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　关于农业生产空间格局的演变、成因及经济效应的研究

1.农业生产空间格局的演变及集聚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产业布局的区域化特征日益明显，专业化趋势不断增强，形成了明显的产业带和块状集聚生产格局(Carter and Lohmar，2002；张红宇等，2009)。

1978—2012年，中国种植业地理集聚水平不断增强，呈“S”形增长，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且具有明显的“连片”特征(肖卫东，2012；李炎子等，2012；邓宗兵等，2013a)。尽管粮食、棉花、油菜籽等作物由于是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作物而在生产和流通方面受到了很强的政策干预并由此造成低水平分工，但蔬菜等鲜活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区域专业化程度大大上升(蔡昉等，2002)。具体如下：

从粮食生产空间布局来看，中国粮食总体生产格局变动明显，呈现出由南向北、由东向中方向移动的趋势(黄爱军，1995；程叶青等，2005；杨春等，2008)，但在品种上有所区别。其中，稻谷生产区域格局呈现出南方优势产区维持稳定但略有下降、东部产区集中度下降、东北部产区重要性逐步提升的特点(殷培红等，2006；钟甫宁等，2007；陆文聪等，2008；杨万江等，2011；邓宗兵等，2013b)；小麦生产区域格局呈现出生产重心不断北移，东、西部产区比重下降，中部产区比重提高较快的特点(殷培红等，2006；陆文聪等，2008；邓宗兵，2013b)；玉米生产区域格局呈现出北方产区集中度稳步上升，中部产区上升明显的特点(殷培红，2006；陆文聪等，2008；邓宗兵等，2013b)。

从棉花生产空间布局来看，近30年来，棉花主产区出现了由南向北、向西北新疆地区迁移的特点(钟甫宁等，2008；朱启荣，2009；邓宗兵等，2013a)。

从花生生产空间布局来看，花生主产地维持稳定，但各省份位次变动较大，东南沿海地区省份排名下降，华中和东北地区省份位次上升，尽管花生生产集中度系数近年来有所下降，但较之其他农产品，仍是集中度较高的产业(张怡，2014)。

从蔬菜生产空间布局来看，蔬菜种植呈现产地由分散走向集中并逐步向东南地区集聚的特点，前10位省份产业集中度由1985年的40.29%提升到2008年的62.82%，专业化水平逐步提高(李岳云等，2007；卢凌霄，2011；周应恒等，2012；纪龙等，2015；吴建寨等，2015)。在蔬菜主产省份内部，种植地区分布则沿“近郊—远郊—农区”的轨迹演变(赵德培等，1993；王秀清，1996)。

2.农业生产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

在大流通的环境下，农业生产空间布局区域化、专业化是在市场与政策的引导下，各地方政府、农民结合客观条件，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决策的宏观表现。既有研究将影响农业生产空间布局的因素归纳为资源禀赋、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政府支持等方面。

关于资料禀赋因素对农业生产空间布局影响的研究。农产品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结合的产物，对自然条件与资源禀赋的依赖具有不可替代性。相关研究表明，自然条件对于农业生产空间布局具有重要的影响：光照、气温、降水、土壤等条件均是影响农产品种类分布、产量和品质的重要因素(张怡，2014)。同时，资源禀赋也是决定农业生产空间布局的必要条件和物质基础(王艳荣等，2011a)：中国地少人多、耕地资源有限，加之区域间差异明显，导致土地资源丰富的区域更容易成为农业主产地(顾莉丽等，2011；叶长盛等，2011)。除此之外，良好的灌溉条件也是保证农产品产量的关键因素，是推进农业生产优势区域形成的重要因素(杨万江等，2011)。

地理区位与交通条件是继自然第一要素后影响农业生产空间布局演变的第二要素。相关研究表明，地理区位能够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结构，不同区位条件对农户种植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Wang et al.，2006)。同时，由区位条件导致的运输成本与土地租金的差异，会影响农业生产的规模和布局(陶怀颖，2010)。此外，地理上的临近性有助于知识和创新的传播(Rui，2000)，带动农业生产“连片”布局。但是，随着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与提高，距离等地理区位条件对农产品产销对接的阻碍大幅降低，地理区位的作用被削弱，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逐渐成为影响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决定性因素(董晓霞等，2006；Wang et al.，2006)。

关于技术进步因素对农业生产空间布局影响的研究。技术进步对农业生产空间布局的影响不言而喻，其不仅能对农产品单产造成影响，甚至能够影响区域农产品种植模式与种植制度(薛宇峰，2005；顾莉丽，2011；邓宗兵，2013b)，进而影响农产品生产布局。同时，技术进步还能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对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贡献(徐志宇等，2013)。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年均增长率为3.1%，对第一产业GDP年均增长率的贡献度为79.210%，是影响农业生产布局的重要因素之一(高帆，2015)。

关于经济发展因素对农业生产空间布局影响的研究。市场需求是引发农业生产空间布局变动的重要原因。市场对农产品的大量需求是形成规模化、专业化农业产地的前提条件(卢凌霄等，2007；纪龙等，2015)。同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居民对农产品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周年化、高级化的倾向，追求品质、新鲜、营养、安全、方便是消费新趋势。这些消费信号诱导着农产品生产发展朝着以规模化、设施化、标准化和多功能化为核心的方向转变。正是不断调整的市场需求推动着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发挥强项，在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中发挥特色作用，并通过影响农民收入影响农业主产地的形成(Mion，2002；周应恒等，2007)。

兼业化是农民择业的新趋势，也对农业生产空间布局产生一定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制度的允许下，大批农民开始向城镇转移，形成了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特征(黄国华，2009；郑祥江等，2015)，而大量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不可避免地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影响。最早将我国农民非农就业纳入研究视野的是伍山林(2000)，基于1982—1998年中国29个省份的数据，运用面板模型考察粮食生产的区域专业化特征与影响因素。在控制相关变量的情况下，得出了非农就业越严重，粮食产量增长越慢，不利于粮食生产区域专业化的结论。但是，伍山林(2000)的研究由于缺乏模型选择检验，以及遗漏重要解释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结论的准确性。此后，陆文聪等(2008)、朱启荣(2009)、杨春等(2010)、杨万江等(2011)又分别以粮食、棉花为例对非农就业的影响加以考察，得出中国粮食和棉花生产将向人均耕地资源相对丰富、农民非农就业机会较少、务农机会成本较低的欠发达地区转移和集中的结论。

经济利益是理性农民生产决策的基础，是影响农业生产空间布局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价格越发能够真实反映资源的稀缺性(曹暕等，2005)，农产品收益的提高将极大地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干预其资源配置行为，进而影响农业生产布局。宋雨河等(2014)的研究验证了农产品价格对农户种植决策有着显著的影响，程叶青(2009)的研究表明农产品价格变动对粮食单产格局变化的影响在不断加大。除绝对价格外，农产品之间的比价也影响农户的生产行为，一种农产品相对于替代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将促进农户对该种农产品的专业化生产，继而改变生产布局(杨春等，2008)。农产品之间净收益的差异是影响农业生产布局的直接原因(钟甫宁等，2007；钟甫宁等，2008；朱启荣，2009)。

关于政府支持因素对农业生产空间布局影响的研究。政府支持是农业生产空间布局变动过程中重要的外部因素，政策指导、技术供给、平台搭建、社会化服务支持是政府功能发挥的主要渠道(李小建等，2009)。薛宇峰(2005)、钟甫宁等(2007)、黄季焜等(2007)、李炎子等(2012)指出，在经济体制改革或发生重大国计民生问题的情况下，政府会通过制定政策来引导农户行为、调整种植结构，进而影响农业生产空间布局。而在平常时期，政府则通过发放补贴、财政扶持、科技指导和市场培育等常规措施稳定农作物种植面积与单产(张怡，2014；纪龙等，2015)。

3.农业产业空间集聚的经济效应

农业产业空间集聚的产业发展效应。从宏观角度来看，农业产业空间集聚式发展有助于农业产业发展。一直以来，有关产业集聚与产业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业产业和城市(Caballero and Lyons，1989，1992；Paul and Siegel，1999；Lucas，2001；Moretti，2004；Tveteras and Battese，2006；Combes et al.，2010)。但随着农业机械逐步取代劳动力，农业生产布局呈现区域化、规模化、专业化之势，农业产业集聚的快速发展令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聚焦于其产业发展效应。王艳荣等(2012a)通过理论分析得出，当农业产业集聚形成后，规模经济与主体之间的协同发展优势，将进一步集聚更多生产主体与要素，形成累积循环效应，使生产效率与品牌效应不断提高，农业产业产量与产值增幅明显，实现农业产业集聚下的产业发展。邓宗兵等(2013a)、贾兴梅等(2014)、吴建寨等(2015)通过对中国种植业地理集聚程度变动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验证了农业产业集聚程度越高，产值增加越明显。这是由于作物的空间集中生产可以提高专业化水平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市场定价能力，从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史焱文等(2016)的研究表明，产业集聚会通过技术溢出促进经济增长，即在产业集聚区内，除地理邻近优势外，企业之间密切的关系网络更能影响产业集聚的创新性，进而带动产业发展。与此同时，Baldwin等(2001)、Rosenthal 和 Strange(2006)、吴舒等(2016)的研究表明，农业产业集聚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还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并且这一过程会不断自我强化。但是，也有研究表明，产业集聚与产业发展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王艳荣，2012b)。

农业产业空间集聚的农民增收效应。从微观角度来看，农业产业空间集聚式发展有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产业集聚的规模经济特性，即基于单个生产者规模扩大形成的内部规模经济，以及由于生产者集中形成的基础设施共享、知识外溢等外部经济带来产品单位成本降低、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工业产业中早已得到证实(Ciccone and Hall，1995；Ciccone，1998；范剑勇，2006；陈良文等，2008)，这在农业领域也逐步得到验证(Henry et al.，1996；Scorsone，2002)。在中国，关于农业产业集聚增收效应的研究也在不断丰富，但主要集中在理论分析与定性描述方面(尹成杰，2002；郑风田等，2005；黄海平等，2010；王玉斌等，2012)，利用计量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的较少。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王艳荣(2011b)基于安徽省砀山酥梨产业集聚区 1990—2009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产业集聚对农民增收效果的检验；陈利等(2015)、伍骏骞等(2017)基于县域数据，依托空间计量模型对经济集聚对农民收入影响的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通过共享、匹配与学习对农民收入产生影响，但增收的效果主要集中在本地区，区域间的影响并不明显。值得注意的是，Ciccone 和 Hall(1995)的研究表明，产业集聚不仅具有集聚优势，也会带来“拥挤”效应，过度的集聚反而会给劳动生产率带来负面影响进而造成集聚的扩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