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全球气候问题的哲学、社会学和法学讨论

人类对气候变化的直接关注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9年，世界气象组织（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WMO）召集了第一次世界气候会议，并确立开展WMO世界气候计划，旨在研究合理利用气候资源的途径，预测气候变化和预防气候灾害，以保护气候环境和气候资源。198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WMO共同发起组建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作为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和规制的科学咨询机构。在IPCC的推动下，1990年国际社会正式启动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谈判，1992年达成协议，1994年正式生效。

这一公约提出所有国家均要应对气候变化，但在责任分担上应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进行，发达国家应该率先采取措施。随后每年举行一次缔约方大会，1995年第一次缔约方大会在德国柏林召开。1997年第三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这两份文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奠定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

全球气候问题本身过于复杂，在未看清问题本质、未找到最佳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是当下的代价。气候问题难堪的现实是，各个利益集团更多地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特别是以OECD 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以中国和G77集团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北矛盾至今仍没有大的改观，30年来国际谈判与合作成果进展不大。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技术不断突破，世界各国人民对生活环境改善的意识不断提升，中国、美国、欧洲、日本、印度等大部分国家已自行制定出碳减排自主贡献的双碳时间表。虽然各利益团体仍矛盾重重，但全球气候问题的对立性已大为改善。如果国际社会在一些减碳机制和国际协同方面能寻找到最优方案，人类解决气候问题将大有希望。在此之前，我们还需要针对气候问题在哲学、社会学和法学层面进行深入探讨，找到国际社会最大公约数，确定关键共识，才能建立最优的全球协同机制，加速碳中和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