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民公社化时期：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

毛泽东在看到小社并大社的优势之后，又进一步提出了办人民公社的构想。为满足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和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党中央顺应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和农村发展形势，发起和推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推动先进农业技术装备的应用，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增强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的能力，寻找一条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城镇化道路，探索一种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并向更高阶段过渡和发展的社会组织形式。

1958年3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四川成都举行，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等文件(16)。1958年7月，第一个人民公社在河南信阳嵖岈山成立，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8月，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由高级社发展到人民公社是形势的必然要求，“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要求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农村工业的发展也要求从农业生产战线上转移一部分劳动力，我国农村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要求已愈来愈迫切；在农田基本建设和争取丰收的斗争中，打破社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成为群众性的行动”，提出要“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以此作为农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组织载体。北戴河会议后，全国各地在原有大社转公社的基础上，迅速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到1958年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合作社改组合并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民占农户总数的99%以上(17)。人民公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大农业、大生产要求，优化区域资源配置，推动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应用先进农业技术装备，在农村实践社会主义并向更高阶段发展的探索。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高级社向人民公社的过渡，在合并成为大社时过于追求“一大二公”“一平二调”，使权责利互相脱节，监督激励陷入困境，农业生产滑坡，粮食减产。1959年2月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决定（草案）》，将公社分级管理制度概括为：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后又经过一系列的调整和修改完善，196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坚持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把土地、劳力、牲畜、农具“四固定”到生产队，人民公社体制逐步完善并走向成熟。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既是经济组织，也是政治组织和行政机构。多数以生产队和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集工农商学兵于一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劳动集体化。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小农生产方式被完全颠覆，经过多次调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基本模式被长期保留下来。生产队规模一般20～30户，既是基本生产单位，也是基本生活和熟人单位，便于管理、监督、沟通和协调。人民公社以其集体化、组织化的体制支撑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和农村工业化建设，修建了8.6万座水库，社队企业蓬勃发展，除个别年份外，我国农业生产稳步增长，农民生活逐步改善，1949年至1978年我国人口数从5.42亿增加到9.63亿，人均寿命从平均32岁增加到67岁(18)，农村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民公社是一次全新的探索，但其内部有效的激励监督制度和管理运营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类似“上班听敲钟，干活磨洋工”“分配平均主义”等现象降低了农民个体的积极性，也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改善，农民人均收入和全国人均占有农产品产量增速缓慢（见表1-4、表1-5）。随着公有化规模与程度的不断提升，如何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解决民主管理、公平与效率、机会主义等问题，仍需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不断探索。

表1-4　1957—1978年农民人均收入及其构成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878-886．

表1-5　1957—1978年全国人均占有主要农产品产量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533，545，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