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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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第一章 大革命爆发之时,人们观点各异

有关大革命的历史最能让哲学家和政客变得审慎,因为没有任何历史事件的意义比它更为深远,与过去的历史更错综复杂,准备的时间更长而其未来更无法预知。

尽管如弗里德里希弗里德里希:即腓特烈大帝,普鲁士国王,1740—1786年在位。——译者注这样的伟大人物也未能预见到这场革命。尽管离它很近,他却没能看到它。不仅如此,他已经按照大革命的精神来行动。他是大革命的先驱或者说是倡导者。但是他却没能看到大革命来临的迹象,而且当大革命最终爆发的时候,因为它全新非凡的特性不同于以往的革命,所以没能在最初被任何人察觉。

在国外,大革命让全世界感到好奇,它让世界各地各个民族人们的心中隐隐感到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以及变化和改革的希望。但是没有人能够料想到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国王和大臣们甚至没能注意到那些神秘的预示,当这些出现的时候使得整个民族骚动起来。开始,他们把大革命不过看作是一场周期性的病痛,各个体制的国家都经历过,不过是为邻国的政治开辟了一片新领域。如果他们恰好道出了大革命的真谛,那也不过是无意之举。不过,1791年的德意志各国的统治者聚在皮尔尼茨,的确发出了危险警报——宣称法国皇室所面临的威胁是所有欧洲旧政权的共同威胁,与法国一样他们也同样处于危险的境地。但是从本质上说他们并不认同这样的话。那个时代的秘密文件里透露,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用来掩盖他们计划的高明策略,或是在众人面前遮掩这些计划。

弗里德里希:即腓特烈大帝,普鲁士国王

对他们而言,法国大革命不过是地区性的短期事件,只要从中渔利就好。基于这样的想法,他们密谋策划,充分准备,秘密结盟,看着将要到手的战利品,他们你争我夺,分裂重组成为不同的阵营。他们准备地面面俱到,唯独没有对真正将要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

英国人从对自己历史的记忆和长期的政治自由实践中积累了见识和经验,因此即使透过重重帷幕,他们也能清楚地认识到即将到来的大革命的真实面目。但是他们还不能认清它的形式,对英国以及世界命运的影响。亚瑟·扬阿瑟·扬(1741—1820):英国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其作品《法兰西游记》(1791)记录下有关大革命前和大革命之初社会状况的大量宝贵资料。——译者注,在大革命即将爆发的关键时刻恰好在法国游历,他意识到大革命迫在眉睫,尽管如此,却对这场革命的意义完全一无所知,甚至还在思索大革命的结果会不会增强特权。“对于贵族而言,”他说,“如果这次革命会带给他们更多的权力,那么它就是弊大于利。”

从大革命爆发开始,伯克伯克:即埃德蒙·伯克(1729—1797)。爱尔兰政治家、作家和哲学家,辉格党的领袖之一,坚决反对大革命,并著有《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1790)。——译者注就满腔不满,可即便是他也会在某些时刻对大革命不置可否。起初他预言法国会被削弱,甚至灭亡。“我们也许可以认为,”他说,“法国军队的实力在很长一段时间会消失,也许会永远消失,下一代将像古人一样评论:我们听说高卢人曾经以武力著称于世。”

对于历史事件的判断,离得近并不一定比离得远看得更清楚。在大革命前夕的法国,对于大革命的目标尚不明确。根据文献,只有一两个记载里表达了平民的恐慌。他们害怕皇室或是当时所称的宫廷权利会得到维护。三级会议表现不力为期很短,让人忧心忡忡。人们害怕会对他们使用暴力。特别是贵族对此感到惴惴不安。一些文献提出:“即使发生暴动和叛乱御前卫队也要宣誓不对法国公民进行攻击。”如果三级会议自由召开,一切的弊端可以轻而易举地消失;尽管进行改革绝非易事,但也并不困难。

同时,大革命会遵循自身的发展进程。一旦怪物的头颅冒了出来,它奇特可怖的嘴脸就会显露。它会首先摧毁政治机构然后是民事机构;在变更法律之后就是风俗、习惯甚至是语言。在摧毁政府机构之后,会动摇社会基础,似乎最终要挑战上帝的权威。不久,大革命蔓延到国外,采用了前所未有的方式、新的策略、致命的口号,“武力成就主张”,就如皮特皮特:即威廉·皮特(1759—1806),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在任期间曾组织反法联盟,与拿破仑作战。——译者注所宣扬,一股空前的力量冲破重重阻碍,将一顶顶王冠碾碎,将一个个民族踩在脚下,而更为奇怪的是要把这些民族最后争取到自己这边。随着所有的这些事情爆发,新的观点也跟着出现。起初,对各国君主和政客似乎平淡无奇的各民族生活中的常事摇身一变成为了新鲜事,与世界上有史以来的一切都截然不同,但却如此普遍,如此怪异,如此费解,以至于让人们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瞠目结舌难以相信。有些人认为这股无名的力量会将人类社会最终完全瓦解,因为它不需要任何东西来维系也无法被任何东西摧毁。人们无法将它阻止,它也不会自动停下。许多人都认为大革命就是恶魔的化身。如同德·梅斯特尔德·梅斯特尔:约瑟夫·德·梅斯特尔(1753—1821),法国政治家、作家和哲学家。主要作品有《对法兰西的思考》(1796)和《论教皇》(1819),是君主制和教皇权力的拥护者,坚决反对大革命。——译者注早在1797年说的,“法国大革命带有魔性。”相反,另一些人则把法国大革命视为上帝的福音——通过创造新人类改变的不仅是法国还有全世界的面貌。我们注意到在当时作家的身上能看到带有宗教色彩的恐惧,就如同萨尔维萨维尔(约390—484),历史学家和基督教护教论者,主要作品有《论上帝政府》(439—451)。——译者注初见野蛮人一样。伯克在对大革命发表进一步见解的时候,惊呼,“法国抛弃了旧政府,或者说一切政府,与其说法国是人类的瘟疫和恐怖不如说是被蔑视和怜悯的对象。但从这座被谋杀的君主制的坟墓里走出来的是一个畸形的奇异的怪物,它比所有怪物都更可怕,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个古怪丑陋的怪物直奔目标而去,既不惧怕任何危险也不为悔恨而停留片刻,嘲笑所有的既定真理和常规手段。谁要是对它的存在表示不解,就会将其击倒在地。”

法国大革命就真如当时人们所感到的那么不同寻常吗?真如人们所认为的那么史无前例,那么颠倒乾坤和锐意革新吗?它的真正意义是什么?真正特点又是什么?这场奇怪而可怕的大革命的深远影响是什么?它要摧毁的是什么?又创造了什么?

是时候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和判断了。今天我们所处的时刻刚好能让我们最好地诠释和评价这一伟大的事件。我们离大革命已足够遥远,只能些许地感受到大革命参与者那火热的激情,同时我们离大革命也足够近,能对大革命的指导精神感同身受充分理解。过不了多久要做到这一点就会变得困难,因为伟大的革命一旦成功,就会将促使革命产生的原因掩盖,正是革命自身的非凡的成功,让它反而变得不可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