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复杂性理论：从简单、机械复杂到超级复杂

现代管理科学非常推崇对于秩序（Order）的描述和机制研究，这是因为秩序能将事态发展控制在特定结构以及可预测的范围之内。而在复杂性理论的演化脉络下，经典的机械决定论受到大量批判。传统观念下我们所探讨的复杂事物或现象可能仅仅是普通复杂而非超级复杂，如超级电脑，芯片、飞机、航母等；而相比之下，一个看似不起眼的蛋黄酱，实际上经历着大量超级复杂的运动。

20世纪末，威尔士学者戴夫·斯诺登提出，人们的决策场景已经从简单（Simple）、繁杂或机械复杂（Complicated），越来越多地变为复杂（Complex）和混沌（Chaotic）。在此基础上，斯诺登创建了著名的Cynefin⁽¹⁾框架模型。

当时斯诺登供职于IBM的知识管理研究院，因此Cynefin最初的应用场景是知识管理与组织战略。后来在斯诺登与其IBM同事的合作下，Cynefin也逐渐扩展到更一般化的战略模型，被应用到项目管理、组织架构设计、供应链管理以及国际化战略等（Kurtz and Snowden，2003；Snowden，2002）。同时，Cynefin也为复杂适应系统等重要理论提供了借鉴。

这个框架描述了决策者可能嵌入的不同情境，并给出相应情境下的应对策略（见图1-1）。所处情境被划分为五种类型：简单（Simple）、繁杂或机械复杂（Complicated）、超级复杂（Complex)、混乱（Chaotic）和一个处于中央的失序（Disorder）区域。

简单（simple）情境中，因果关系是确定和清晰的，决策者可以采取“感知—分类—应对”（Sense-Categorise-Respond）的策略，处理问题总是存在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

繁杂或机械复杂（Complicated）情境中，因果关系同样是确定的，但并非每个人都能掌握规律，需要通过专业的调查、评估与分析来得到有效方案（Good practice），有效方案可能不止一个。因此，决策者可以采取“感知—分析—应对”（Sense-Analyze-Respond）的策略。

超级复杂（Complex）情境中，因果关系仅能够通过时间回溯，很难提前分析得出有效方案，但可以基于涌现（Emergent）机制，在试验中摸索规律。因此，决策者可以采用“探索—感知—应对”（Probe-Sense-Respond ）的策略，通过快速试验和迭代来获得启发。

在混乱（chaotic）情境中，在系统层级上没有确定的因果关系，对于任何人来讲，掌握信息和规律是没有头绪的，唯一能做的就是采取行动。决策者只能采取“行动—感知—应对”（Act-Sense-Respond）的策略，基于行动来重构秩序，以期将混沌情境降解为复杂或简单情境。

在失序（disorder）情境中，人们甚至都不知道处于哪一个情境，或者对所处情境的认知难以达成一致，各种意见、观点和思路形成冲突甚至对立。这种情况下只能先进行问题拆分并尽量形成共识。

Cynefin框架也强调在现实中，组织或个体往往嵌入多种类别的情境，需要注重区格或拆分；同时也可能经历情境的动态转换，需要根据每个情境的特点采取适时、适当的策略方法。在现实中，我们所面临的处境和问题越来越多地在简单、一般复杂和超级复杂，甚至混沌之间切换。如当企业把产业链系统扩大甚至向社会开放时，当平台企业的用户规模呈指数级扩张且用户多元化不断提升时，管理决策场景很可能就从简单、复杂演变成超级复杂。疫情暴发后，社会主体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各级各类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一些管理决策也可能被置于混沌的场景中。

◆1.2.1　还原论与系统论

沿袭科学发展的脉络，人们对复杂性的认知与理解，可以由还原论、系统论演化至复杂性理论的历程中得到体现。还原论认为世界是有序的、可还原的、可预测的，对环境的刻画主要依托于诸多要素的局部还原，并将整体作为局部加和的结果。例如，在传统的管理活动中，分析和解决管理问题的经典路径是把问题分解成若干部分，把各个子部分分析清楚了，那么系统整体也就清楚了。如果对于某个子部分的掌握尚不清楚，可以再继续将拆分成更小的单元进行研究。最终，基于最小可分析单元的逐层聚合和汇总，就可以把系统整体摸索清楚。作为管理者，可以基于对价值链的分解，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分析和评估，来执行已知经验规律下的最佳实践。早期以法约尔、泰勒、韦伯等为代表的管理学派，都将组织的外部环境视为常态的、稳定的、可预测的，因此而强调集权化、科层化的信息传递与决策过程，以保障组织生产经营的效率，进而实现组织目标。

系统论则质疑以还原主义为基础的简单假设，认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仅仅采用自上而下的还原论方法，在许多情况下容易出现“按住葫芦起了瓢”的现象题，解决不了整体性的问题。钱学森将系统定义为“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盛昭瀚和于景元，2021）。还原主义强调先分解再聚合的思想，但分解这一动作（尽管后面再进行聚合）会使我们丧失了更深入观察和分析整体中的互动关系，以及所呈现的复杂现象的机会。麻省理工学院（MIT）管理学教授、《第五项修炼》作者彼得·圣吉将之称为“动态复杂性”。即便拼凑所有的碎片也无法窥探全貌，在各个局部上的努力可能会在动态作用和演化过程中形成抵消，从而诱使我们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舍本逐末、避重就轻。在系统思维的主张下，学者认为需要从整体的视角来研究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实现对事物动态演化过程的全面把握。

然而，早期系统论的观点并没有跳出还原主义的基本逻辑，仍然认为大部分规律是可分析、可决定的，进而帮助决策者对系统进行预测和控制。从本质上来看，还原论和早期的系统论都体现的是简单性思维，其假定系统的微观构成要素是有序的，其本质和规律一旦被掌握，就可以普遍指导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在这种理念下，主体将所处的环境系统视作稳定的和常态的，子系统数量较少且大多处于均衡状态，主体可根据已知的经验规律对环境系统进行感知、分析和响应（Hooker，2011）。

◆1.2.2　复杂性理论

现实世界越来越普遍地呈现出从线性到非线性、从因果清晰到混沌的复杂现象，因此基于已知经验规律来进行预测和控制很可能是徒劳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提出需要基于复杂性理论来看待我们所处的世界，他认为诸多现实活动的运行环境是由庞大数量的要素所构成、各要素之间是错综关联并持续演变的系统。尤其是在全球化、多元化与数字化叠加下的今天，世界中互动与互赖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 （Millar等，2018），复杂性理论受到广泛关注，并在多个学科中都呈现出了重要的启示意义。要素规模以及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是衡量系统复杂性的基础。复杂性理论认为，系统不能被还原为单个要素的集合，要素与整体间呈现出非线性、不连续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加和关系(Cilliers, 2010)。当今时代下，组织或个体进行决策与开展实践活动的环境往往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系统，涉及跨领域、跨层次、跨地区，甚至跨时空的多元要素，要素间错综勾连且随着时间不断演变（Porter等, 2020）。在这样的系统中开展管理活动，干预与产出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和不连续的，使准确预测事态的变化变得极为困难甚至不可能。系统动力学方法的创始人杰伊·弗雷斯特指出，具备非线性和不连续关系的系统往往呈现出反直觉的演化态势。他引用了一系列的政府干预措施，表明虽然有些措施在短期内能让一些症状得到改善，但最终却恶化了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增加城市警务可以让犯罪率在短期内下降，而最终却导致了长期监禁率的恶化。

2021年我国宣告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事实上，扶贫就是一个全球公认的、极典型的复杂系统性工程。贫困涉及教育、卫生、交通、生态环境、信息化等方方面面，各贫困地区的致贫原因复杂多元，扶贫条件存在客观差异，贫困问题亦可随时间推移而迭代衍生。面对这样的复杂情景，全球各地的政府和社会有时会出现力所不及，甚至“好心办坏事”的情况。部分地区的扶贫路径也很容易出现偏误、扶贫手段针对性差等现象，导致扶贫资金收益低、政策扶贫成效不显著等。而经过长时间的投入与摸索，我国创造了减贫的“人间奇迹”，成为在攻克扶贫这一系统性难题上最有成效的国家，其背后的制度安排和演进过程蕴含着丰富的治理智慧。

有学者总结出了复杂系统的十个特征（见图1-2）。

（1）包含数量庞大的要素。

（2）要素间相互作用。

（3）相互作用关系是多样的、动态的。

（4）存在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关系（意味着微小的局部变化可能对系统整体产生巨大的影响；反之，局部的重大改变可能被系统整体所消纳，带来的影响微乎其微）。

（5）要素间相互作用存在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的差别。

（6）系统中存在反馈回路（包含正反馈链、负反馈链以及混合反馈链）。

（7）系统属于开放系统（意味着系统内部与外部之间存在作用关系，也很难清晰界定系统边界）。

（8）系统运行难以达到均衡状态或难以维持均衡状态。

（9）系统状态是动态联立的（即对系统的分析不能孤立于某一个时间点）。

（10）要素及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生成性。

面对复杂的环境，学者们日益意识到需要发展适应复杂管理系统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范式。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在系统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系统论方法，对复杂系统的管理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启示意义。钱学森根据系统的复杂性程度，将系统分为简单系统、简单巨系统、复杂系统和复杂巨系统等。类似于生物体系统、人体系统、人脑系统、社会系统、地理系统、星系系统等都属于复杂巨系统（盛昭瀚和于景元，2021）。面对复杂程度较高的系统，管理活动涉及要素选择、关联与结构设计、总体功能分析、适配活动与环境、协调其他系统等过程，且在分析过程中需要运用跨领域、多学科的手段与方法，包括定性定量分析、系统建模、仿真、实验等。

◆1.2.3　认知破局：区分环境与问题

传统方法论的局限性。复杂性思想和复杂性理论为我们认知世界和分析所面对的诸多挑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意义，但这一脉络下的研究大多并未澄清环境与问题之间的关系，常常是对二者不加区分、混为一谈。很多情况下，我们之所以在挑战面前没有头绪而无所适从，到底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复杂，还是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复杂？

尽管学者们对于环境系统和问题的复杂性已各有研究，但往往对二者缺乏有效区分和综合考量，其表现为要么对二者混为一谈，要么分别单独研究而忽略其相互关系。已有的研究对环境系统与问题关系的表述或隐含假定，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

其一，将环境系统视作问题。例如Joshua和Head（2017）、Head（2018）在论述国际政治问题和公共政策治理问题时，默认政策制定问题的顽劣性是由政治环境的复杂性导致的；DeFries和Nagendra（2017）以复杂性作为生态系统的本质特征，认为正是这种动态、不可预测的复杂系统，导致了进行生态系统管理时顽劣问题的产生；Jentoft和 Chuenpagdee（2009）在研究渔业和海岸治理问题时，也将顽劣问题纳入复杂系统的分析框架中，以用作审视主体的问题管理能力。

其二，将问题视作环境系统。如Smith（2016）将恐怖袭击视为终极顽劣问题，并以此作为政策制定的环境，论证了如果忽视问题的顽劣性本质则会导致政策制定的失效；Newman和Head（2017）以枪支管控政策问题作为国际环境，得出了顽劣问题在不同环境及观察者视角下可能表现为可驯服问题的结论；Dentoni等（2016）、Dorado和Ventresca （2013）分别在论述跨部门合作、企业家精神时，均认为秉承利益相关者优先理念的组织机构将面临更多的顽劣问题，并将其视作所要应对的环境。

其三，将环境系统和问题相互替代。如Kennedy等（2017）直接将顽劣问题表述为一种系统类型，用系统理论的思想将顽劣问题予以解构，以形成应对策略；Andersson和Törnberg（2018）将复杂性在本体论层面上予以解构，认为复杂还是顽劣只是对所处系统类型的一种表述，并将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归结于缺乏共识性的理解。

问题的构建特征。在建构主义的视角下，“问题”本身并不具有完全的客观性，而会因主体的目标、禀赋等差异而有所不同。问题被定义为 “对当下不满意状态的描述”， 相比于客观运行的环境系统，主体需要解决的问题往往是在环境系统中被构建出来的。例如全球变暖，是人们主流话语体系下的一个重大问题，但地球“冷了”或者“热了”，对它来说并未见得构成问题，只是在人类现有的认知和角度下，全球变暖对以人类为中心的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构成阻碍。但如果跳开人类的惯有视角，对于其他一些生物种族或特定结构的生态系统来讲，地球变热一点对它们的发展可能更为有利。在商业领域，企业家对于管理问题的界定也越来越多地体现这种构建性。随着商业环境、产业链结构、企业间竞合关系的日趋复杂，企业家在某些商业事件上的决策可能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主观解读、经验偏好，甚至直觉，而非依赖于完全理性的分析和预判。一家公司的不同高管对于同一商业事件很可能有截然相反的态度，有人将其视作企业转型的机遇，而有人将其视为制约企业发展的挑战和危机。

随着系统论的深入发展，学者也逐渐认识到问题有别于系统本身。正如著名思想家韦斯特·西丘奇曼所说：“当你通过他人的眼睛看世界时，你就是在使用系统观了。”面对同样的环境系统，人们可以对情境、问题以及可以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等作出多种解释。人们的态度、动机、角色感或目的感、观念、期望和惯习等各不相同，问题的存在往往只是在特定价值观和期望下才成立。即便在紧密相连的社群中，人们对所处的情境和“不满意状态”的程度也可能有所差异。

很多时候，解决问题之前需要设定问题的边界，这些边界往往不由客观系统来划定，而是由问题的讨论背景，或者讨论者的利益和需求决定。从这些角度来看，很多问题并非客观存在，或者说难以在客观的层面上被准确界定，问题也没有所谓的“最优”解决方案，或者说解决方案之间是没有对错之分的。

问题与环境之间是紧密关联关系，环境的各种变化会对问题产生深刻影响，问题的形成与演化往往是问题自身与环境、行动者之间交互作用和相互耦合的结果， 如果忽略问题与环境之间的区格与联系，就难以建立对问题的完整认知。混淆环境和问题可能对应对方案的选择与效果带来负面影响。如果仅考虑问题本身，忽略环境的差异性和动态变化，则应对方法可能会与特定情境无法适配，进而面临失效的风险；而如果仅考虑环境的复杂性，忽略了问题本身也在持续生成和演变，则问题解决手段的设计可能被简单化、静态化，缺乏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和充分性。

随着全球化、数字化、多元化的到来，组织或个人等各类主体所处的环境系统越来越呈现为要素庞杂且错综关联的复杂系统。这种复杂系统可被视作主体活动所处的外部环境，即复杂环境系统。与此同时，主体需要应对的问题在这样的复杂环境系统中被构建出来，并且随着事态发展不断地生成与迭代，呈现出越来越普遍的顽劣特征。当今时代，我们已无法回避地需要在复杂环境系统中应对各类顽劣问题。面对今天的各类挑战，对环境系统和问题本身加以区格并综合分析，有助于我们把握正确的应对方向，增强应对的有效性和充分性。

本章后续内容将在对环境系统和问题加以区分的基础上，分别阐释环境系统和问题的复杂性，解构复杂环境系统和顽劣问题的内涵与特征，并构建一个“环境系统—问题”矩阵的分析框架。基于这个框架，我们可以将过去、现在和未来面临的挑战划分为简单环境系统—可驯服问题、复杂环境系统—可驯服问题、简单环境系统—顽劣问题和复杂环境系统—顽劣问题等四种类别。由此，帮助我们理解为何共创是应对当前很多挑战的最重要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