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数字科技促进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

（一）信息经济学理论

相比传统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理论从信息分布的非对称性出发，对完备信息假设下所提出的论点及命题进行重新思考，以个别市场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考证信息对市场均衡、劳动市场供给、消费者行为以及市场机制等一系列微观经济问题的影响，分析信息资源配置和微观信息市场的效率问题。

信息经济学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发展于50—60年代，到70年代基本成熟。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分为两个派别：一派是以弗里兹·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和马克·尤里·波拉特（Mac Uri Porat）为创始人的宏观信息经济学，以研究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为主；另一派是以乔治·约瑟夫·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和阿罗为最早研究者的微观信息经济学，重点考察运用信息提高市场效率的各种机制。在宏观信息经济学研究方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Fritz Machlup教授于1962年发表了专著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书中首次提出了“知识产业”概念，给出了知识产业的一般范畴和分类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最早建立了对美国知识生产与分配的测度体系（即马克卢普的信息经济测度范式），对1958年美国知识产业的生产进行了统计测定。随后，Fritz Machlup教授又出版了Knowledge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The Branches of Learning，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and Human Capital 3部著作，为宏观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Fritz Machlup的研究基础上，美国斯坦福大学的Mac Uri Porat博士，于1977年完成了The Information Economy 9卷本的内部报告，第一次把产业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业，并把信息部门分为第一信息部门和第二信息部门。这种方法引起美国商务部的重视，并于1981年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采纳，用来测算其成员国信息经济的发展程度，波拉特的理论和方法被总结为“波拉特范式”。在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方面，美国经济学家乔治·约瑟夫·斯蒂格勒于1961年发表了著名的论文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被认为是该方向的创始人之一，他认为消费者在获得商品质量、价格和购买时机的信息时成本过大，导致购买者既不能，也不想得到充分的信息，从而造成同一种商品存在不同价格，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的市场现象，并不需要人为干预。日本的宫泽等抽象地研究了信息系统评价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为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发展经济学理论

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规律、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规律，探索用五维空间分析代替平面二维分析，用复杂系统论分析代替还原论分析，用规范分析代替实证分析，用规模分析代替边际分析，用科学发展代替增长。

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具有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固有的庸俗性质，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是新古典学派，其基本思想是传统庸俗经济学和以A.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思想。传统庸俗经济学和新古典学派对发展有三个基本观点：①认为发展是渐进的、连续的、累积的过程，这种过程是通过边际调节来实现的。价格机制是经济调节，也是经济发展的杠杆，用静态的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就足以论证经济发展问题。②认为发展是和谐的、平稳的过程，是以自动的均衡机制为基础的。在发展过程中，冲突之间会出现秩序，私利角逐中会出现协调。③认为继续发展是可能的，其前景是令人乐观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会出现横向的“扩散效应”和纵向的“涓流效应”，经济发展所得的利益会惠及社会各个阶层。总之，经济发展被认为是一个无冲突、无飞跃、无质变的过程，它所要求的仅止于创造适当的刺激、完善市场的机制和启动会自行运转的增长机器而已。新古典学派的这种发展观点，显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实际。事实上，市场机制起不了合理调节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利益并不能惠及所有人群，贫困、失业、社会矛盾、资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现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时有发生。除了前述对发展的基本看法外，发展经济学也承袭了新古典学派的研究方法，并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的规定性。有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如以缪达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新古典学派观点的束缚，比较注意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特点，从结构上、制度上进行分析，但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与传统的以及当代的庸俗经济学并无根本歧异。其次，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往日经验来规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那些主张一般的、统一的发展理论的学者自然认为，各国的经济发展走的是同一条路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和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并无不同。采用经验分析的学者也持有类似看法，他们使用统计资料，对比当今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和发展前期的发达国家，虽然发现两者是有差异的，但又找到一些“规范化的事实”，并推演出一般性结论。例如，结论之一是，在发展过程中首先要通过收入的不均分配以积累资本，促进增长，然后再实现公平分配。无异于说发展中国家应当而且必然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最后，从发达国家的立场看待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些问题。在国际经济旧秩序之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在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的，甚至脆弱的地位，从而在贸易条件、商品出口、跨国公司投资等方面，都遭遇困难并蒙受损失。但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却往往从发达国家的角度去解释和辩护，从而模糊了是非界限。

（三）技术扩散与知识溢出效应理论

技术扩散与知识溢出效应理论，研究包括信息、技术、管理经验等在内的知识，鉴于其本身的稀缺性、流动性和扩散性，通过交易或非交易的方式，流出原先拥有知识产权的主体过程中所产生的连锁效应、模仿效应、交流效应、竞争效应、带动效应、激励效应等。

其中，技术扩散是指一项技术从首次得到商业化应用，再经过大力推广、普遍采用两个阶段，直至最后因落后而被淘汰的过程。它不仅仅指对生产技术的简单获取，而且强调对技术引进方技术能力的构建活动，技术扩散的外部性主要表现为技术扩散的溢出效应。而知识溢出是知识扩散的一种方式，一般是被动的、无意识的、非自愿的，表现为信息共享。美国经济学家Kenneth J.Arrow（1962）最早用外部性解释了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认为新投资具有溢出效应，不仅投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生产经验提高生产率，其他厂商也可以通过学习提高生产率。在Kenneth J.Arrow的研究基础上，Paul M.Romer（1986）进一步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他认为，知识不同于普通商品的原因就是知识具有溢出效应，由知识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在罗默模型中，总生产函数描述了资本存量K、劳动L，以及创意技术的存量A与产出Y之间的关系。

（四）产业融合理论

产业融合理论研究鉴于技术创新、竞争合作、跨国发展、放松管制等因素，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的不同行业之间相互渗透、延伸融合、重组融合等，最终融合为一体，逐步形成新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及其产生的创新优化效应、竞争性结构效应、组织性结构效应、竞争性能力效应、消费性能力效应、区域效应等影响效应。

国内外学者围绕产业融合开展的研究很多，主要从产业融合环境下的公司战略、产业融合的发展方向、产业融合的市场边界变化等开展，但是，大都是就产业融合现象进行分析，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表述。国外学者对于产业融合的研究主要从技术角度展开，美国学者Rosenberg（1963）通过研究美国机器工具产业演化，发现美国存在技术向不同产业扩散的现象，Rosenberg将其称为技术融合，这是现有文献中关于融合思想的起源；Brand（1998）指出Negreouponte在1973年提出的数字技术导致产业之间交叉的开创性思想出现，并首次使用“融合”（convergence）一词，自此学术界开展了对产业融合的讨论；Stieglitz（2003）将产业融合分为技术替代性融合、技术互补性融合、产品替代性融合和产品互补性融合四种基本类型。他认为，技术融合就是用相同或相似的技术生产不同的产品和服务，产品融合就是通过使用不同的技术提供替代性或互补性产品；Hacklin和Fahrni（2010）等通过对样本企业进行比较，将产业融合分为知识融合、技术融合、应用融合和产业融合四个阶段，通过产业融合，使得原先各自独立的产业间企业由于共同应用的出现，而成为竞争对手；Pennings和Purannam（2001）从企业生态学的观点出发，认为融合现象是构成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但同时也会造成市场不均衡和企业倒闭；Zeinab（2014）通过研究马来西亚四个渔区的渔民接受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应用能力，发现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在渔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国内学者对于产业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从理论应用角度展开，姜长云（2015）重点分析了日本发展“第六产业”、推进农业“六次产业化”，他认为日本农业“六次产业化”的战略核心是促进农产品的地产地销，并表现为产地加工型、产地直销型和旅游消费型三种主要形式，分析了中日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异同点，认为应当谨慎借鉴日本的发展经验；麻礼念（2010）借鉴国外三网融合经验和产业融合理论，从产业边界、产业融合的动因、前提条件、形式、过程与标志等维度，详细阐述了我国三网融合的过程；郑明高（2010）研究了产业融合的基础理论、产业融合的动因及效应、产业融合与资产通用性的关系、产业融合对产业组织的影响，以及产业融合中政府和企业的角色，认为产业融合就是整个融合过程的“产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