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童年：“这段经历磨炼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
1925年11月18日，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海城镇城桥东社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彭士禄出生了。
彼时，海丰农民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彭士禄的父亲——彭湃正是这一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其母亲蔡素屏，虽说出身当地富商之家，但也一直用行动默默支持着丈夫的工作：她曾卖掉陪嫁的金银首饰，把钱捐出来作为农会的活动经费。
动荡的时局、父母坚定的革命信念，注定了彭士禄的童年是颠沛流离的——
彭士禄出生后没多久，蔡素屏就将他托付给奶妈照顾，自己转而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之中。1928年，海丰农民运动失败。同年9月21日，蔡素屏不幸被捕、英勇就义。
“彭家的人，抓到一个杀一个！一个不留，斩草除根。”不光彭湃，年幼的彭士禄也被敌人纳入了搜捕范围。
彭士禄在自述中曾描述过当时逃难的情景：“3岁时的一个黑夜里，奶妈背着我就逃难了，在黑夜里逃到一个牛洼里去，在牛洼里待了一个晚上，马上又将我转移走……”之后，彭士禄和奶妈又辗转了好几个村庄。
一年后，澎湃在上海龙华被秘密杀害。不到4岁的彭士禄成了孤儿。
为继续躲避敌人的搜捕，1930年，七婶杨华将彭士禄悄悄接到澳门。彭士禄在澳门、香港的祖母和五叔家待了一段时间。1931年，党组织让彭士禄的七叔彭述将其送到广东潮安一带，等待机会前往中央苏区瑞金。
在《难忘的少年时代》中，彭士禄曾这样回忆：“跟着七叔上了岸，步行到庵埠附近一个小村……我们进村后来到一个大房间，里面聚集着二三十人，有带驳壳枪的，有人躺在床铺上，不久，七叔对我说，他要去‘出恭’（上厕所），但一去就没再回来。”
看不到七叔，彭士禄哭了起来，一个房间里的叔叔们哄他，把他带到一户人家里去。因为国民党当局要查户口，七叔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彭士禄先后在几十个贫苦百姓家生活过。他吃百家饭、穿百家衣。每到一家还要改名换姓。虽然没有亲人的爱，但彭士禄在那里感受到了老百姓对他的深情厚爱。
在新乡陈村相邻的杨姓小村寄住时，有一天，两个陌生的叔叔给他带来一篮衣服，都是当地百姓为他准备的，有薄的、厚的、长的、短的。第二天，叔叔准备带他去瑞金。但是，当船行至潮安留隍时，敌人拦住他们进行盘查，并带走了两位叔叔。
得知苏区去不成了，红军游击队队长陈永俊把小士禄带回位于潮安县彩塘区的家，交由母亲潘舜贞抚养。在那里，小士禄待了一年，并称潘为姑妈。虽然很穷，但姑妈一家待他如亲人：家里有个鸡蛋都先让彭士禄吃，过年过节有鹅肉，让他吃肉，自己的女儿啃骨头。为了让彭士禄读书受教育，姑妈还和全村村民一起凑钱，把小士禄送去学堂。在那里，他断断续续地念了半年小学。
1933年，由于潮安县委书记陈醒光的背叛，国民党知道了彭士禄的行踪。阴历七月十五日一早，国民党反动派包围了潘舜贞的家，潘舜贞一家和8岁的彭士禄一起被逮捕押送到潮安监狱。
监狱生活异常难挨。在那里，他吃的饭菜里满是沙子、虫子，浑身都是虱子、疥子，晚上睡觉盖的是破麻袋……看到他衣衫破烂，监狱里300多人，一共凑了近10元给他做了一件红格上衣，一条蓝格裤子。
正是穿着这身衣服，彭士禄登上了国民党版的报纸。当时国民党让他站在监狱门口照了一张相，并在《南山剿匪记》和广州《民国日报》上配文：“共匪彭湃之子被我九师捕获。”
后来，他被转押到广州感化院监狱。在那里，他大病了一场，连续发了一个多月的高烧。当时一个红军哥哥跑上跑下地照顾，才让他慢慢好了起来。病好后，彭士禄落下了后遗症。一直到晚年，只要感冒发烧，彭士禄的双腿就会好几天不能动弹。
看到彭士禄没“造反”，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对其进行了遣散。两年多的监狱生活终于结束了，凭着记忆，小士禄回到姑妈家，却发现姐姐不在家，姑妈还在坐牢。没办法，他只好跟着隔壁婶娘沿着铁道流浪，乞讨度日。
然而，监狱生活并没有结束，一段时间后彭士禄再度被捕，又被关进潮安监狱。为了营救他，地下党组织安排其祖母周凤通过彭湃的战友陈卓凡将其营救出狱。
1936年夏，12岁的彭士禄和祖母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从汕头辗转到香港。一到香港，周凤就想方设法让彭士禄进入圣约瑟英文书院的小学二年级读书，全英文教学。
苦难是人生的试金石。动荡的时局、亲人的牺牲、苦难的经历，深深影响着彭士禄，也造就了他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有更加重要的使命——救国、救家、救百姓。
1939年，抗日救亡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正在读书的彭士禄一横心，与堂弟彭科逃离香港，奔向惠阳平山，加入东江抗日游击队。
到了1940年，周恩来派副官龙飞虎将彭士禄和另外几名烈士子女送到重庆。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彭士禄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一见到彭士禄便禁不住激动：“终于把你找到了。你爸爸是我的好朋友！”简单的一句话，多年的苦难浮现眼前，彭士禄泪流满面。到了年底，在周恩来的嘱咐下，彭士禄又被辗转送到延安。
自此，颠沛流离的童年生活结束了。每每回忆起，彭士禄总是饱含深情地说：“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炼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几十位‘母亲’给予我的爱抚，激发了我热爱老百姓的本能。父母亲把家产无私地分配给了农民，直至不惜生命，给了我要为人民、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热血。我对人民永远感激，无论我怎样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报他们给予我的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