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脆弱的和解
第一章 疑云笼罩的1570年和平协议
若要弄清1572年8月一系列悲剧事件的起源，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三次伤亡惨重的内战之后，于1570年8月8日签署的圣日耳曼和平协议之背景。圣日耳曼敕令标志着和平协议正式生效，它赋予新教徒进行宗教活动的有限自由：新教徒仅被允许在规定场所举行宗教仪式，包括1570年8月1日之前确定的地点，以及构成法兰西王国的12个地方总督辖区中每个总督辖区的两座城市的市郊——共24座城市，敕令中列出了城市名称。此外，拥有高等司法权的领主可以在自己家中举行宗教仪式，其家人以及数量不超过十人的“朋友”可以参加仪式。这些规定虽然是对1562年1月、1563年3月与1568年3月敕令内容的重申与修改，但是，圣日耳曼敕令也包含一处重大创新。敕令条款自第一条起就呼吁人们忘记过去：
愿自我们的王国出现动乱以来的一切事情都像从未发生过一样，对它们的记忆都能借此机会得以消散、平息。任何个人、公务人员以及总检察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得提及上述事情，也不得在任何法庭中进行诉讼或追究。[1]
若要遗忘过去，法国人民需要的是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精神：他们需要主动忘却冤冤相报的战争，并且把它们当作从未发生过一样。这对于法国人而言，在某种意义上就像顺着时间之流回溯而上，回到暴力突然出现的那一决定性时刻，然后以此为起点，重新书写他们的历史，避免一切破坏和平的事件发生。敕令第二条向法国人提出了今后指引他们的目标：“像兄弟、朋友、国民同胞一样和平地共同生活在一起。”这一条款建议，维系法国人的世俗桥梁——国民性——应当至少暂时超越宗教教派的团结。圣日耳曼敕令此条款所体现的思想是前任司法大臣米歇尔·德·洛比塔尔在16世纪60年代初的一次发言中隐晦地提到的观念，即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和平共处的前提是将政治与宗教区别开来（但并不意味着二者分离）。这一区分为双方提供了相互接受对方的世俗依据。[2]
但是，这一宏大理想如何能够压倒连年战争的苦难所造成的依然痛楚的创伤？特别是又该如何压制住一个阵营对另一阵营长久以来的不信任感？
遗忘之难
遗忘，首先意味着抹去对双方所犯暴行的记忆。而上一场战争中的暴行又过于血腥。双方在战争中毫无怜悯之心，以血洗血。因此，遗忘就需要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1569年5月1日，由蒙庞西耶公爵率领的天主教徒军队攻陷佩里戈尔的米西当，并血洗全城：公爵在事后致国王的一封信中写道，胜利者“占领了这座城市与塔楼，将找到的所有人全部肢解，无一人逃脱”。[3]6月25日，胡格诺取得发生在利穆赞地区的拉罗什—拉贝耶之战的胜利后，采取报复行动：他们没有收押俘虏，而是将战斗中的所有幸存者全部屠戮。科里尼的部队继续推进至佩里戈尔，遭到了神父领导当地农民展开的凶猛游击战。海军上将恼羞成怒，下令展开搜捕，将250多个临时充当战士的农民关押在拉沙佩勒福谢城堡中的一处房子，后来处以极刑。布朗托姆在事后问及这一举动的原因，科里尼回答道，必须惩罚佩里戈尔人，因为胡格诺教徒保罗·德·穆旺的外省士兵及其统帅上一年全部丧命于这些人的武装骚扰。[4]主动遗忘是打破“暴行—报复”这个恶性循环的唯一方法。
第三次内战中的战斗之所以达到了如此惨烈的程度，是因为双方阵营在军事与宗教上都进行了大量动员。自16世纪20年代路德宗教改革，特别是30年代加尔文宗教改革传入法国后，法国境内新教徒数量激增，达到近200万人，约占法国总人口的10%。在所谓“胡格诺新月地区”——从里昂经多菲内、上普罗旺斯、朗格多克、加斯科涅、吉耶纳至欧尼斯和普瓦图的新月状区域——新教徒所占人口比重尤大。同时，在诺曼底与法兰西岛，在纳瓦尔王国与贝阿恩亲王领地，由于纳瓦尔王国太后让娜·德·阿尔布雷强制进行宗教改革，新教徒的数量也较为庞大。手工业者、商人、下层官吏以及“自由职业”从业者（律师、检查官、公证员、教士、医生、书商、印刷商）在改宗者中所占比重高于在王国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在其他社会类别中，新教徒中的贵族人数也相对较多，主要集中在诺曼底、凯尔西、吉耶纳、加斯科涅、热沃当和上普罗旺斯地区。在寺教士*也有很大一部分改宗。此外，14名大主教中有两名改宗（埃克斯和阿尔勒的大主教），101名主教中9名改宗（蒙托邦、帕米耶、涅韦尔、特鲁瓦、博韦、加普、阿普特、于泽斯与里耶兹的主教）。只有农民大多仍然信仰传统天主教，但不包括塞文山谷与被迫改宗的贝阿恩和纳瓦尔的农民。此外，在阿热奈、佩里戈尔、凯尔西、鲁埃尔格、热沃当、沃莱、福雷、多菲内地区，也有一些农民追随其领主改宗。
新教徒为信仰而战，坚信天主教背弃了福音，而他们则寻得了福音的真谛。他们认为，上帝只设立了两项圣事——洗礼与圣餐，其余五项——补赎礼、坚振礼、婚礼、膏油礼及委任给神职人员的按立礼——都应抛弃。而且，《圣经》中从未提到炼狱，亡者的灵魂或是直接上天堂，或是直接下地狱，因此，为灵魂祷告是徒劳的。在新教徒眼中，天主教徒犯下了偶像崇拜罪，因为他们对圣人的崇拜与只能对上帝进行的崇拜太过相似。他们供奉的圣徒遗物不过是寻常的木棒、织物或骨头，来源十分可疑。天主教徒相信，在弥撒的圣体圣事仪式中，圣餐饼与圣餐杯中的葡萄酒即基督的体与血，而新教徒却否认这一点。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盲从，是对神超越性的严重无知：在加尔文的首席门徒贝扎看来，基督的体“与饼和酒的距离就像上苍与大地之间那么遥远”。[5]同样以超越性为名，新教徒对天主教徒犯下的傲慢罪也愤怒不已：后者认为人类有权自主裁定通过善行即可完成个人救恩，从而否定了上帝无上的自主权——上帝只会拯救他的选民；天主教徒还拒绝承认人类只是一种卑微生物，因原罪而无可救药地堕落，只有圣恩才能拯救他们于毁灭之中。[6]
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中清楚地阐述了这种对福音信息的理解。此书用拉丁文写成，首印于1536年，1541年由加尔文译成法文。法国新教徒接受了加尔文的教诲，确信他们正在为福音而战，目的是使人最终承认他们相信的唯一真理。他们期望推翻罗马教会，将其比作圣约翰《启示录》中描绘的巴比伦大淫妇——污秽、恶毒、控制欲极强。他们坚信，应将《圣经》译为通俗语言，并且恢复崇拜最初的圣洁，以尽快使信徒直接聆听上帝的话语。新教徒举行仪式的教堂抛弃了画像与雕塑，教堂中布道的牧师不再具有教士身份，而是构成为教会服务的团体，建立由长老和执事组成的长老会。
新教力量强大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在国家与地方各级都建立了组织。1559年，新教全国宗教会议秘密举行。1555年后改宗教堂选派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通过了受加尔文思想影响极大的信纲。新教的金字塔形组织架构逐步建立：在教堂一级，召开长老会议；在随后设置的“省”一级，召开省级宗教会议，由各教堂选派代表参加，每年举行两次；在王国一级，召开国家级宗教会议，时间不定。此外，若某一地区教堂数量增多，则在国家级宗教会议与省级会议之间增设一个中间级会议——教区会议。
当出现冲突时，新教利用这一架构进行军事动员。教堂与各省很早就开始向贵族提出军事保护的要求。被指派的军事将领在朋友与附庸中招募军队成员，后两者因亲朋间的服务交换原则对前者负有双向义务。每次冲突前募集士兵时，这种互援网络都发挥了极大作用。如1569年6月，拉罗什—拉贝耶之战前夕，利用这一网络所招募的士兵数量高达约2.5万人。[7]第三次宗教战争期间，新教徒虽然遭受了两次惨败——第一次是1569年3月13日在雅尔纳克，第二次是第二年10月3日在蒙孔图尔，但是，1570年春，科里尼的军队凭借着来自佩里戈尔、凯尔西、鲁埃尔格与贝阿恩的援兵，在法国南部所向披靡，接着挥师沿罗纳河谷北上，6月27日在阿尔奈勒迪克击退了由科塞元帅指挥的国王军队，直抵卢瓦尔河畔的拉沙里泰，引起了巴黎人民极大的恐慌。在之后签订的停战协定中，新教徒也因此得到了令他们满意的条件。但是，在新教徒看来，这些条款仅仅是前进了一小步。他们仍然希望，他们的信仰能够有朝一日在王国各地得到承认，而且不再受到任何限制——即便那时新教徒中已然出现了叛徒，造成他们的数量减少。然而，圣日耳曼敕令的第一条却要求他们忘却战争，就当从未发生过一样，这无异于否认新教徒为争取福音的胜利而付出的努力，无异于承认他们将永远只是少数派，更是无异于让他们妥协于黑暗。
天主教方面也进行了大规模动员。大多数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的出现引发的信仰混乱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因为新教徒触动了他们信仰的根基。无论是停止为死者祈祷——死者在彼世或许正急切需要，还是放弃对圣母与圣人的崇拜——前者能够使人在磨难中感到慰藉，而后者，如圣罗克能够保护他们不被瘟疫感染——都让他们感到恐怖。他们认为，新教徒不能领悟真理其实并不仅仅在《圣经》当中有记录，也存在于教会传承下来的、受圣灵感应的传统之中。教理与教谕就是这个传统的体现。从教义上看，1563年结束的特伦托会议确定了天主教的正统信仰。[8]但是，对绝大多数信徒而言，重新确认教义的影响远没有新教徒给他们内心造成冲击的影响大。在他们眼中，这些叛教的异端反对教皇与主教的权威，抛弃了祖先的宗教。他们这种行径会撼动整个社会，威胁传统秩序。他们将一个可憎的污迹带到王国之中，而这可能会招致天主的震怒，因此必须铲除他们。一些满怀激情的宣道者提出了此类观点，而且他们显然懂得如何将他们对异端的憎恶传递给听众。巴黎圣保罗教堂的神父西蒙·维戈尔就是其中之一。一些人的布道中也充斥着类似观点——如阿蒂斯·德西雷、安托万·德·穆希和克洛德·德·圣克戴斯[9]，他们鼓动教徒采取神圣的暴力行动对抗那些不纯洁分子。
激进的天主教徒看到国王的弟弟——安茹公爵亨利在雅尔纳克与蒙孔图尔之役中大胜胡格诺后狂喜万分。一些颂词作家，如龙萨，称颂亨利为年轻的英雄，能够拯救法国于异端的祸患之中。但是，当这些天主教徒再次看到，人们居然又在圣日耳曼与敌人谈判，而且还赋予了他们一定程度的宗教活动自由，他们心中的苦涩可想而知。国王麾下的一员老将布莱兹·德·蒙吕克表达了他们的怨恨：“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打败他们，然而，他们在枢密院中却拥有很大势力，以致许多敕令始终对他们有利：我们用武器获得胜利，但他们却用该死的文字取胜。”[10]天主教徒该如何接受这种极为不公的现实？像布莱兹·德·蒙吕克一样，很多人都认为这个错误应归咎于温和派天主教徒。后者于1570年在枢密院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如弗朗索瓦·德·蒙莫朗西以及掌玺大臣让·德·莫尔维利耶。这个错误尤其应归咎于当时参与谈判的阿尔芒·德·贡托—比龙与亨利·德·梅姆。总之，应归咎于这些将和平置于宗教分歧之上的温和派、这些叛徒。普罗万的一位名叫克洛德·阿东的神父痛斥这些温和派为“拖延派”。他断定，若非这些人的恶劣影响，科里尼和他的朋友们“已经被冷酷的国王军队和天主教徒彻底消灭了”。[11]在大好形势下同敌人签订协议简直就是奇耻大辱。1570年的耶稣升天节，西蒙·维戈尔在讲道台上怒不可遏地说，和平协议不会带来和平，因为它“是一把火炬，将点燃吞噬整个王国的火焰”。[12]圣日耳曼敕令所要求的遗忘只能是对信仰的背叛。
面对两方流露出的激烈情绪，主动遗忘的命令仅有少数支持者，即那些试图探索出一条中间道路的人。这条道路处在双方强硬派的夹缝中，希望争取到所有善良基督徒的支持。16世纪60年代初期，这类人的代表是天主教徒中的那些仍希望双方在教义上达成妥协的“调停派”。但这种愿望旋即化为泡影。另一些更为务实的人则努力在法律上实现两个敌对信仰难以避免的共处局面，但同时他们也不放弃达成最终统一的梦想。最激进的天主教徒于1568年前开始使用一个具有论战色彩的词语，痛斥其为“政治派”——“比宗教异端更令人生厌，也更加危险……因为他们希望绥靖，反对动乱”。[13]
我们很难清晰描绘出这些人的身份，因为他们的共同点是抱有相同的期望，而非恪守某一教条。此外，他们的动机也不尽相同。如果我们采信于上文引述的那些文本的所指，那么这些“政治派”指的便是：波旁枢机主教、司法大臣米歇尔·德·洛比塔尔（后于1568年9月失宠）、两位法兰西元帅弗朗索瓦·德·蒙莫朗西及他的亲戚阿蒂斯·德·科塞。实际上，这些只是“政治派”在宫中可以依靠的人物。[14]我们在天主教法官艾蒂安·帕基耶的信件中能够看到，他在1567年至1568年左右提到过一个“拥护和平者”的小团体，由宫廷成员——如他自己和克里斯托夫·德·图，以及一些抱有人文主义立场的大使，如阿诺·德·费里埃——组成。[15]温和派新教徒也支持他们的努力，如科里尼的女婿查理·德·泰里尼、弗朗索瓦·德·拉努。这些人对内战给法国造成的灾难痛心疾首，认为当务之急是恢复秩序。第三次宗教战争结束后，缓和敌对情绪、主动忘记灾难的理想需要依靠他们来实现。然而，虽然他们中与权力核心有密切关联的人不在少数，但是在整个王国中的势力却远未占上风。
重建公共秩序
处理战争遗留下的对抗局面，仅仅抱有从集体记忆中抹去曾经动乱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这种局面很可能会导致国家再次陷入战乱。此次内战十分惨烈，维护和平的任务也因此更为艰巨。国王向各地方总督辖区都派遣了钦差执行敕令。钦差通常为大贵族，在几个法官的帮助下负责调解争端。这些法律人士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他们有时甚至要走2000千米的路程，听取途中每一座城市与周边村民的控诉。当发现敕令对新教徒举行仪式的场所数量预计不足时，他们还要重新设立场所。此外，他们不仅需要在那些取消弥撒的地方恢复这一仪式，解决在墓地与天主教仪式队伍必经之路旁的新教徒房屋装饰这类棘手问题，还要下令禁止或限制携带武器。他们强制昔日的敌人坐下来谈判并达成协议，不仅为巩固王权做出了卓越贡献，并且划定了两种信仰可以共处的公共空间。[16]圣日耳曼和平协议虽然被人蔑称为“瘸腿、不牢靠的”协议——因为其中一个谈判者阿尔芒·德·贡托—比龙是个瘸子，另一个谈判者亨利·德·梅姆是马拉西兹领主†，但是，法王竭尽所能确保这一协议能够持久。需注意到的一点是，与前几份和平敕令不同，1570年8月的和平敕令写明“永久有效、不可废止”。而且，它没有采用之前敕令使用的黄色蜡封，而是使用了象征永恒的绿色蜡封。
然而，尽管钦差满腔热忱，他们的努力尚不足以消除一切紧张局势。尤为棘手的问题就是归还新教徒被充公或被变卖的土地与房屋。归还房地产意味着需要补偿买家。例如，科里尼就曾多次抱怨很难收回他的财产。1570年9月12日，他向国王说道，有人曾提醒他不应重提过去的敌对与纠纷。这种说法让他愤怒不已：“……在这个问题上剥夺敕令给予我的利益，这于我明显不公，分明是偏袒敌人。”他还说，接受这种抢劫就是“耻辱，有损我的荣誉和声望。与财产相比，我更看重前两者”。[17]此外，虽然他是一个彻底的新教徒，即应当反对教士的俸禄，却毫不迟疑地急切要求收回他的哥哥奥代·德·沙蒂永丰厚的修道院地产。后者于1571年3月24日去世，虽然他已改信新教，但仍保留了枢机主教的头衔。科里尼写道：“我确信国王已经允诺我获得已故哥哥——沙蒂永枢机主教很大一部分财产，但直至目前为止，我只拿到很少一部分。”[18]
科里尼的事例之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是因为他的军事领袖身份。但其他很多人在相同问题上也遇到了重重阻碍。在皮卡第，当地总督隆格维尔公爵面对这类问题束手无策。他在1571年7月26日致法王的一封信中解释道：加莱、布洛涅及其他几处的新教徒希望收回他们的房屋，他也希望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是这些城市的总督却坚决反对。[19]天主教徒不愿意归还财产，不仅因为宗教上的仇恨，还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嘲弄——居然要求他们把他们自认为合法获得的财产交出去。
另外，还需按照圣日耳曼敕令的规定，恢复新教徒在战争前拥有的官职，尤其是在司法与财政机构。但是，新教徒重返这些机构后，不得不面对天主教同僚的敌意。后者对异端分子的回归表现出十足的憎恶。于是紧张局势再度出现，而且很难平息。
赦免战争行为是一件更为棘手的事。而法国在这点上做得十分出色，它承认了双方战争行为的合法性，由此将战争定性为法国内战而非叛乱。将之前的冲突与应受惩罚的暴乱或个人罪行进行区分是十分必要的。军事将领下令执行的行动也因此能够得到赦免，如孔代亲王或海军上将科里尼。新教徒一方收到的各种款项得到国王的承认。双方若已向本方征税官缴纳了赋税则无须再次支付。[20]双方还需解散募集来的士兵。此举同样会引发不满：天主教徒不情愿地接受了国王首次留给新教徒、被称为“安全”据点的四处保留地：拉罗谢尔、蒙托邦、科尼亚克和卢瓦尔河畔的拉沙里泰。这四座城市用以保证和平敕令的顺利执行，在两年后方可被收回。
法国因战争而国库空虚，对这些需要耐心的重建工作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第三次宗教战争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尤其巨大。国王军队募集的士兵数量十分可观，高达约7万人。我们依此可计算出，在战争持续的两年间，法国每年由此会产生1800万里弗尔的支出。[21]法国在平常时期每年的总收入为1300万至1400万里弗尔，但战争导致赋税无法正常征收。为了解决财政赤字，法国国王于1571年提高人头税，当年带来了950万里弗尔的收入。在1561年至1576年间，这项赋税带来的年平均收入为700万里弗尔。法王也采取了诸多权宜之计，如借款、向城市征收各种赋税、设立新的官职以便出售。但这些举措引发了举国上下的不满。尤其是巴黎高等法院，它抗议在1570年秋季为国王与院长增设秘书及在铸币局添设顾问——共计40个职位。[22]国王还令教士为国家出资。他们与国家签订契约——并于1567年续约，承诺每年提供63万里弗尔。
尽管查理九世广开财路，但他仍无力按期为部队士兵或驻军开饷。这使得各地怨声四起，潮水般涌向巴黎。隆格维尔公爵在1571年7月25日告诉法王，被指派镇守皮卡第各要塞的军队处在解散边缘，因为士兵两年都没有领到薪饷了。[23]第二年8月10日，阿方斯·德·奥尔纳诺上校哀叹他的科西嘉部队已无军饷，士兵马上就要“四散”了。他说道，这将让他“十分心痛……因为这支部队是由最为出色的士兵组成的”。[24]巴约纳总督奥尔特子爵于1572年3月20日承认“（他）手中的钱已所剩无几”，他已经三年没有收到上面发下来的薪饷，还拖欠着3.8万至4万里弗尔的仆人工资和膳宿费。[25]1572年7月28日，沙鲁斯总督卢多维克·比拉格恳请国王向他的老部队支付薪饷，解决他们“物资匮乏，极度贫困”的问题。[26]国王自己卫队的情况也并不乐观。拖欠薪饷使国王的军队产生了潜在的不满情绪。
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支付查理九世在战争中招募的雇佣军。他们是来自德意志的骑兵，或是由路德维希·普菲费尔率领的瑞士天主教徒。为此需征收一项特别税。新教徒自然不愿支付这项赋税，因为招募来的军队是用来对抗他们的。科里尼向国王直白地表达了这个意见：
此外尚有一点，若陛下不免除新教徒这项赋税，仍打算用它来支付德意志佣兵和瑞士军队，那么新教徒必然不会满意。他们若要采取任何行动也因此能够获得支持。他们不仅会对此十分不满，而且这本就是不可能之事。陛下，我深知与我打交道的人的脾气，我不想掩盖事实，因为我不希望之后让他们指责我向您隐瞒或掩饰了什么。[27]
“不满”——科里尼使用了一个十分粗鲁的词汇。他打着坦率的幌子，实际上表明了拒绝服从的可能。他或许明确表明无法完全控制那些复仇心切的新教徒的情绪，但是他这封信的语气表明，他认为新教徒的愤怒是合理的。
查理九世履薄临深
虽然法国国王面临着如此多的难题和艰巨任务。但是他决定让和平——他称之为“（他的）和平”——至上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1570年，年仅二十岁的他迫切希望确立自己的权威。
查理九世十分重视王权的尊严。他身边的人为他提供了理想中的榜样。他从小受到普鲁塔克《道德论集》的译者、博学多识的雅克·阿米欧的教育，崇尚古典道德。查理九世颇为重视自己作为文学与艺术保护者的角色。他为让—安托万·德·巴伊夫与若阿基姆·蒂博·德·库维尔建立的诗歌与音乐学院提供支持，于1570年11月批准学院章程，还多次亲临会场。他也倾心于新柏拉图主义哲学。该思潮在当时的文化界十分流行，代表人物是诗人巴伊夫、龙萨和蓬蒂·德·蒂亚尔，画家安托万·卡龙，音乐家克洛德·勒·热纳以及作家路易·勒·鲁瓦。该思潮推崇一个充满爱与和解的王国的理想。[28]但是，查理九世能够真正认同新柏拉图主义者们为他勾画的崇高形象吗？没有一篇他本人的文字能够确认这一点。[29]他的母亲卡特琳娜·德·美第奇——她的父亲是佛罗伦萨人，母亲是法国人——可能受新柏拉图主义式君主制观点影响更大。她在宫廷中举办的庆典在视觉与音乐上体现了一个和平世界的和解观念，在这个世界中，国王作为上帝智慧的化身主宰着世间的正义。[30]
但是，查理九世的主要动机是希望在战争的重创后重建威信。他的信函揭示出萦绕在他心头的苦恼——唯恐被人当作一个懦弱的国王，害怕人们嘲弄他的威望。这一点在他于1571年12月就巴黎加斯蒂纳十字架事件引发动乱一事致巴黎市长克洛德·马塞尔的信中，得到清楚体现：
看到人们如此不服从、蔑视我在这件事以及在许多其他事情上颁布的命令，我不知该质问何人，或者我应该责问那些管理他人的人——比如你。如今当我传下旨意后，仿佛每个人都得琢磨下是否应该服从，都在寻找我之外的靠山，害怕激怒动乱分子。他们这么做就是承认有一个与我平起平坐的人，更害怕冒犯他。这群人实在是大错特错……我遭人蔑视，人们对我的命令不屑一顾，就像对待查理六世那样。[31]
查理六世（1380—1422）变疯后，无力阻止内战与英国人的入侵。这段历史的确使查理九世有些不安。宫中的外国使节经常在记述中毫不保留地评论法国国王发号施令的能力。来自托斯卡纳的大使乔瓦尼·马里亚·彼得鲁奇常常带着一丝怜悯地谈论起这个“可怜的国家”和“可怜的国王”。1571年11月，他观察到：“……可怜的国王想平息一切，平静地生活。我不确定他是否能够成功，因为对他十分不利的是，无人服从他，也没有很多人——或者说根本没有人——站在他这边。”[32]
鉴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查理九世这种虽充满疑虑又异常固执的决心——利用一切时机表明他才是一国之君，他的命令必须被执行。巴黎高等法院迟迟不肯登记那几个能为国王带来一些财源的敕令。1571年3月12日，查理九世高傲地提醒法院应履行的义务：“……我希望，在我向你们表明我的意图之后，你们不应诤谏而应服从。我是你们的国王、主人，比你们更清楚怎样做对我的国家而言才是正确的，才是国家所需的。国家事务只能为我所知，岂容外人插手。”[33]这一席言辞激烈的话语清楚表明了国王的抱负：成为唯一的国王，任何人都不能分享权力。
同时，查理九世也渴望自己受到臣民的拥戴。他为自己设立了一个传统的榜样，即国王应当像一家之长一样，“带着父爱去拥抱”所有孩子，带着怜悯去体会他们承受的苦楚。[34]他要求法国驻西班牙大使雷蒙·德·富尔克沃向菲利普二世解释，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他才会签署圣日耳曼敕令。查理九世认为战争决不能继续，“否则他的王国和所有臣民都会灭亡，因为充满暴力的激战给他可怜的臣民带来了极大灾难，让他们无法喘息，只有屈服于绝望”。[35]
但是，无论查理九世希望受到尊重抑或爱戴，他都必须首先维护公共秩序。此种考虑决定了他对待新教徒的态度。虽然他虔诚信仰天主教，但上一场战争的残酷与所引发的严重动乱让他深信，使持敌对信仰的双方和平共处才是当务之急。这种共处局面对他而言或许只是暂时的，是日后逐步恢复信仰统一的第一步。他便向雷蒙·德·富尔克沃如此解释，以证明和平的必要：“……通过这种手段，我想使我的臣民更加服从于我。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之后我要带领他们慢慢重归天主教，就像我的其他臣民一样。”[36]但他目前只要求新教徒成为驯良的臣民。例如，他毫不犹豫地向西班牙国王转达了胡格诺商人的请求——他们用船舶运输的食品被西班牙海盗抢走了。他写道：“……虽然他们信仰新的宗教，但他们服从我的命令，同其他人一样，仍是我的臣民。只要他们没有触犯所登陆国家的法律，那么我希望他们能够像其他天主教徒一样得到保护，不受到恶毒的对待。”[37]法王在这份对他强大的天主教邻居的声明中所表现出的决心证明了，他希望保证新教徒安全的愿望是真诚的。
不幸的是，留给他行动的空间十分有限。人们对他的所有行动都疑心重重，不仅法国国内敌对双方中的极端派如此，而且周边国家的君主也是如此。在后者看来，法国最终的宗教走向尚无法确定。而在16世纪70年代的欧洲，两大敌对阵营分庭抗礼：一方是天主教阵营，由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坐镇；另一方是新教阵营，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拥有极高威望。无论法国倒向哪一边，双方的均势都会被打破。菲利普二世对此最为忧心忡忡，他也最为积极，不遗余力地提供金钱，令西班牙的大使向各国施加压力，并且建立间谍网络打探情报，使天平向他所希望的一边倾斜。他在法国依靠吉斯家族扩大天主教势力。虽然在签订圣日耳曼敕令时期，吉斯家族暂时失宠，但他们在法国宫廷中尚有其他依靠，特别是雷斯伯爵阿尔贝·德·贡迪——太后美第奇信赖之人——以及他的表兄热罗姆负责向国王介绍别国代表。[38]
既然人们对查理九世满腹疑虑，他就需要提防被别人抓住可以证实猜测的把柄。这对他而言十分困难，更何况宫廷就像是一个舞台，国王无时无刻不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目光的监视。他最轻微的举动和言论都会招致一番解读与评论，并马上由宫臣与使节通过信件和叙述传递出去。这种监视令人窒息。人们认为，国王沉湎于打猎，成了一个内行猎手正是因为他希望避开监视者的目光。他在打猎时能够重新寻回些许自由。在宫中，监视者注意到国王常常低着头。这或许是因为他害怕稍不注意流露出的表情会给别人留下口实。[39]双方阵营抓住机会就会高呼不公与背叛，这样的指责总是会造成最恶劣的后果。从这个角度看，天主教徒与新教徒都同样令国王生畏。
在这种局势下，查理九世力图公平地向双方阵营分配利益。他在1570年10月向天主教徒让步，同意了巴黎大学的请求。他颁布敕令，禁止新教徒开办“小型学校、学校和学院”，而且付印一切书籍都需预先获得神学院的批准。[40]另一方面，他允许新教徒于1571年4月在拉罗谢尔召开全国宗教会议。这是一次“亲王宗教大会”，与会者包括纳瓦尔太后让娜·德·阿尔布雷、她的儿子亨利·德·纳瓦尔以及她的侄子亨利·德·孔代——于雅尔纳克一役中被杀害的孔代亲王路易之子。但是，这种平衡政策很难被双方轻易接受。它造成了人们思想的困惑与混乱，而这两种感觉都可能滋生怀疑。
严重的互不信任
最不信任国王的应该是新教徒。因为他们认为，直到圣日耳曼敕令的所有条款得到完全实行之前，都有占领几处要塞作为保证的必要。他们害怕和平只是一个陷阱，实是国王为了博得他们的信任，以便更彻底地消灭他们。这种担忧在上次战争之末就曾出现，此番又重新产生。[41]弗朗索瓦·德·拉努在之后为第三次宗教战争而写的《政治军事论》（Discours politiques et militaires）的一章中写道，终结战争的协定对很多新教徒而言是一个“戴着面具的和约”：“这份协定使所有人疑心重重，认为在这块光芒四射的金子下面隐藏着毒药。”[42]
新教徒的疑虑尤重，科里尼正是其中的代表。上文援引过他在1571年5月8日从拉罗谢尔致国王的一封长信，其中他间接提到了由他的女婿泰里尼刚刚带来的国王手谕，称手谕让他摆脱了“无尽的怀疑与不信任”造成的痛苦，而他认为新教徒正处在这种怀疑情绪中：“……陛下，我丝毫不否认曾数次抱有同感。”而泰里尼带来的国王的保证会让他竭力避免“王国内同样的不信任感加深，否则日后可能酿成极大不幸”。
为什么不信任的情绪会如此之深？正如科里尼所说，“王国中弥漫着普遍的不信任感，随时可能爆发起义，就像奥利瓦雷斯伯爵最近在途经几处地点后直言的那样（他奉菲利普二世之命从西班牙前往布卢瓦为查理九世献上新婚祝福）”。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因恐惧而产生的众多谣传中的一个。这一传言让新教徒相信，天主教阵营在西班牙的指挥下正在酝酿阴谋。科里尼请求国王采取行动以“消除一切怀疑与不信任”。首先，应严惩所有违反和平敕令的行为——特别是在出现混乱的鲁昂和奥伦治，让人引以为戒。而且还应发出明确信号，表明国王在对待新教徒领主和天主教徒领主的问题上一视同仁。科里尼带着命令的口吻提出要求：
……否则，人们就会认为您言行不一，或者认为您心余力绌。对您而言，这无异于奇耻大辱。这些地区定有强大后援，否则它们无法这么做。因此，您不应认为事情会像您想象的那样顺利，而应听从将领们的意见。否则，您就会像一直以来那样，仍是一个最受蔑视的国王。万望陛下原谅我这一番坦诚之言，我因希望为您勤勉效劳、出谋划策才不得已而为之，绝无二心。[43]
毫无疑问，这绝非一封请求信，而是一封警告信。这种对查理九世的犹豫不决或碌碌无能毫无掩饰的指责只会深深地刺伤他的自尊。
然而，科里尼所指出的问题正是关键所在——强调国王的义务与国家利益。科里尼多次遭到诽谤，他对此怒火中烧。人们说他威胁君主的生命，无时无刻不在带兵作战，默许破坏雕像和宗教场所的行径，还传言他策划了把拉罗谢尔归附到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下的阴谋。[44]这些流言蜚语可能不利于和平。科里尼建议国王终止这些传言是正确的。在宫中，任何蛛丝马迹都不会逃过人的眼睛，当时国王就迫切需要让所有人看到他希望给予新教领袖的信任。
为达到这一目标，查理九世采用的最为露骨的方式是允许让娜·德·阿尔布雷、亨利·德·纳瓦尔与科里尼进入宫廷。他们的出现对于商讨亨利与玛格丽特·德·瓦卢瓦的联姻是必不可少的。此外，国王向在尼德兰发动起义的西班牙国王的臣民提供支援的计划，也需要科里尼的帮助。[45]但是，他首先需要重新博得胡格诺领袖们的信任。第二次宗教战争以来，他们只有在拉罗谢尔才有安全感。他们在那里还大肆干起了收入颇丰的海盗营生。法国国王虽然收到大量来自被洗劫的西班牙商人的控告，但他却无力禁止。[46]
纳瓦尔太后应卡特琳娜·德·美第奇之邀前来会面，说道：“夫人，我天性多疑。”她十分担心敌人的影响力，认为他们已强大到足以改变美第奇的良好初衷。[47]就她儿子的婚姻问题的谈判持续了很长时间。她最终同意于1572年3月初前往布卢瓦。而科里尼一直在为他朋友们的担忧所困扰，后者害怕这是一个圈套。他和王室定下11条后——这可以算得上是一份不折不扣的与王室定下的契约，才最终同意动身入宫。他要求国王、太后、安茹公爵与阿朗松公爵允许他自行决定入宫时间。科里尼在收到了上述所有人发出的保证信后才动身。国王还命令蒙莫朗西元帅和他的弟弟当维尔、步兵上校菲利普·施特罗兹与几位近卫队长保护他的安全。11条中有四条涉及恢复科里尼与卡特琳娜·德·美第奇的友好关系。其余诸条旨在保证敕令的执行。在敕令第39条规定的归还四处安全据点的问题上，科里尼以他需要征得新教主要人物的同意为由，提出是否马上归还这四处的决定只能由每省派出一个代表组成的新教徒大会做出。王室接受了他的要求。我们至少能够看出，这些要求都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怀疑态度。[48]
在获得所有他希望的保证后，科里尼于1571年9月12日来到了当时宫廷所在的布卢瓦。陪同他一起前来的还有科塞元帅和50名胡格诺贵族。彼得鲁奇大使记录道，他们刚刚抵达时，国王的态度还有些冷淡，随后就好转起来。科里尼被允许参加枢密院。国王不仅恢复了他的所有职务和头衔，还赐给他多项好处以补偿他的沙蒂永家族：支付他15万里弗尔作为“服务”的酬劳；他还可以领受一年他的枢机主教亡兄的俸禄；还能获得一座价值2万里弗尔的修道院。他的近卫队人数也从30人增加到50人。[49]但这些好处并没有更多意义，只是国王为消除新教徒疑虑而采取的举措。我们不能由此就推断出国王对科里尼的真实看法。圣巴托罗缪之夜过后，新教徒为了揭露查理九世的阴险狡诈，夸张地渲染了他对科里尼的友情。至于天主教徒一方，他们也因为愤怒而过高地估计了科里尼的影响。西班牙大使和巴黎的让·德·拉福斯神父都认为科里尼已能够操纵国王。[50]
双方阵营的不安情绪都因一些离奇的谣言而进一步加剧。彼得鲁奇大使就记录下了其中一些。这些谣言宣称科里尼曾向国王提出改变新教信仰以使其向天主教信仰靠拢：新教徒认可补赎礼为圣事，承认对圣人的祈祷，也赞同“在王国每个教堂都举行一次弥撒”。而教士具有贵族身份，至少拥有150里弗尔的俸禄，所以不得以举行弥撒为名收敛钱财。彼得鲁奇评论道，这就像是采取“与德意志一样的生活方式”。[51]类似的传闻都助长了天主教阵营与新教阵营中不安的情绪。强硬派天主教徒的怀疑之心尤为强烈：国王身边出现了新教徒的首领，难道不意味着科里尼会诱使国王改变传统信仰？这无疑是不可容忍的。有人就曾说道，人们如今都相信国王“马上就要变成胡格诺了”。[52]而也有许多天主教徒的看法与菲利普二世在一封致驻法大使的信中所写的一样：国王把科里尼招至宫中的唯一理由就是将他逮捕并处决。西班牙国王也补充道，不过查理九世没有勇气这么做。[53]
科里尼此番入宫逗留的时间较为短暂，因为查理九世很快就因要去打猎而遣散了众臣。科里尼于1571年10月19日离开了布卢瓦，回到了他在沙蒂永的家中。国王虽然很想再尽快召见他，但是却突然遇到了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阻碍。这个障碍与双方在信仰问题上的争执一样，十分不利于和平：吉斯公爵弗朗索瓦在1563年2月被一名叫波洛托·德·梅雷的胡格诺枪杀，吉斯家族为他复仇的渴望给公共秩序蒙上一层阴影。
吉斯家族的复仇
洛林家族‡深信科里尼是吉斯公爵弗朗索瓦之死的幕后策划，因为波洛托·德·梅雷在接受审讯时指认科里尼是指使者。他们需要捍卫家族的荣耀，惩罚这种被他们认为卑鄙的暗杀行为：事件发生在王室军队进攻奥尔良的前夜，弗朗索瓦正在返回住所的路上，被从树林中射来的一枪击中身亡，但这种行径完全有悖于骑士原则。吉斯家族强烈的复仇欲之所以令国王担忧，是因为吉斯家族中有多位实力雄厚的高官显贵：吉斯公爵亨利是香槟总督，他的叔叔欧马勒公爵与洛林枢机主教分别是勃艮第总督和兰斯大主教。他们手下的门客§、亲随与附庸人数众多，他们会因誓约而为其领主所要达成的目标而效力。这种关系的力量十分强大，从下面这份契约中就可见一斑。这份契约由洛林亲王的亲随之一——勒吕德领主居伊·德·达永于1563年8月16日签署，他誓为前任吉斯公爵弗朗索瓦复仇：
我署名在下，向天主起誓，就像对已故吉斯公爵承诺过的那样，绝对服从、效忠于吉斯公爵、他的叔叔枢机主教及他的母亲，以追回原属于他的财产并为他复仇，惩罚犯案凶手或纵容此次谋杀的凶手的四代子孙……[54]
卡特琳娜·德·美第奇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1564年1月安排双方和解。巴黎高等法院于1566年1月判决科里尼无罪。但是，吉斯家族的复仇怒火远未熄灭。科里尼来到布卢瓦之后，吉斯家族明目张胆地离开宫廷。查理九世不得不准备将其重新召回，以确保他们和解。1571年11月，突然传来了洛林家族在特鲁瓦集结军队的消息。据传言，他们要在科里尼家中将其围剿。法国国王被迫下令禁止双方离开自己的住所。
我们很难弄清吉斯家族这次集结兵力的目标是什么。吉斯公爵亨利辩解道，他只是以香槟总督的身份在特鲁瓦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入城仪式。但是，在科里尼看来，毫无疑问，他便是敌人这次行动的矛头所指，因此他的生命危在旦夕。他在威胁之下做出的反应是一名捍卫自身尊严的贵族所应做的。在12月13日致法国国王的一封信中，他感谢国王通过“武力”保全他的性命——这或许说明查理九世曾派兵保护他，但他也担心遵守国王的命令按兵不动会给他带来“耻辱”：“陛下，若非在我离开布卢瓦时曾向您许下诺言，我有很多办法打发掉那些声称要把我围剿在家的人，还要带兵迎击。但我既没有和他们发生冲突，也没有威胁他们。”科里尼相信，对吉斯公爵这样的挑衅，一味容忍而不展开反击有悖于贵族的行为准则。他告知国王，为以防万一，已经通知他的“朋友们”——他的门客和附庸——做好准备，一旦他遭到攻击，就杀掉吉斯公爵。[55]
通过这件事，我们能够看到大贵族在某些争端中动员个人门客的能力。而这也正是王权受到的主要掣肘的一个表现，不利于解决信仰冲突：贵族认为，对他曾宣誓效忠的领主的服从比自己作为臣民对国王的臣服更重要。家族之间的联系也在其中发挥着作用：弗朗索瓦·德·蒙莫朗西公爵虽然是天主教徒，但也告知国王，若他的表弟科里尼（他的姑姑路易斯之子）遭到攻击，他绝不会袖手旁观。[56]彼得鲁奇记述道，让娜·德·阿尔布雷曾向科里尼提出为他派遣几支护卫队；而天主教一方开始在巴黎与图卢兹为吉斯公爵募款。他带着一种洞悉一切的语气，对这些消息评论道：“……稍有风吹草动就会使这个王国重燃战火。”[57]
查理九世于1572年3月27日再次发表声明确认科里尼的清白。5月，吉斯公爵亨利公开同意承认科里尼无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威胁都已消失。洛林枢机主教当时并不在场，没有参与表态，欧马勒公爵的态度也不明确。当科里尼最终于1572年6月6日重回宫廷，一位英国全权大使注意到吉斯公爵亨利完全不理睬科里尼。[58]吉斯家族的这种做法削弱了国王希望赋予科里尼出现在他身边的象征意义。此外，国王此举会加深天主教徒的疑虑。
天主教徒的愤恨
1571年间发生的三起后果严重的事件加剧了法国的紧张局势。这三起暴力事件都是天主教徒挑起的，他们认为只是在行使正义，却都受到严惩。他们对此极为不解，且异常痛苦。
第一起事件发生在奥伦治。1571年2月3日，城中的胡格诺派试图武力夺取城堡未果。天主教徒对此举反应异常激烈：他们击退进攻者，把他们围堵在之前避难的屋子中，没能逃脱的人被尽数杀害。幸存者逃到奥伦治亲王威廉、他的弟弟路易·德·拿骚与科里尼那里控诉天主教徒这一行径。在科里尼的催促下查理九世介入，下令由威廉亲王推举的一名总督来管理奥伦治。威廉亲王大肆镇压天主教徒，处决反击行动的头目，还有许多参与者被吊死在绞刑架上——其中包括托钵修会的所有会长。奥伦治市民目睹这些人的尸体裹着长袍，悬挂在绞刑架上。这一幕无疑使信徒们怒火中烧。[59]
第二起事件发生在鲁昂。在祝圣过的饼是否真正是基督的体这个问题上，双方阵营产生了分歧，并引发骚乱。1571年3月18日，一支约由500至600名全副武装的胡格诺组成的队伍前往邦德维尔郊区参加布道。一位神父向一名垂死的人走去，为他递上圣餐饼。在他走去的路上，两侧天主教徒纷纷脱帽下跪，而新教徒拒绝这么做，甚至还嘲笑他们。卫兵见状试图阻止，但被驱逐。丑闻迅速传播开来。新教徒离开时，周围人群大嚷着“胡格诺！”并开始攻击他们。新教徒中可能有40人被杀害。在之后展开的调查结束后，“邦德维尔屠杀案”领头人中有五名被逮捕，但很快就被朋友救了出来。于是，国王派遣弗朗索瓦·德·蒙莫朗西公爵率领特别法庭与军队前往该地。66人被判处死刑并罚以重金。但是，这一举措却没有产生什么效果：犯人或者逃脱了，或者获得了国王的赦免。获得赦免的人重新回到鲁昂，对这次惩罚满含怨念。因为在他们眼中，他们所做的只是在维护圣餐礼的神圣。
1571年秋末，在巴黎发生了第三起，也是最为严重的一起事件。上次战争中，人们发现，有人在一间位于圣德尼街的房屋中秘密举行宗教仪式。这间房屋属于胡格诺商人菲利普与里夏尔·德·加斯蒂纳。他们两人因此被判处死刑，房屋也被夷为平地。天主教徒在房屋原址处立起了一座金字塔，上面插有十字架。在和平敕令颁布后，新教徒认为，金字塔应被拆除。因为圣日耳曼敕令第32条明确规定，消除一切施以极刑的痕迹，以忘却曾经发生的分裂事件，而且，所有被“拆除或摧毁”的房屋原址都将归还给其原所有者。因此，新教徒认为他们有充分的权利。他们在当时尚在宫廷的科里尼的支持下，向国王请求摧毁金字塔与十字架，并于1571年10月7日获得了国王的许可信。但是，天主教徒将这两个标志视为他们战胜异端的纪念。巴黎的几个权力机关也进行抵制，反对将它们拆除：10月12日，王国的手谕送抵夏特莱堡。¶但因巴黎司法长官克洛德·马塞尔已回到他在楠图耶的家中，拒绝回到巴黎领命[60]，于是无法实行摧毁十字架的行动。巴黎高等法院也搪塞敷衍，推卸责任。国王震怒：11月6日，他在给科塞元帅的一封亲笔信中写下了一则充满怒气的批示：“元帅，我命您前往巴黎为我效忠。其中一事即拆除那座金字塔。您必须服从命令，拆除行动势在必行。”[61]由法院成员、商人和巴黎神学院的神学家组成的代表团与查理九世进行协商，并最终得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不拆除金字塔，而是将其转移至圣婴公墓。
但是，这个方案不足以平民愤。工人每天在公墓为金字塔挖掘的地基晚间都会被填平。因此，每天都有人手执武器守卫工地。12月8日晚，大批民众袭击守卫，向他们投掷石块，守卫不得不四散逃走。尽管政府为防止骚乱发生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但是，12月9日，多处新教徒的住所还是遭到洗劫，其中包括坐落于圣母桥上被人称为“金榔头”的房屋——这是菲利普·德·加斯蒂纳的侄女和她的丈夫克洛德·勒·梅西埃的房产。12月19日至20日晚间，金字塔按计划被转移至公墓，这次转移又引发了新一轮暴力动乱。“金榔头”屋与旁边的“珍珠”屋同遭洗劫，屋里所有的家具都被扔在火堆中焚烧殆尽。加斯蒂纳后人的一处房屋也被烧毁。[62]彼得鲁奇在一份报告中记录道：同月，巴黎总督蒙莫朗西元帅向国王汇报，多位支持吉斯公爵的贵族在巴黎租用房屋存放武器，还召开夜间秘密会议。[63]蒙莫朗西遵照查理九世的命令恢复巴黎的秩序，下令对一名闹事者施以绞刑并追查同谋。
这一事件对天主教徒的意义再明显不过。西蒙·维戈尔在这一时期不断布道。圣厄斯塔什教堂神父勒内·伯努瓦的一本小册子也对他们产生了很大影响。伯努瓦论述道，十字架是耶稣受难的象征，真正的基督徒正是通过这一象征区别于异教徒和非基督徒。但他们却恰恰因力图保护金字塔上的十字架而被定罪。让·德·拉福斯神父还写道，加斯蒂纳家的人前来“参与拆毁祭坛和其他东西”[64]，天主教徒因此感到更为强烈的不公。竖立加斯蒂纳十字架对于天主教徒而言具有纠正谬误的意义，因此，他们认为天主是不会允许将它转移的。伯努瓦向他们提供了一种解释：天主希望借此来惩罚他臣民的罪恶，因为他们没有足够虔诚地遵从天主的旨意。他继续说道，无论是批评官员或亲王，还是煽动“民众动乱——这永远没有益处”，都毫无意义，人们更应当通过哭泣或忏悔来试图平息天主的愤怒。他还在小册子里颇令人不安的一段话中补充道，贵族与平民皆为罪人，“《圣经》中说，若不对冒犯天主的行为进行回击，那么与他人相比，贵族必将接受天主更为严厉的惩罚。天主会赐予他公正判决的执行人——力量单薄但勇敢的民众——内心强大的力量与手中的武器”。[65]这本小册子的虔诚读者认为君主的不公变得委实难以接受时，就会因此感到自己有资格成为惩罚降临时天主强有力的臂膀。
查理九世似乎没有看到加斯蒂纳十字架事件所反映出的民众焦虑不安的一面。在1571年10月14日他向雷蒙·德·富尔克沃谈起他难以令人听命于他时，明确指责西班牙大使弗兰塞斯·德·阿拉瓦鼓动动乱，煽动“密谋许久的暴乱，以达到使法国民众叛乱的目的”。这种行径背后的目的是维持法国民众间的分裂现状，阻挠王权的恢复并破坏和平。[66]对于国王而言，巴黎的这次骚乱只是“几个像盗贼那样的无赖和懒汉的所作所为，他们凑在一起制造混乱只是因为金字塔不在原址。他们就以此为借口抢劫几间住所，但没有烧毁房屋”。[67]这至少是法国国王希望他的使节向西班牙国王讲述的版本。法国国王对弗兰塞斯·德·阿拉瓦的指责并非毫无依据。后者实际上掌握着在巴黎、法国西南部与大西洋沿岸地区的间谍与密探网络。[68]得知西班牙大使的这种行径后，查理九世勃然大怒，又一次要求菲利普二世将他遣返回国——他在8月2日给富尔克沃的指令中已经提出过类似要求。弗兰塞斯没有向法国国王与太后辞行，于11月13日夜间离开了法国宫廷。[69]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就此认为，1571年秋天发生的事件是一个迹象，表明背后隐藏着巨大阴谋？西班牙是这一阴谋的幕后主使，它利用吉斯家族同时削弱查理九世与伊丽莎白的势力。它在法国的目标是加强国王的弟弟安茹公爵亨利的势力——他是天主教徒的希望；在英格兰的目标则是解救被囚禁的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这种假设的依据是几起发生在同一时期的事件：吉斯家族在特鲁瓦集结军队、巴黎发生加斯蒂纳十字架事件、阿拉瓦大使被遣返与西班牙大使盖罗·德·斯佩斯于12月中旬被逐出英格兰宫廷——他被指控与佛罗伦萨银行家罗伯托·里多尔菲、诺福克公爵一起密谋策划西班牙船队从尼德兰出发登陆英格兰的行动。[70]这几起事件的同时发生令人惴惴难安。但是，菲利普二世也可能只是表示，若里多尔菲和诺福克集结的力量足够强大，他便会同意为这个对抗英格兰的阴谋提供帮助，而他本人没有直接参与策划。此外，西班牙国王的信函也证明，尽管法国人希望扫除宗教异端，但他对法国人的忠诚实在不抱多大信心，远未达到使他能够在计划中安插法国人的程度。[71]
另外，一些不是如此重要的事件也显示出1572年上半年的和平是何等脆弱。在6月14日基督圣体节上，奥尔良的市长与市政长官勉强平息了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的愤怒。因为后者并未在仪式队伍途经的房屋上悬挂挂毯。8月10日，特鲁瓦居民向举行完宗教仪式后正在返家途中的新教徒投掷石块，砸死了一个刚刚受洗的婴儿。[72]在继巴黎圣巴托罗缪惨案而出现的外省大屠杀中，奥尔良和特鲁瓦这两座城市的屠杀尤其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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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查理九世实现圣日耳曼敕令令行禁止的决心从未动摇，而且，他在1572年8月24日之前的几个月表现得十分坚定。两个行动可以为证。6月22日，他命令梅斯总督在恢复新教徒公职问题上对“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一视同仁”。[73]8月初，巴黎高等法院成员拒绝接受阿诺·德·卡韦涅为王室法院长官——因为他是胡格诺公证员且与科里尼关系很近。对此，查理九世命令他们必须无条件服从。在13日收到他们关于此问题的谏书后，国王批准他们只有在提出的原因不涉及宗教问题的前提下才可推迟接受卡韦涅。[74]
法国国王在1572年5月4日致所有地方总督的一封信中郑重重申了他对和平的渴望。新教徒遵守圣日耳曼敕令的条款，刚刚归还了之前暂时留给他们的安全据点。基于这一点，国王欣喜地看到所有人在表面上都准备好，“结束一切由于之前的不愉快而可能产生的在民众中延续的相互猜忌”。[75]他继续写道：“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愿望就是看到我的臣民能够共同生活在真正的团结、和平与安详之中，忘却曾经的不快。”他再次引用圣日耳曼敕令的原句，吩咐各总督敦促“所有法国人——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遵守和平敕令，在和平、团结和友爱中，彼此像亲兄弟和同胞一样继续生活”。他的王国也就能够恢复“曾经的辉煌”。
这种和解的意愿是更为宏大的联姻与外交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的完美结局是玛格丽特·德·瓦卢瓦与纳瓦尔亲王亨利的联姻。法国国王因迫切希望实现这一目标，错误地估量了双方阵营中极端派相互间的以及对他的不断增强的怀疑之心。面对无处不在的猜忌与敌对双方的激烈情绪，法国国王所坚信的主动遗忘仇恨的梦想正在变得越来越渺茫。
*在寺教士（clergé régulier）不同于在俗教士（clergé séculier），前者指发修会愿，在修道院、隐修院等集体生活的教士，如耶稣会士。后者指不参与集体生活的教士。
†法语中“不牢靠的”（mal assise）与“马拉西兹”（Malassise）发音相同。
‡即吉斯家族，它是洛林家族的一个旁系。
§“门客关系”（clientèle）指由地位不同的两人自由结成的，在道义上起限制作用的关系。地位较高者向地位较低者（即前者的“门客”）提供保护，后者向前者提供服务。这种关系与封君封臣关系不同，它并不建立在封土的基础上，而且封臣并不一定是封君的门客；门客关系对双方的限制并不是法律上的，而是在荣誉意义上的道德义务。除“clientèle”外，16世纪法国文献中出现的“protection”也多指此类关系，“protégé”则为“门客”的代名词。此外，由于双方的义务并不均等，地位较低者大多依附于地位较高者，以期获得职位与利益，文献中有时会使用“créature”一词代指“门客”，它所反映的正是这种依附关系。法国史学家Roland Mousnier还提出，应对“门客关系”与“亲随关系”（fidélités）加以区分。虽然后者同属门客关系的逻辑，但“亲随”（fidèle）是全身心地效忠于地位较高者，而门客则只是希望从地位较高者那里获得职位或好处。
¶夏特莱堡分为大、小夏特莱堡，分别坐落于塞纳河的右岸和左岸，原为保护西岱岛的两个城堡。后因法王菲利普·奥古斯都于12世纪末修建了城墙，这两座城堡失去原有防御作用。大城堡成为巴黎司法长官官邸。在没有特殊所指的情况下，“夏特莱堡”都指“大夏特莱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