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苏联：“你愿意改行吗？”“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1951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系预科进修的彭士禄，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留学苏联的考试，前往喀山化工学院学习。

临行前，周恩来接见了彭士禄和其他留苏学生。当时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我们老一辈打下了江山，现在要靠你们年轻的一代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大厦了，你们一定要刻苦学习，努力钻研，学好本领，回国后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服务。”

出国那天，彭士禄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那是一套黄色呢子的中山装，是1949年贺子珍专门为他做的。

当时，国家培养一名留学生的花费是普通大学生的二十多倍。彭士禄清楚地记得，当时苏联教授每教一节课，中方要另付80卢布的报酬。“80卢布啊！这是老阿妈用血汗钱叫儿崽上洋学堂，我们能不努力吗？”深知机会得来不易，彭士禄抓紧时间努力学习，从没有在晚上12点前睡过觉。

从1951年到1956年，他在喀山化工学院、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学习化工机械专业，修了36门课程，其中33门均为优秀。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带悬臂操控叶轮的全自动卧式过滤机离心机”，老师对其评价为“作者提出了独特的叶轮悬浮设计，可以减少机器的外形尺寸……总体上，论文写作的技术水平较高，测算注释章法良好，图纸绘制优秀。论文评价优秀”。

综合彭士禄的课程和论文成绩，毕业时，他获得了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颁发的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

收获的不止知识。

在喀山就读时，一天，他接到中国驻苏大使馆的电报，让他到车站去接一个叫马淑英的中国留学生。“她来苏联留学，组织派我去火车站接她，对一个来学习的留学生，她到苏联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事情都找我来安排，吃呀住呀，长得又漂亮，人也很聪明。”而当时的彭士禄也是留苏学子中有名的才子，他谈吐不凡，又不失诙谐幽默……这一切也深深吸引着马淑英。

两年后，中国留学生收缩到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几个大城市，彭士禄和马淑英一起到了莫斯科。马淑英被分配到门捷列夫化工学院，彭士禄在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在莫斯科，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彭士禄还记得，有一次马淑英在做化学试验时，受了伤的脸上包了一层又一层的纱布。“她说假如自己脸上长大麻子了怎么办，我说不嫌弃她，还会娶她。”后来，回国后，他和马淑英顺理成章地组建了家庭。

留学期间，世界形势的变化也悄然改变着彭士禄的人生轨迹——

20世纪50年代，国际核技术和核武器发展迅猛：英国爆炸了原子弹；美苏爆炸了氢弹；美国核潜艇“鹦鹉螺”号试验成功，这个巨大而灵巧的“黑色水怪”仅用一块小小的铀做燃料，就能潜入太平洋，游过墨西哥湾、南美洲、大西洋、欧亚非大陆，回到美国东海岸……一系列事件，迫使我国在制定1956—1968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将原子能工业列为第一项重点任务。

1956年，陈赓大将到苏联访问，将即将本科毕业回国的彭士禄密召到中国驻苏大使馆参加座谈。当时参加座谈会的有彭士禄、阮可强、蒋滨森、韩铎等人。

座谈会上，陈赓问彭士禄：“美国和苏联都已搞出了原子弹、氢弹，美国还有了核潜艇，我们国家要不受别人欺负，也要有这些东西。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的回答斩钉截铁，他忘不了这些年国家对他的培养，忘不了父母伟大的信仰和理想。就这样，彭士禄等人加上国内来的30多人被派到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核动力专业。这40多人后来都成了我国潜艇核动力领域的栋梁之材。

当时，苏联和美国的核技术理论水平相当，又逢中苏关系“黄金时期”，苏方不遗余力地向中国留学生传授知识，包括彭士禄在内的这批中国留学生也得到了正规、系统、深入的培训，迅速掌握了反应堆物理、热工、水电、控制、屏蔽等理论知识。

学习期间，他们参观了位于莫斯科附近的奥布灵斯克石墨轻水堆核电站，这是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虽然只是粗略地参观访问，但彭士禄内心还是十分震撼。这也更坚定了他在核动力领域走下去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