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尺竿头的攀缘者——读裘士雄《与鲁迅有关人物像传》
陈漱渝
我跟裘士雄相识近半个世纪，但由于绍兴、北京两地相距一千三百多公里，直接接触的机会并不多。他似乎是学丝绸出身，1972年调入绍兴鲁迅纪念馆工作，一切相关业务知识都要从头学起。“会稽子弟多豪俊”，他就像春蚕结茧一样，拼命吞嚼着知识的桑叶，终于吐出了质地细腻的学术蚕丝，在鲁迅研究领域织出了锦绣华章。我比士雄虚长两岁，在史料研究方面上堪称同好。搞史料的人是寂寞的，虽然有人说“发现一个字的含义等于发现了一颗恒星”，但我还没听说哪位搞史料的人暴得大名。“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他请我为他的新著作序，无非是在寂寞中寻找一次坦诚交流的机会，广告效应是不会有的。
据士雄统计，2005年版《鲁迅全集》涉及的人物共计4224人，尚不包括神话传说和各类作品中的人名。他近年整理出的有250位左右，只占总数的约百分之六。这个比例看似小，但做起来难度超乎一般人的想象。我们老家湖南有一句谚语：“板凳宽，扁担长，看事容易做事难。”难在何处？难就难在对鲁迅作品中涉及人物的研究并非刚刚起步。据我所知，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的老前辈（如杨立平）就开始搜集鲁迅同时代人的生平资料，并印成了一部厚厚的油印本，供内部参考，有的成果已经写进了1958年版《鲁迅全集》。
1981年版《鲁迅全集》出版之前，有更多的人参加了人物注释工作。包子衍就多次咨询了重病中的冯雪峰，了解到不少鲁迅同时代人的资料。这些人的生平履历，并不是一般工具书中所能查阅到的。王景山学贯中西，对鲁迅书信中一些历史人物的代称进行了破解，如“俅男”“老虾公”“兽道”“莱比锡”“阿世”“禽男”等，否则，这些人物称谓也许就成了千古之谜。王锡荣跟当时复旦大学的青年教师为了了解20世纪30年代的文坛状况，手持国家出版总署的介绍信，亲自到成都，通过四川省公安厅在南充“代讯”胡风，查询了二十二个问题，调访时间长达一个多月。马蹄疾作为主要执笔者，跟彭定安联名出版了《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一书，成为鲁迅与相关人物研究的开创性著作，其影响遍及海外，成为鲁迅友人台静农先生弥留之际最想看的一部著作。
我对研究鲁迅跟同时代人的关系也很感兴趣，所以写了《许广平传》《宋庆龄传》，还有《鲁迅与胡适》《鲁迅与林语堂》《鲁迅与郁达夫》《鲁迅与高长虹》等一系列文章，也参加过1981年版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我在人物注释方面，有错误，也有发现。如民国时期有两位同名同姓的吴鼎昌，我就混二为一，成为“学术硬伤”。鲁迅书信的收信人中有一位杜和銮，当年只是杭州盐务中学的学生，生平事迹无处可查。后来听人文社的李文兵说，此人可能曾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而当时我的堂弟正巧在该社人事处任职。我打了一个电话，这个多年的悬案顷刻破解。还有一位马钰女士，她十六岁时写过一篇广为流传的《初次见鲁迅先生》，长期下落不明。直到2004年春节，我跟北京大学的欧阳哲生互致问候。他无意中说，他迁新居了，邻居中有一位就是马钰的女儿，于是马珏的生平也就迎刃而解。这叫作：“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不过就总体而言，“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情况较多，“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情况十分罕见。
正因为在鲁迅笔下人物的研究方面已经有了不少前行成果，所以再作新的跨越难度极大。明末清初著名画家石涛在《渔翁垂钓图》中有两句题诗：“可怜大地鱼虾尽，犹有渔翁理钓竿。”（近代画家晏济元将后句改为“犹有垂钓老钓翁”。）读到士雄的这部新作，他在我的心目中忽然又幻化成了“老钓翁”的形象。士雄今年八十岁，研究鲁迅四十多年，著作颇丰，把他比喻为执着勤劳的“老钓翁”是颇为贴切的。只不过这类痴迷于史料的“老钓翁”只可能钓到一些珍稀的学术成果，但终其一生跟“名利场”无缘。士雄绝不可能靠这些著作评上学部委员，至于能得的稿酬说出来可能是个笑话。由于我参与过鲁迅笔下人物的注释工作，故能体会到士雄研究工作的艰辛。他考证的这二百多个人物，几乎一半是我感到陌生的，查找资料无从着手。比如1927年1月和3月，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学生欢迎会和开学典礼上两次讲演都是由林霖作的记录，但我们在编撰《鲁迅大辞典》时，却查不到他的生卒年。士雄读到了一本《林一厂日记》，才获取了他的详细履历。这件事看似偶然，但如果没有他的博闻强识，这知识的果子怎么会平白无故地砸在他的头上？
研究人物的难度还在于中国人名的复杂。现在一般人只有一个姓名，但前人有姓，有名，有字，有号，字、号还不止一个。长辈给晚辈取的叫“名”，寄寓着他们对晚辈的期盼。男满二十女满十五可另取别名（自取或友人赠），叫“字”。取“字”原本是权贵的特权，到明清普及全民。社交场合一般互称其“字”，不直呼其名，以示尊重。“号”是本人自取，表达个人的志向、情趣。一人可以有许多“号”。比如鲁迅，原名樟寿，十八岁改为“树人”。字“豫山”，后改为“豫才”，号“戎马书生”“戛剑生”。鲁迅作品中的人名有误记的情况，如在日记中将“胡玉缙”写为“吴玉缙”，这就极难查证了。鲁迅日记中还有一位胡子方，也很难检索，因为这是他的“字”；如果知道这位胡先生的大名叫“朝梁”，这个问题才好解决。鲁迅日记中还提到一位厦门大学的同事缪子才。他痛斥将校长比喻为“父母”的佞人，是一位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当年编撰《鲁迅大辞典》时查不出他的生卒年，也是因为“子才”是他的字，如果知道他本名“缪篆”，这个问题也才好解决。鲁迅作品中还出现了很多人物的笔名，如浅草社的“莎子”，《赤俄游记》的作者抱朴，士雄都一一查究出原名及履历，这也绝不是靠一日之功。
要准确注出人物的生卒年麻烦得很。比如画家齐白石的出生年代，他自己撰写的《白石自状略》跟《齐璜母亲周太君身世》两文中就有两岁误差。他在书画作品中题写的年龄也各有不同。后来经黎锦熙、胡适、邓广铭三人合编《齐白石年谱》时考证，原来一位算命先生妄断白石老人七十五岁大限将至，老人图吉利，立即在当年为自己增添了两岁，顿时从七十五岁变成了七十七岁。台湾作家李敖填写的生日是1935年4月25日（即乙亥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但他二姐却坚持认为李敖的生日是当年农历三月初二或初三，相差二十来天。这一下子李敖就从星相学中的“金牛座”变成了“白羊座”。如果认真追究，我的出生月日也有误差。我填写的生日是6月26日，即农历六月初二。但其实是7月25日，因为当年是闰年，农历辛巳，共有384天，比常年多十九天。还有位亲友说，他的生年其实也不准，因为在旧中国，为了逃避国民党政府抓壮丁，他就把年龄报小了两年。至于我的外祖母，儿时遇到水灾，流离失所，原卖给阔人家当丫鬟，竟连自己的年龄和姓名全都不知晓。幸亏她老人家不是名人，生平细事都无碍于历史书写。我外祖父王时泽有一位义姐，也就是秋瑾烈士。她的英名广为人知，卒年确凿，但考证她的生年说法各异。我举这些例子，无非是证明士雄的工作实在繁难，令人感佩。
士雄的人物研究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首先可以订正《鲁迅全集》注释的若干错讹，也可以补充《鲁迅全集》某些注释的语焉不详之处，如陈嘏作为翻译家的成就。我并不主张在《鲁迅全集》的人物注释中展现所涉及人物的全人全貌，而只需突出此人跟鲁迅交集那个特定时期的基本状况。为每个所涉人物都写全传，哪怕是小传，那是不可能做到的，也未必要去做，因为已超出了注释的应有负荷。但如果要深入研究鲁迅，并对其作品中评骘的人物盖棺论定，则需要对相关人物进行独立研究。因为鲁迅评估的往往是所涉人物的一时一事，而全面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则必须了解他的生命历程。鲁迅对东晋至南北朝时期诗人陶渊明的评价，就为我们做出了范例。我从士雄的新著中了解到，清代的丁日昌严禁“淫词小说”二百六十九种，其中包括了《拍案惊奇》这一类优秀的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这当然是一种文化专制。但此人在担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督办期间还是有作为的，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又如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跟教务主任、校长秘书兼理科主任刘树杞交恶，这是《两地书》中多次提到的。但刘树杞终生奉献于教育事业，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校口碑都不错，四十五岁英年早逝。这些都填补了我的知识空白。
在士雄新作中还可了解到一些历史人物的逸闻趣事。鲁迅在《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中写道：“四五年前，我曾经加盟于一个要求自由的团体（按：指自由运动大同盟），而那时的上海教育局长陈德征氏勃然大怒道，在三民主义的统治之下，还觉得不满么？那可连现在所给与着的一点自由也要收起了。”不久陈德征得意忘形，在上海《民国日报》搞“民意测验”，民选所谓“民国伟人”，结果他位居第二，仅次于孙中山，而独裁者蒋介石竟居其后，名列第三。于是陈德征被革职查办，在南京坐了三年大牢，蒋介石批示“永远不得叙用”。此实可谓恶有恶报，而且是“现世报”！
鲁迅1929年5月17日致许广平信中，谈到“台静农在和孙祥偈谈恋爱，日日替她翻电报号码（因为她是新闻通讯员），忙不可当”。读士雄文，方知孙祥偈是一位诗人，著有《荪荃的诗集》《荪荃词》等，其中还有一首《沁园春》，是和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三楚兴师，北进长征，救国旗飘。指扶桑日落，寇降累累；神州陆起，独挽滔滔。扫尽倭氛，归还汉土，保障和平武力高。千秋事，看江山重整，景物妖娆。 文坛革命词娇，有锄恶生花笔若腰。谱心声万里，直通群众；凯歌一阕，上薄风骚。谁是吾仇，惟其民贼，取彼凶顽射作雕。同怀抱，把乾坤洗涤，解放今朝。”毛泽东1946年1月28日致柳亚子信中，对这首和诗表示了感谢，觉得“心上温馨生感受”。
士雄的新作名为“像传”，因为他将考证的这些人物一一配上图片，这在我看来也是一个壮举。中国文化中就有图文并茂的优秀传统，即所谓“左图右文”，以引起读者兴趣。鲁迅本人历来注重书籍插图，并为自己的作品插图（如《女吊》），还为他人的画作撰写说明（如为比利时木刻家麦绥莱勒的《一个人的受难》撰写了二十五条说明文字）。人物研究著作配上人物本身的肖像画或照片，更能收到“如见其人”的奇妙效果。但中国古代没有今天的摄影术，有了相机以后也有人不乐意照相——如鲁迅的塾师寿镜吾，一生就只被别人偷拍过一张背影，所以收集起来困难极大。如今讲演或讲课时常使用PPT软件，把教学内容跟相关图片融为一体，便于听讲者理解记忆。我曾意识到当下已进入图文时代，跟友人肖振鸣编辑过一部《编年体鲁迅著作全集》，不巧的是2002年至2003年发生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查阅资料自然受到严重影响，我们从近万张历史图片中选择了两千余张配置插图，但2004年出版后感到跟原来的设想差距太大。因为我做过类似工作，看到士雄能把书中的人物一一配上图片，确实从内心感到叹服！
如果要对士雄的这部新作提什么修改建议，我想到了两点。一是全书的体例尚可调整：有的人物考证极繁，有的人物介绍极简，如现代出版人丁晓先；有的人物仅述其生平简历，有的人物介绍中有评论，甚至有其作品分析。这当然跟掌握资料的多少以及跟鲁迅关系的深浅有关，但读起来毕竟有起伏跌宕之感。如将详考与简介分类编排，读起来可能会顺畅一些。另一个感觉就是士雄撰写小标题时喜欢在人物名字前加一个定语。这种写法有利有弊，其优点是可以画龙点睛，让读者一眼就了解该人物的主要贡献或主要特征，如“经济学家皮宗石”，“‘短跑女皇’孙桂云”。难处是有些复杂的历史人物不宜一语定性。鲁迅曾谈及古人起绰号诨名的“法术”——“说是名号一出，就是你跑到天涯海角，它也要跟着你走，怎么摆也摆不脱。”（《五论“文人相轻”——明术》）但这种做法单纯着眼于形体较易，如“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若想寥寥几笔即能神情毕肖则十分困难。尤其是现代人物，往往经历复杂，很难一言以蔽之。比如章士钊，是用“《苏报》主笔”概括他的历史贡献，还是称之为“老虎总长”“民主人士”或“文史馆长”？即使伟大如鲁迅，一直被称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但近四十多年来不也一直有人在学术上进行质疑么？当然，士雄这本书是他个人的学术著作，可以发表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评价，允许见仁见智。但无论如何，为每一个涉及的人物都冠以一个身份头衔，毕竟是一件为常人所力不从心的事情。
此文写至结尾处，忽然想起了古代有一种杂技叫“百尺竿头”：演员爬到高竿顶端做各种高危动作。这种杂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流传至今，且加入了很多现代元素。不过这种节目的演员不论如何变换姿势，毕竟不能真正超越高竿顶端。有一个更加励志的成语，叫“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正如宋代大儒朱熹在《答陈同甫书》中所云：“但鄙意更欲贤者百尺竿头进取一步。”这种期盼是对后起新人的激励，但真正达到目标却往往要付出比前人更多的血汗。恰如当下男子跳高的世界纪录是二米四五，而中国目前的全国纪录是二米三九。要再超越世界纪录几毫米乃至几厘米，并非没有可能，但又不知要付出多少心血！在鲁迅作品所涉人物的研究领域，士雄已经做到了“更进一步”。但我仍然希望有更多的学术新秀在他的基础上再做跨越，为鲁迅学的学科体系继续添砖加瓦，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