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以解放看待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两个创造”鲜明概括了党团结领导人民百年奋斗的历程和取得的伟大成果。
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社会最壮观的变化莫过于东方的兴起。其中，最为突出、体量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世界经济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国，能够实现如此高速的长时期的经济增长。2010年，中国开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中国的工业产值超过了美国，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化国家。2020年中国GDP达到1015986亿元，突破百万亿元大关。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战略性成果，如期实现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正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为什么中国会走上一条飞速发展的道路？当外界不断预测中国即将崩溃之时，中国为什么能够越过一个又一个陷阱并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这需要从历史深处寻找答案，从国际比较中寻找中国发展强大的秘密。
工业化，今天要加上信息化，是几乎所有落后国家都梦寐以求的目标，但工业化的秘诀却被一些理论误导、遮蔽，让人难以真正清晰理解其要义。张夏准是一位生于韩国后来在英国剑桥大学执教的发展经济学家，他在《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一书中指出，当今的发达国家正在试图踢开那个能使发展中国家爬到顶端的“梯子”，即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制度。它们向发展中国家介绍所谓的“好政策”和“好制度”，以此来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张夏准通过梳理经济发展史并进行对比分析，揭露了那些被掩盖、被遗忘的发达国家的致富进程，并指出，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和制度才是真正的好政策和好制度。[1]
近代以来，国人面对西方从自负到自卑，现在回到了一种正常的状态，那就是自信。整个民族的自信，会让我们不再鄙视他人，也不再仰视他人。平视西方，让我们能够看清楚一个更加真实的西方，也会看清楚一个更加真实的自己，这将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我们用自己的眼光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历程，必须将中国置于世界之中，审视西方兴起以来的东西关系和南北关系的变化，以全球视野审视中国的道路，寻找特殊性与一般性，这样才能更加清晰地理解中国道路的形成条件、历史渊源、发展方向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异同。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灿烂的文明之一。近代以来，欧洲人殖民美洲之后，逐渐重新塑造了世界，奴役和毁灭了较为落后的非洲和美洲，打倒并瓜分了奥斯曼帝国，将中国置于剥削和压迫性的条约体系之下。从明朝中叶开始，中国相对于西方来说开始衰落，在清朝后期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陷入了长达百年的生存危机，一度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政党缔造国家。当时的中国人尝试了君主立宪制、总统制、议会制等多种救国方式，但都以失败告终。最终，中国共产党以新的意识形态、新的组织方式成为凝聚社会、构建国家的主导力量，建立了新中国。中国近代的历程是由政党缔造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从议会中产生政党，其中的关键在于向现代转换的方式，以及政党所承担的历史功能。中国是以一种文明的整体崩溃的方式进入现代的，必须从社会中崛起新的力量对政治和社会进行革命性重塑。政党要对社会进行广泛动员与重组来重建一个国家，而中国共产党通过28年的革命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
计划推动发展。中国的发展没有殖民地、没有奴隶贸易、没有对外战争与掠夺，这是有史以来唯一大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的工业化。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使得中国在至少五个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建立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本质特征的政治制度，实现了对全社会的政治整合，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二是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脱钩，摆脱了对发达国家的依附。三是解决了自然垄断资源尤其是土地问题，扫平了国内现代化的障碍。四是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自身的努力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使得中国具备了工业化的基础。五是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公平，铲除封建残余，实行男女平权，加强教育、医疗等，改善了民生，提高了全民素质。这五个方面是中国深度发展的基本条件。无论从经济指标还是社会指标来看，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计划经济的优点在于，有利于在资源极端稀缺的情况下向工业部门集中资源；其明显缺点在于，计划经济的执行单位普遍缺乏自主性与活力。
国家孵化市场。“文革”结束后，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扭转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困难局面，启动了中国大发展。中国改革由农村等体制外发动，并在体制外积累经验和力量之后，再深入推进体制内的改革。中国的发展是在国家的壳下孵化市场与社会的过程，国家有选择地吸纳外部资源，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通过改革开放之后30多年的发展，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计划经济时期设立的部分国营企业，特别是其中的骨干企业重现生机，成为掌握“国计民生”的经济基础设施，与新发展出的具有强大竞争力和活力的民营经济结合在一起，共同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实现了经济社会欣欣向荣的局面。
走向高质量发展。从2012年前后，我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和目标任务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既有巨大的历史机遇，又有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实现更好的发展、更加全面的发展，不仅要更好地发挥市场无形的手的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有形的手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逐步消除改革开放30多年来积累的种种问题，进一步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处理好市场“自组织”的力量与国家干预的关系，化解了一系列重大风险，产业稳步升级，发展的质量更高、更加均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现代化；运筹大国关系，主动谋划，积极作为，提高国家的抗压能力，并为各种可能性做好准备；加强党的自我革命，党的领导力和纯洁性不断提升；我国由不平衡发展向更加均衡方向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迈进，开始创造出一种人类历史上崭新的文明形态。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发展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价值观念等众多方面的一个综合过程，它意味着消除贫困、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乏法治权利和社会保障的状况，从而提高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森在强调市场机制、全球化对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做出基础性重大贡献的同时，还指出，需要政府和社会在人的生存、保健、教育等领域承担责任，更需要人作为发展的主体在全面的社会交往和变革中发挥主动作用。[2]
作为经济学家，森的论述超越了狭隘的经济发展理念，从政府以及社会等角度论述了自由与发展的关系。但是，他没有深刻论述的是，没有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自由则无从谈起。
1882年，恩格斯在给卡尔·考茨基的信中说：“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实现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3]中国发展道路与世界很多国家的不同，在于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前提是处于西方的殖民压迫之下，因而需要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中解放出来，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国家解放、人民解放、生产力解放之路。
“解放”（liberation）与“自由”（liberty）在英文中的词根是一样的。其区别在于，“解放”指的是摆脱了束缚，而“自由”则更加偏向于不受干涉。森所说的“自由”更多的是指保障人的基本权利，而“解放”更加偏向于突破强加于人和民族之上的枷锁。尼德·古莱指出：“尽管有关‘解放’的用语有绝对的优越性，对于‘发达’世界的许多人来说，他们从策略上考虑仍然难以使用这种语言。”[4]不过古莱也指出：“两者之间的对峙是必要的，因为只靠‘发展’或只靠‘解放’都不能充分超越文化统治以及对压迫的纯消极反应这两个方面。”[5]
实际上，持续的发展正是一种不断突破束缚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获得更大自由的过程。相比自由，以解放来解释发展更适合后发展国家，因为后发展国家发展的时候，基本上都处于一定的国际权力结构之下。近代以来，西方塑造了统治世界的殖民结构，从西班牙、荷兰到英国、美国，每个霸权时代的具体做法特征虽有所变化，但其殖民主义性质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只是越来越隐蔽，越来越“精致”。
解放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解放是中国发展之路的深层意蕴。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发展之路就是解放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人们不断得以解放和获得更大自由的过程，人的每一次解放是上一轮大发展的结果，又为新的发展增加了动力。
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后期形成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国家无法开展现代化建设，必须有领导力量重新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连接形式——建立现代国家。国民党政权将国内的军阀势力联合成一个政权，但是这个政权与社会的连接是虚弱的。在国家政权中，沿海新兴资本家阶级与地主阶级勾结在一起，它们并没有决心彻底改变封建的土地制度，彻底斩断国际资本的剥削链条，也没有能力重建国家的基层组织。
中国共产党以新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方式成为凝聚社会、构建现代国家的核心力量。从天下到国家的转变，中国并没有选择民族主义，而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让中国避免了过于强调民族主义而可能造成的分裂，为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找到了精神的皈依，为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找到了普遍的精神支柱以及持久的精神动力。党以自身的组织体系为中轴，整合其他社会力量，形成了一个根植于社会的领导系统、稳定系统、协调系统以及贤能选拔系统，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强大支柱，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政治结构。
回顾我们党领导推进的中国发展道路，会发现中国解决了人类发展的一系列悖论。不是通过对外掠夺，而是通过自我积累开展现代化；既保持独立自主，又能实行对外开放，破解了要么依附、要么封闭的怪圈；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能保持社会稳定；人民是建设者，也共享发展成果，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长期发展的同时，保持长期和平，打破了大国崛起的传统逻辑。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选择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党的初心和使命，而发展的成就则是践行初心和使命而形成的结果。
这使得中国可以走上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而不是依附的道路；可以走上一条人民解放的道路，而不是国家主义的道路；可以走上一条繁荣、和谐的道路，而不是自由化的道路。
审视这一伟大而艰难的历程，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们至少要在三个维度上理解中国道路才能发现其意蕴。第一个维度是古老文明现代化的维度。中国是非西方文明中唯一真正实现文明转型的文明中心国家，通过政党缔造国家的方式，实现了古老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换。现代中国在中华民族跌入历史低谷中奋起，扭转了从明朝中叶以来文明陆沉的历史趋势，让中华文明再次绽放出前所未有的灿烂光明。第二个维度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维度。相较于苏联模式，中国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三个维度是国家发展的维度。相较于西方大国的对外侵略掠夺的崛起历程，中国开创了自我积累的和平发展道路；相较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国开创了独立自主而非依附发展的新型现代化道路。
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的成果就是一种新文明的诞生，一个超越传统现代化模式的“新物种”正在出现，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这是一种扬弃了中华古老文明和世界现代文明的新文明。从物质文明来说，是从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变迁；从精神文明来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革命文化等的融汇；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是从对自然无度征伐到生命共同体；从人与国家的关系来说，是人民当家作主；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交融共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具有光明前途和世界意义的、迭代旧文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历史的结晶、人民意志的结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结晶，将推动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催生人类新的发展议程，推动人类历史新的进程，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
“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6]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不是对西方霸权的更替，而是更加符合人类愿望的新的理念、价值和范式的产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可以给依然在奴役与压迫之下的国家以巨大的启示，因而其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人类文明成果。
饱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必将实现伟大复兴，奔腾不息的中华文明必将实现伟大复兴，这必将为人类带来更加光辉灿烂的前景。
[1]［英］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2]［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颐，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1-472.
[4]［美］查尔斯·K.威尔伯.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M］.高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526.
[5]［美］查尔斯·K.威尔伯.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M］.高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528.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