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国之路
1．
至克林顿担任总统之时，美国政客们已经就医疗保健政策争论了将近70年之久。
这场争论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医学正进入其现代发展阶段。在此之前，去看医生主要是在通往死亡的路上得到安慰和精神上的帮助的一种方式。随着麻醉技术的发展和对如何预防感染的深入了解，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医疗专业人员这时可以进行阑尾切除术和扁桃体切除术，也可以修复骨折。
但是刚刚被医学发展赋能的医生需要更多的培训。医院需要新的设施。这需要钱，医疗机构把这笔费用转嫁给了患者。以前，生病或受伤就意味着失去工作和收入。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担忧：正如一位纽约慈善家在1929年所注意到的，医疗账单是“绝大多数人负担不起的”。(1)
正如一个名为“医疗照护成本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Costs of Medical Care）的一系列开创性报告所表明的那样，人们正在倾家荡产、失去家园，或者干脆有病得不到医治。这是比尔·克林顿所描述的同一场危机的早期版本。但“医疗照护成本委员会”解释说，有一个解决办法。保险可以解决医疗成本的问题，因为那时医疗支出的方式是分散的，而且今天依然如此。(2)
事实证明，在任何一个大的相对随机的群体中，都是一小部分人在负担绝大多数人的医疗保健费用。这些人往往是受重伤、患有心脏病或慢性病的。如果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将小额款项存入一个共同基金，那么就有足够的钱来支付所有费用。在任何时候，对一些健康的人来说，这似乎都是一笔不划算的交易。但任何人都可能生病或受伤；长远来看，大多数人都不会一生无虞。(3)
医疗费用的分散式承担，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在任何时候，都是大约80%的费用来自20%的人。众所周知，二八定律（80/20 rule）之于健康经济学，就如公式E=mc2之于物理学一样重要。在20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世界上其他所有发达国家都以同样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建立某种国家卫生体系。
每个国家的制度都以不同的方式和速度演变。今天，一些像瑞典这样的国家有一个政府计划，直接为人们提供保险，承担他们绝大多数的医疗费用。像这样的体系被称为单一支付（single-payer）。其他国家，如法国，既有政府经营的保险计划，也有作为补充的私营保险。还有一些国家，如荷兰，完全依赖私营保险，尽管保险公司在异常严格的监管下运营以至于它们更像公共事业而非私营企业。
这些安排有几个共同点。政府是牢牢掌握权力的管理者，使用某种形式的税收或强制性保费来为福利提供资金。政府还规定有多少资金须流向医疗保健的提供者和生产者，即医生、制药商等。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向这个体系付费，每个人都从中得到保障，这样，来自年轻人和健康人的钱就可以有效地支付老人和病患的账单。(4)
20世纪30年代，美国有了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好的一次机会去建立一个类似的体系，当时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一些顾问敦促他将医疗保险纳入新政。罗斯福因小儿麻痹症而瘫痪，他比所有人都明白医疗保健的重要性。国家医疗保险的理念正好契合他的基本理念——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在民众有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如果没有广泛的公众监督，经济的某些部分根本无法为大多数美国人服务；当大家团结起来保护自己免受共有的脆弱性的影响时，每个人都会从中受益。
但罗斯福也是一位实用主义者。身处进步时代却动了实行“强制医疗保险”的念头，这引起了国家医疗行业的愤怒，因为他们担心这最终意味着政府将干预其自主性和收入。为了不激起类似的反对，从而殃及社会保障或其他提案，罗斯福把医疗保健问题放在了一边。(5)
在政府没有采取行动的情况下，私营部门全权决定如何处理问题。毕竟那是大萧条时期，所有刚刚落成、设施到位的医院此时都挤满了付不起医疗费用的病人。
很多医院深陷严重的财务困境，其中就有位于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贝勒医院，这家医院的一位新任管理人员曾担任该市学校的督学，他向他管过的那些教师提供了一个处理办法：任何愿意每月支付50美分的老师，都可以得到每年最多21天的医疗服务，大部分服务都在全额支付范围内。老师们报名了，1929年圣诞节那天，贝勒医院的医生为一名在冰上滑倒的女老师做了脚踝复位。医院没向她收取任何治疗费用，这很可能使她成为第一个用现代医疗保险支付医疗费用的美国人。(6)
其他医院也纷纷仿效贝勒医院的做法。1934年，明尼苏达州一位富于创新的高管用海报为新的医保计划做了广告，海报上画着一个蓝色的十字，类似于护士们常穿的制服上的那种图案。一个标志就此诞生。(7)蓝十字（The Blue Cross）这个基于雇主的医疗计划之所以流行，一方面是因为划算，另一方面是因为联邦政府使得这个计划更具吸引力——政府首创性地将雇主医疗保险从二战工资和价格控制中免除，这样雇主就可以利用医疗福利来吸引工人。工会后来赢得了就保险讨价还价的权利，使隶属工会的劳工在这个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8)
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大约一半的人口拥有私营保险，大部分是通过雇主购买的，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美国现在走上了自己独有的有组织的医疗保健之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另辟蹊径将变得越来越困难。(9)
2．
哈里·杜鲁门是第一个尝试另辟蹊径的总统。作为一战中的一名士兵，他对新兵的健康状况感到震惊。作为密苏里的一名县法官，他对有多少选民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情况感到担忧。他提议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计划来支付每个人的医疗费用，换言之，一个美国版的单一支付计划。
和罗斯福一样，杜鲁门认为自己的提议类似于“社会保障”。“我只是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反对我的健康计划呢。”杜鲁门一度这样说过。但是大多数共和党人，甚至那些最终接受了新政的人，全都反对再制订一个新的政府计划。南方的民主党人担心国家医疗保险会迫使他们所在的州整合实行种族隔离的医院。然后是利益集团，以美国医学会（AMA）为首，他们警告杜鲁门说他的计划将使社会主义在美国站稳脚跟。在冷战的背景下，这是一项特别有力的指控。(10)
公众的支持力度还没有大到足以克服这些障碍；新兴的私营保险体系运作良好，足以让足够多的人参与进来将其维持下去。但私营保险体系也存在一些巨大的缺口，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缺口变得越来越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同时进行的私营保险转型。
一旦蓝十字计划从雇主那里获得了足够的业务量，他们就开始直接向个人售卖保险。他们见人就卖，不分年龄和医疗状况，收取同样的保费——或者，正如后来众所周知的，收取一个社区费率（community rate）。但蓝十字业务的增长引起了商业保险公司的注意，这些商业保险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曾短暂尝试过将医疗保险作为人寿保险方案的补充。而当时购买的只有那些已经有或可能有医疗方面问题的人。这推高了支出，迫使保险公司提高保费，而这样是很难营利的。这种逆向选择的模式让商业保险公司确信，医疗业务这一块无利可图，事实也的确如此，直到他们从蓝十字的成功中看到了商机。
承保公司明白，随便哪一年里，医疗方面的风险都是因人而异的。糖尿病患者或被诊断患有癌症的人，很可能要支付高额的医疗费。对从事有碍身体健康的工作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年轻人倾向于保持身体健康，而上了岁数时，女性比男性更健康，尽管女性在年轻时由于生殖健康和怀孕，平均来说需要更多的医疗照护。这些倾向性也适用于群体。一家员工年龄较大的公司会比一家大多数员工都在20多岁的公司产生更多的账单。
社区费率的全部目的在于对每个人一视同仁，从功能上来讲，它意味着个人的蓝十字计划与国外的国家卫生体系一样，遵循平等主义精神。健康的人补贴病人，年轻人补贴老人。另一方面，像安泰保险和保诚保险这样的保险公司是为了赚钱。他们瞄准了员工更年轻、更健康的公司，考虑到可以预见的较低支出，他们要的保费比蓝十字低。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拉到了很多生意。(11)
对于自己直接购买而不是通过雇主购买医疗保险的个人，商业保险公司也有一种非常不同的方法来为其投保。他们会核查这些人投保前的健康状况和风险因素，比如说是否在煤矿工作，是否有癌症家族史。然后，他们会向这些客户收取更多的保费，或者干脆拒绝承保，这就使得这些人只能选择蓝十字计划，而蓝十字计划又不得不提高保费，因为他们正在失去最健康的受益人。随着蓝十字保险费的上涨，更多的客户选择了更便宜的商业保险方案。事实上，大多数蓝十字保险公司被迫放弃他们招徕生意的老办法，放弃了社区费率以及向所有能买保险的人提供保险的承诺。(12)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在全国的大片地区，医疗费用高风险人群没有现实的方式获得综合保险。其中一个群体在政治上特别有同情心，这就是参与杜鲁门医保规划的老手们决定下大力气的地方。
3．
1962年5月，又一位民主党总统就医疗保健问题发表了演讲。他说，想象一下，一个人“辛苦工作了一辈子，退了休。他可能是一位职员，一名推销员，可能在马路上或者在工厂、商店以及别的什么地方工作。他总是想费用自己承担。他不要求任何人照顾他；他想自己照顾自己”。然后，这个人的妻子生病了，医院的账单开始纷至沓来。“先是掏了2 500美元，一下子就花没了。接下来，他把房子抵押了，即使他可能很难靠他的社会保障来支付款项。然后，他去求助孩子们……现在，他该怎么办呢？他的积蓄已经花光了，孩子们的积蓄也快花光了，尽管孩子们各自都需要养家糊口，但还是尽力支援父亲。最终，这个人只能走进去签了一份申请书，说他已倾家荡产，需要帮助。”(13)
这位总统就是约翰·肯尼迪，他当时正在主张实行针对老年人的全民医保，拥趸将其称为老年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像杜鲁门一样，他也构想了一个通过社会保障运作的单一支付计划。像杜鲁门一样，他也无法从委员会那里获得一项法案。
接着是肯尼迪遇刺和1964年大选，结果林登·约翰逊继续留在白宫，民主党在国会的多数席位也增加了。即便有了这个任期，约翰逊也需要用上所有强大的立法技巧并借助其国会盟友的一些精明手段才能通过老年医疗保险计划。他们的决定包括：选择美国医学会看好的方案——仅针对最低收入老年人的一项政府计划，并将其转变为一项名为医疗补助（Medicaid）的计划，与老年医疗保险计划一同实施。(14)
这项法律的设计者认为，老年医疗保险计划将采用旧的蓝十字计划的模式，即支付医院收取的任何费用。这确保了医院行业的支持。它也意味着该计划无法控制支出，酿成一个财政问题，正如批评者警告的那样，未来几代立法者将不得不解决这个问题。(15)
但这场辩论会在稍后到来。1965年，林登·约翰逊选择在杜鲁门的家乡举行了签字仪式，当时年迈的杜鲁门就站在约翰逊的身边。随后，政治对话转移到了老年医疗保险的设计者所希望的地方：把这个制度扩展到其他所有人。这个目标变成了“全民医疗保险”（Medicare for All），尽管当时没有人真的这么称呼它；而且全民医保最引人注目的拥护者是约翰·肯尼迪最小的弟弟爱德华·肯尼迪，当时他已经接过了其兄在参议院的席位。(16)
20世纪70年代初，爱德华·肯尼迪对国家医疗保险的推动激起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反应，就像任何与肯尼迪家族有关的事情所经历的那样。但这种反应并不是带有敌意的。尼克松的哥哥和弟弟死于肺结核，他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可能也得过，只不过病情较轻，事情的前后经过在学者大卫·布卢门撒尔和詹姆斯·莫龙写的关于总统的健康及其对政策的影响的一本书中有所记载。尼克松长大成人以后，会经常反思病痛带来的影响，包括他的家庭在医疗账单方面的困难。他承诺支持全民医保，并于1974年正式提出了一项反提案，保留了雇主计划，但纳入了一项针对未参保者的新的政府计划。保险受益本身不会像自由派民主党人所希望的那么慷慨，而且参保将是自愿的。但它希望的是让几乎所有人都能得到保险。(17)
尼克松的姿态对当时的共和党人来说并不罕见。虽然大多数共和党议员都反对老年医疗保险计划，但仍有少数人一直支持，而且在最后的议院投票中，当某项提案的通过已是大势所趋时，半数的众议院共和党人和近半数的参议院共和党人投了赞成票。尽管尼克松警告不要把“整个医疗保健体系置于华盛顿社会规划者的统治之下”，但当他谈到自己所提方案的优点时，听起来很像约翰逊、肯尼迪和杜鲁门。“没有足够的医疗保健，任何人都无法充分利用自己的才能和机会。”尼克松在某次对国会发表讲话时说。(18)
通过秘密渠道进行的讨论随后展开。有一次，爱德华·肯尼迪和尼克松的幕僚在华盛顿的一座教堂秘密会面，试图敲定一笔交易。但是尼克松早在1974年2月就已经在公开场合为其立场定下了基调，到这时，随着水门事件的升级，民主党及其盟友可以感觉到中期选举即将大胜。劳工组织向民主党施压，要求他们再缓一缓，认为额外的杠杆作用将带来一个更好的整体方案。(19)
而事实并非如此。支持医保改革的联盟内部出现分歧，经济饱受通货膨胀之苦，再加上一位国会领导人出了职业生涯尽毁的丑闻，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立法在杰拉尔德·福特短暂的总统任期内变得异常困难。吉米·卡特关于控制医院价格的提议，是一项姗姗来迟的改革尝试，但轻轻松松就被医疗行业挫败了。这让卡特的努力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倒是让选民多了一个理由去考虑投票给卡特的共和党对手。(20)
4．
罗纳德·里根的崛起，预示着一场更为广泛的政治转变，这将使全民医保成为一项更难企及的事业。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里根就曾做过美国医学会反对老年医疗保险行动的代言人，录制了一段该组织向妇女咖啡团体发布的讲话。里根说：“将国家统制主义（statism）或社会主义强加于人民的传统方法之一，便是通过医学的方式。”里根预言，如果老年医疗保险计划成为法律，那么“接踵而至的将是其他五花八门的联邦计划，这些计划将侵犯我们国家已知的每一个自由领域……等到你我垂暮之年，我们将告诉我们的孩子，还有我们孩子的孩子，当人们还自由的时候美国是什么样的”。(21)
尽管里根未能阻止老年医疗保险计划，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对政府的看法在共和党乃至整个国家都占了上风。原因之一是，通过智囊团、倡导团体和校园组织有条不紊地掀起了一场反对公共部门的运动。支持这些活动的资金，来自渴望摆脱监管和税收束缚的大亨和商界领袖。反政府运动的智力支持，来自像《国家评论》杂志的创刊编辑威廉·巴克利这样的人物。他和其他保守派人士认为，大型公共项目不仅低效——因为它们扼杀了市场竞争的影响，而且不公——因为它们抢走了人们通过辛勤劳动挣来的钱。(22)
这些论点在公众当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之后，公众正迅速对联邦政府失去信心。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1964年末，在老年医疗保险法案颁布前夕，有77%的美国人相信华盛顿的官员在大多数时候都会做正确的事情。而到了1979年末，就在里根当选前，只有28%的人持有这样的看法。反政府思想也引起了大批白人选民的共鸣，他们对联邦政府打着为非裔美国人争取利益的旗号而进行各种干预感到愤怒。这些干预，从法院下令的学校整合，到创建以穷人为重点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计划，简直无所不包。(23)
里根利用了这种愤怒，最著名的事例是他怒斥“福利女王”(24)，指责那些人本可以工作，却堂而皇之地伸手向政府要钱，这也是里根在1980年总统大选中获胜的原因之一。当选总统后，里根在大幅减税的同时削减了用于食品券、公共住房和医疗补助的资金。他还继续在言辞上攻击政府，比如1986年，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说：“英语中最可怕的九个词是：‘我来自政府，我是来帮忙的。’”(2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里根避免攻击的一个大项目是老年医疗保险计划，原因很可能是民意调查显示，70%到80%的美国人支持它。1988年，里根甚至签署了《医疗照护大病保险法》（Medicare Catastrophic Coverage Act），这是一项两党联立的法案，旨在填补福利缺口，使老年人在处方药和其他大项开支方面无须再自掏腰包。该法案还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以佛罗里达州民主党众议员、老年人权利捍卫者克劳德·佩珀的名字命名，负责引荐一种新的全民医保办法。(26)
该法案的两个要素都没起到什么作用。在融资方案遭到强烈反对后，国会在老年医疗保险福利增强措施生效之前将其废止了。而佩珀委员会建议的全民医保体系，跟尼克松曾经提议的大同小异，几乎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尽管老年医疗保险是安全的，但没有什么压力能让政府继续有所建树，直到里根卸任两年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场悲剧将全民医保重新推上了国家议程。(27)
(1) “＄6,000,000 Sought for New Hospital: The Gotham Is Projected for Persons of Moderate Means Who Do Not Want Charity,”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 1929, 19.
(2) “The Committee on the Costs of Medical Car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December 3, 1932.
(3) 今天仍是如此。参见Bradley Sawyer and Gary Claxton，“How Do Health Expenditures Vary Across the Population?，” Peterson-KFF Health System Tracker，January 16，2019，https://www.healthsystemtracker.org/chart-collection/health-expenditures-vary-across-population/#item-family-spending-also-is-concentrated-with-10-of-families-accounting-for-half-of-spending_2016。
(4) 欲知更多关于国际医疗体系的情况，参见T. R. Reid，The Healing of America (New York: Penguin，2009) and Ezekiel Emanuel，Which Country Has the Best Health Care? (New York: PublicAffairs，2020)。
(5) Paul Starr,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275–279; Jill Quadagno, One Nation, Uninsured: Why the U.S. Has No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7–23; and the Committee on Economic Security, Report on Health Insurance and Disability, preliminary and unpublished draft, March 7, 1935, accessed at https://www.ssa.gov/history/reports/health.html.
(6) Robert Cunningham III and Robert Cunningham Jr., The Blues: A History of the Blue Cross and Blue Shield System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7), 3–6.
(7) 同上，13–14。
(8) Jacob Hacker, The Divided Welfare State: The Battle over Public and Private Social Benefit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212–243; Quadagno, One Nation, Uninsured, 25–76.
(9) Hacker, The Divided Welfare State, 214.
(10) Harry S. Truman, “Address at the Dedication of the Norfolk and Bull Shoals Dams,” July 2, 1952, in The Heart of Power: Health and Politics in the Oval Office, David Blumenthal and James Moron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Kindle edition, locations 961–962, 5789–5790; Harry S. Truman, “Remarks at the National Health Assembly Dinner,” Washington, D.C., May 1, 1948; “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the Nation’s Health Needs,” April 22, 1949; Jonathan Oberlander, “Lessons from 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 to Medicare for All,”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November 2019, 1497–1500; Quadagno, One Nation, Uninsured, 17–47.
(11) Herman Miles Somers and Anne Ramsey Somers, Doctors, Patients and Health Insurance: The Organization and Financing of Medical Care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61), 308–316; Rosemary Stevens, In Sickness and in Wealth, 2nd e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171–189; Cunningham and Cunningham, The Blues, 119; Hacker, The Divided Welfare State, 197–242.
(12) Institute of Medicine, Employment and Health Benefits: A Connection at Risk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93), 66–69; “20,000,000 in Blue Cross: John R. Mannix Predicts Full Coverag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4, 1946; Melissa A. Thomasson, “Early Evidence of an Adverse Selection Death Spiral? The Case of Blue Cross and Blue Shield,”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41 (2004): 313–328; J. F. Follmann Jr., “Experience Rating vs. Community Rating,” Journal of Insurance 29, no. 3 (1962): 402–415; Oliver Dickerson, Health Insurance, 3rd ed., Irwin Series in Risk and Insurance (Homewood, IL: Irwin, 1968), 328–329; Comparing Blue Cross and Blue Shield Plans with Commercial Insurers (Washington, DC: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July 11, 1986).
(13) John F. Kennedy, “Address at a New York Rally in Support of the President’s Program of Medical Care for the Aged, May 20, 1962,”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https://www.jfklibrary.org/asset-viewer/archives/JFKWHA/1962/JFKWHA-096/JFKWHA-096.
(14) Julian Zelizer，“How Medicare Was Made，” New Yorker，February 15，2015，https://www.newyorker.com/news/news-desk/medicare-made; W. J. Cohen，“Reflections on the Enactment of Medicare and Medicaid，” Health Care Financing Review，suppl，December 1985: 3–11.为了更全面了解医疗保险计划的历史，有两个最好的来源：Theodore Marmor，The Politics of Medicare (Piscataway，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70) and Jonathan Oberlander，The Political Life of Medica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
(15) Zelizer, “How Medicare Was Made”; see also Joseph A. Califano Jr., “The Last Time We Reinvented Health Care,” Washington Post, April 1, 1993.
(16) Julie Rovner, “Kennedy’s Lasting Devotion to Health Care for All,” NPR, August 26, 2009, https://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112242975; Committee on Financ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Brief Outline of Pending Bills, 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Finance, 1974.
(17) Blumenthal and Morone, The Heart of Power, location 2903; Harold M. Schmeck, “Nixon Sees Passage in ’74 of a Health Insurance Plan,”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6, 1974, 16.
(18) 委员会投票是讲党派的，在众议院尤其如此。“Social Security History，”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https://www.ssa. gov/history/tally65.html; Catharine Richert，“Dean Claims Social Security and Medicare Were Passed Without Republican Support，” PolitiFact，August 28，2009，https://www.politifact.com/factchecks/2009/aug/28/howard-dean/dean-claims-social-security-and-medicare-were-pass/; Richard Nixon，“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Proposing a Comprehensive Health Insurance Plan，” February 6，1974。
(19) 作者对大卫·内克松的采访；Stuart Altman and David Shactman，Power，Politics，and Universal Health Care (Amherst，NY: Prometheus，2011)，Kindle edition; “Obama’s Health Care Dilemma Evokes Memories of 1974，” Kaiser Health News， September 3，2009，https://khn.org/stuart-altman/。
(20) Richard Pearson, “Wilbur Mills Dies at 82,” Washington Post, May 3, 1992; Matt Campbell, “One Night in the Tidal Basin: How a Stripper Doomed Health Care Reform in 1974,” Blue Hog Report, November 21, 2013, https://www.bluehogreport.com/2013/11/21/one-night-in-the-tidal-basin-how-a-stripper-doomed-health-care-reform-in-1974/; Altman and Shactman, Power, Politics, and Universal Health Care; Quadagno, One Nation, Uninsured, 114–132.
(21) Matthew Green, “Back in the Day, Medicare Had Its Haters Too,” KQED, August 3, 2015, https://www.kqed.org/lowdown/19169/50-years-ago-medicare-had-its-haters-too-and-we-never-did-awake-to-socialism; Jon Schwarz, “Medicare Celebrates Its 50th Birthday, Despite Ronald Reagan,” Intercept, July 30, 2015, https://theintercept.com/2015/07/30/medicares-50th-birthday-lets-forget-ronald-reagans-insane-diatribe-trying-stop/; and Zelizer, “How Medicare Was Made.”
(22) 欲知更多关于“保守的基础设施”的创建和发展的情况，参见Michael Tomasky，If We Can Keep It (New York: W. W. Norton，2019)，116–121;更宽泛的情况，参见John Judis，The Paradox of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Routledge，2001)。
(23) “Public Trust in Government: 1958–2019，” Pew Research Center，April 11，2019，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19/04/11/public-trust-in-government-1958-2019/;关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白人选民与民主党疏远的背景情况，参见Thomas Byrne Edsall and Mary D. Edsall，Chain Reaction: The Impact of Race，Rights，and Taxes o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1992) and E. J. Dionne Jr.，Why Americans Hate Politic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1991)。
(24) welfare queens，讽刺黑人妇女是专靠揩政府的油过好日子的人。——译者
(25) Spencer Rich，“Reagan Welfare Cuts Found to Worsen Families’ Poverty，” Washington Post，July 29，1984; Susan Popkin，“Proposed Cuts to Public Housing Threaten a Repeat of the 1980s’ Housing Crisis，” Urban Institute，May 31，2017，https://www.urban.org/urban-wire/proposed-cuts-public-housing-threaten-repeat-1980s-housing-crisis; “News Conference，August 12，1986，” Ronald Reagan Presidential Foundation & Institute，https://www.reaganfoundation.org/ronald-reagan/reagan-quotes-speeches/news-conference-1/;更多关于里根的背景、福利女王最早的故事及其在里根竞选中的角色，参见Josh Levin，The Queen: The Forgotten Life Behind an American Myth (Boston: Little，Brown，2019)。
(26) John D. Rockefeller IV, “The Pepper Commission Report on Comprehensive Health Car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October 4, 1990, 1005.
(27) Thomas Rice et al.，“The Medicare Catastrophic Coverage Act: A Post-Mortem，” Health Affairs，fall 1990;作者对朱迪·菲德和克里斯·詹宁斯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