳粹主义集会做出谴责，而是这样描述当天的情况：“双方都很有修养。”
与这则新闻相比，德国也存在类似现象。德国选择党一直鼓吹纳粹主义的核心信条——“血统与祖国”（blood and soil）。2015年，默克尔不顾德国选择党的反对，做出了接纳难民的决定。接下来，德国民众将就此决议进行投票，决定德国的命运走向。在一生大部分时间中，我一直警惕类似情况的出现，害怕它们会将德国置于危险的境地。如今，我担心的事情就发生在眼前，而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处在同样的十字路口。
[1] 德国的文理中学课程对于学生的学习能力要求较高，学生顺利毕业之后可以入读德国所有的大学；与之对应的是实科中学，对学生学习能力要求较低，学生毕业后可以入读德国的应用技术大学。
[2] 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是欧洲印刷业的摇篮时期，这一时期所印的图书被称为“摇篮本”。
[3] 威廉时代（Wilhelmine era）指的是1890年至1918年的德国历史时期，这段时间由德皇威廉二世统治德意志帝国，该时期始于总理奥托·冯·俾斯麦就职，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及威廉在十一月革命期间的退位。这段时期对德国的社会、政治、文化、艺术和建筑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与西欧的美好年代大致吻合。
[4] 宫廷犹太人是欧洲中世纪时期的犹太银行家，他们将钱或实物租借给欧洲各级皇室贵族并收取利息，以此换取政治特权和地位，从而成为犹太人中的特权阶级。
[5] 唐·卡洛斯曾与裴迪南七世之女伊莎贝拉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
[6] “法治国”系欧陆法系概念，源于德国法学。其核心理念是一个“宪政国家”在行使政府权力时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以达到保护公民的权利。在法治国里，公民共同享有以法律为基础的公民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