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寡妇之家

用砖重建的求加罗小学今天有25个班级开课，胡图族和图西族的学生都在一起上课。这个村子里，大部分土房都开裂或者坍塌了，花园一片荒芜。学校和沼泽之间相距五公里，二者之间以仅有的一条道路相连，这条路穿过木薯地，途经两座被烧毁房子的残垣断壁。草原上点缀着开黄花和红花的大树，还有一群群搜寻野菜的孩子。然后，道路隐没在一片桉树林中，树木很高，光照很充足。

树林的另一边又是广阔的绿色。从陡坡走下去，过了一片野香蕉树，就是沼泽地了。一眼望过去，只看到纸莎草和水生芦苇交错生长。但使劲儿拨开一丛丛植物的茎秆，还是可以走进沼泽地里的。旱季时，土地龟裂如海绵状，雨季时又泥泞不堪，散发着腐烂泥土的味道。每走一步，小腿都深陷泥潭。苍蝇、蚊子、蜻蜓的嗡嗡声不绝于耳，在这背景音之上，还有圣鹮悦耳的鸣叫，以及猕猴和黑色小长尾猴尖锐的喊叫，可以想象到这些猴子正在林间灵活穿梭。驻足时，如果足够有耐心，还可以听到视线外野猪的呼噜声和小型羚羊掠过草丛的窸窣声。

离开沼泽地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个15岁左右的小伙子，他背着烧火用的泥炭。每天下午，他都要深入沼泽地中，花几个小时捕捉水鸟或收集泥炭。他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做客，这是一座被棕榈叶篱笆环绕的土房，坐落于小山丘上，能俯瞰整个沼泽地。他叫让—克洛德·卡扎菲（Jean-Claude Khadafi）。他在木碗里倒了些香蕉酒给我们喝，接着去看了看埋放香蕉的坑，然后坐在旁边讲述大屠杀的过往。那个时候，他家里住过一些上了年纪的难民，他们都没有力气翻过山坡去求加罗小学里避难，有时他们甚至放弃去藏身泥塘，就在房子中度过生命的最后一天，等待必然到来的杀手们来结束他们的性命。让—克洛德的记忆里充斥着很多这样的人。

现在，他和家庭中另一位幸存者——他的父亲住在一起。父亲每天一大早就去森林里游荡，直到晚上才回来，一言不发。让—克洛德更喜欢住处的与世隔绝，它位于桉树林和沼泽地之间，在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居住区中的一座新楼阁中，挨着道路，离学校和朋友家都不太远。他解释说，自己每天都会去沼泽地里，无论是酷暑难耐还是疟疾肆虐，都不会阻挡他的步伐。不仅如此，他的目光似乎从没有长时间离开那片总是奇怪地窸窣作响的绿色泥潭。

从他家出来，一条灌木小道通向卡恩泽恩泽的岔路口。以前村子里有个热闹的集市，现在只有个简陋的小巴站点。离小路稍远的地方，是玛丽·穆卡鲁林达（Marie Mukarulinda）的小酒馆，这里曾是谈生意会面的常用地点。和所有的公共场所一样，酒馆里的墙刷成了非洲特色的绿，有点掉漆和褪色。座椅已经旧了，装佩里姆斯啤酒和芬达酒的桶靠着墙层层摞起。

玛丽瘦高的背影很好辨认。上午，她在地里劳作。下午，她努力经营着亡夫留下来的小酒馆，她的经营模式非常简单：不论何时收到顾客付的啤酒钱，都会立刻用这些钱给一位生活拮据的老主顾买一瓶啤酒。酒馆烟雾腾腾的后院是玛丽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彼得罗尼耶（Pétronille）的地盘，她也是一位寡妇，高个子。她在露天火盆上精心做着布盖塞拉最好吃的羊肉串。

玛丽的小酒馆名叫“寡妇之家”，因为附近的很多妇女都喜欢聚在这里，她们当中大多数人都因为大屠杀而变成了寡妇。她们在这里一起喝几瓶佩里姆斯啤酒，纯粹是为了无目的地闲聊、随便开开玩笑尤其是自嘲一番而已。比如今天，一位从基加利来帮牧民给山羊做人工授精的兽医，在任务完成后被邀请去小酒馆，他被玛丽的女伴们围攻，她们要求他下次再来的时候给她们也做一下。兽医惊呆了，僵在原地……直到她们集体大笑，他才明白这是个玩笑。鉴于自己这么轻易就上当了，他觉得应该请大家喝一轮酒。

在走廊的一角，有一个笔直而单薄的背影，那个男人坐在高脚凳上，躲在一边，脸上刮得很干净，灰色的胡须梳得很有条理，黑色的双排纽扣西服虽然有点旧，还打了好几个补丁，但十分整洁。他是加斯帕尔（Gaspard）先生，是这个街区的元老。他的与众不同在于对80年人生的简明记忆。作为家里12个人中唯一的幸存者，他不失尊严地承受着自己的孤独。他从不抱怨，但是承认如今的生活只剩贫穷和凄凉为伴，在自己简陋小屋的椅子和玛丽小酒馆的高脚凳之间两点一线，对着邻居们悄悄拿给他的啤酒慢慢斟酌，就等生命结束了。作为临别赠言，他引用了一句用卢旺达语表述的当地格言：Amarira y’umugabo atemba ajya mu unda——意思是“男儿有泪不轻弹”。

朝尼亚马塔方向再走几公里，有一小块空地，三间胶泥房临路而建。安热莉克·穆卡曼齐（Angélique Mukamanzi）就住在其中一间，那是一个被流放的胡图族农夫的房产，她要等自家的房子修好再回去住。安热莉克以从不穿缠腰布或长裙为傲，无论何时她都只穿黑色裤子、牛仔上衣和欧式衬衫。从地里或市场回来后，她会赶忙换上凉鞋或皮鞋，涂上指甲油，傍晚的时候就靠着墙坐在邻居们中间，仿佛在等待一场浪漫的约会。前不久，她遇到了一个爱人，他帅气、体贴、有趣，是专职的农学家。但是，她带着似乎有些讽刺的微笑告诉我们，知道他是胡图人之后，她觉得必须要分手了。

大屠杀期间她躲在沼泽地的那些日子里，接手了一小群孤儿，于是她变成了他们的大姐，或者说是养母。无论是否愿意，她现在都是这个家庭的大家长了。

安热莉克·穆卡曼齐

25岁，农妇

于穆塞尼（Musenyi）的卢旺克利（Rwankeli）山上

如今，我和姐姐利蒂希娅（Laetitia）一起抚养着八个孤儿。这一切发生得很自然。在沼泽地里逃难的时候，那些父母就要死了，留下了他们的孩子，紧要关头，我们这些没有孩子的人就会提出替他们继续照料孩子。后来，时间把这些孩子永远托付给了我们。

战争之前，我学习很用功，因为想去基加利参加全国统考，并想谋求一份好工作。男孩子们都对我青睐有加，生活似乎一片光明。在学校里，我既有图西族朋友也有胡图族朋友。胡图族的朋友从不诋毁他人。1992年的冲突发生之后，人们开始离开布盖塞拉，我也开始感觉到害怕。走在路上也听到越来越多的恶言恶语。这是我想去首都生活的另一个原因。

那架飞机坠毁三天后，我全家和邻居们带着小包的随身物品，三三两两地搬到了尼塔拉马的教堂里。白天，胆子大的人冒险去周围的地里带回来一些食物。晚上，我们依据身体强壮还是虚弱决定睡在室外还是室内。胡图族民兵绕着栅栏兜圈，男人们开始扔石头，以拖延他们的前进脚步。女人们就负责收集石头，无论如何她们不想死。但是这种回击没有什么力度。当榴弹在前门那里爆炸的时候，我在后面，我立刻就冲往山下，跑了一个小时，跑得忘记呼吸，一直跑进沼泽地的纸莎草丛中。我听说过那片沼泽的传闻。当然，我那时还不知道，未来一个月中，我都将被蚊子环绕、从头到脚陷在这片泥潭中度过。

杀手们每天从早上9点开始杀人，一直到下午4点或4点30太阳落山的时候才收手。有时雨下得很大，他们上午就晚点来。他们总是成群结队，唱着歌或吹着口哨。他们还敲鼓，似乎觉得杀一整天人很开心。他们每天都走不同的路。一听到他们的口哨声，我们就朝反方向钻进沼泽地。有一天早上，他们耍起了花招，在各个方向都布下陷阱，设下埋伏。那一天特别让人难过，因为我们知道会比平时死更多人。

下午，他们累了，不唱歌了，就聊着天回家，吃饱喝足，养精蓄锐。他们吃的是牛肉，因为他们杀图西人的同时，也会把图西人的奶牛一起杀掉。这真的是计划周密、冷静执行的屠杀。如果爱国阵线的成员在来的路上多耽搁一周，布盖塞拉的图西人就不可能有一人存活，也就没有人可以抵制谣言了，比如所谓的罪犯酗酒的谣言。

晚上，屠杀结束后，我们四散在田里，挖一些木薯和豆子吃。当时也是香蕉成熟的时节。一个月里，我们就像流浪汉一样用满是泥污的手吃生食。大人这么过，孩子们也是如此，没有母乳喝，也没有丰富的食物吃。所以，很多人不是被砍刀杀死的，而是虚弱致死。早上我们起床后会发现，他们就躺在我们身边，身体已经在睡梦中变得僵硬。我们来不及说一句告别，也没有哪怕一点点时间把他们的遗体体面地遮盖起来。

碰到下雨的夜晚，我们就在雨中用棕榈叶擦洗自己，洗掉身上厚重的污渍和泥垢。然后躺在地上，聊聊白天的事情，回想当天谁死掉了，想想第二天谁将会死去，讨论落在我们头上的厄运。我们很少说愉快的言语，都是消沉的话。

到了第二天早上，我们甚至等不及朝阳把自己晾干，就全身湿透地开始又一天的躲藏。我们把孩子一小群一小群地安置在纸莎草下，跟他们说要乖，就像水塘里的鱼儿那样，除了头，其他部位不要露出水面，也不要哭。我们给孩子们喂泥水喝，那水有时候甚至还带着点血。藏好孩子之后，我们把自己也藏在泥里。有时，我们能透过周围的树叶互相辨认。我们扪心自问，为什么上帝把我们遗留在这里，置身于毒蛇之中，所幸它们没有咬伤任何人。

那一天晚上，我的心被划上了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那晚，我从藏身之处出来，看到凶手们抓到了妈妈玛尔特·尼拉巴布吉（Marthe Nyirababji），她倒在浮泥中。爸爸、教母和全家人也在不久后被杀了，那是4月30日，可怕的一天。爸爸叫费迪南·穆德莱武（Ferdinand Mudelevu）。一个胡图族邻居刺死了他，在他身上又唱又跳，手舞足蹈。后来，我就只好和山上的其他逃亡者组队。我的眼睛曾透过纸莎草丛正对上在附近杀人的联攻派民兵的眼睛。我看到身边的很多人被砍死。那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努力克服强烈的恐惧，那真的是一种特别剧烈的恐惧。我克服了它，但不意味着它永远放过我了。

大屠杀结束的时候，我在尼亚马塔山下一个废弃的茅屋里住了三个月。我应该感到高兴，但还是惶恐不安而且特别疲惫。如果要我说，我们并不觉得自己处于一种正常的状态；我们受了打击，为自己变成这副样子而感到难堪。我想，我们并不真的相信自己已经解脱了。

说实话，我们觉得永远都不会从曾经的威胁中解脱出来。我们已经用了几周时间让自己趋于愉悦。每天，我步行一个小时去地里。我扬锄耕作，给孩子们弄吃的。镇上派了一个泥瓦工来，我在他的帮助下砌土砖建造新房子。

眼下，在新房的房顶建好之前，我住在一个前往刚果还未回来的胡图人的房子里。我很希望能在药店附近的主干道上做一点米、糖或盐的小买卖。人得习惯工作，不能耽于悔恨。

在战争之前，我就很喜欢上学，所以那时就已经决定要摆脱乡村生活。如果不是大屠杀让我们惨遭横祸，我可能已经通过全国考试，拿到法学学位，并在基加利一家私人律所工作了。但如今，我25岁了，生活中障碍重重，沼泽地的记忆挥之不去，劳作的锄头也不能离手。我不知道去哪儿找一个丈夫。我再无法信任胡图人，也不是非希望找一个幸存者不可。我已经忘了爱情的冲动。我只是期待有一个男人每天用温柔的目光看着真正的我。有很多追求者敲响我的门，穿着干净的鞋，向我介绍自己。但我无论在哪里都找不到任何能温柔对待我的人。

虽然很多胡图族男人进了监狱，但他们的家人却又回到了山上居住。当局敞开大门让他们回来住。有些人对此完全不同意，另一些人却打心眼儿里支持。这些家庭在他们的土地上耕种，几乎不跟我们说话，不归还任何他们抢走的东西，也不请求原谅。他们的沉默让我很不舒服。我很确定，我已经在远处耕作的那些人中认出了好几副凶手的面孔。他们的臂膀依然精壮有力，可以做农活。而我和我的姐姐只有瘦弱的手臂，却要养活好几个孤儿。我认为，把和解的重任完全交给时间和沉默，这是不合适的。

在尼塔拉马，一些幸存者就此沉沦，放弃了希望。他们说：“我曾有一个强壮的丈夫、一座坚固的房子、几个可爱的孩子，还有几头高大的奶牛，我每天都辛勤劳作，但所有这些都没有意义了。”很多男人女人都不再努力生活了。他们一旦有点小钱就去喝酒，一切都不放在眼里，只是沉溺于酒精和糟糕的回忆。有的人总是反复讲述自己经历的那些生死攸关的时刻并以此为乐，似乎他们今后只需要这些了。

* * *

当我听他们讲述的时候，我发现人们对大屠杀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比如，有一个女邻居讲述过她妈妈是如何死在教堂里的，可是两年之后，她却说妈妈是死在沼泽地里的。对我来说，不存在什么谎言。她一开始想说她妈妈死在教堂里，一定是有原因的。也许是因为她妈妈在沼泽地里逃跑的时候把她丢下了，她觉得难过。也许是因为这样说能缓解过于痛苦的悲伤，能说服自己，妈妈在第一天就被一击致死，没有承受更多的痛苦。之后，时间让她平静了一些，她才能回想起真相，接受了它。

另一个女孩，尽管胳膊上有明显的伤痕，却否认自己受过伤。但或许有一天，她会听到别人讲述自己被骗上床的故事，而她反过来就会敢于讲出她自己中过的圈套，又是如何奇迹般地活下来的。她没有撒谎，只是在等待一个同病相怜的人来揭开痛苦的真相。

还有一些人在不断修改生死攸关时刻的细节，因为他们觉得，在那一天，他们之所以活了下来，是因为夺走了另一个人的生命，这个人本来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活着。尽管有这些曲折，但因为小群体之间的对话，个体的回忆并不会从记忆中消逝。人们由于性格不同，选择了不同的记忆，他们让这些记忆保持鲜活，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这种鲜活可以持续100年之久。

有些人声称，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差异是捏造出来的。我不能理解这样的蠢话，因为在布盖塞拉大屠杀开始之后，没有一个图西人能够在胡图人中间活过一个小时。但我对于这种差异以及所谓的种族之间的误会不想做任何解释。我相信，应该还我们应得的公正，但我不想说应该枪决那些犯人。我也不想评论，为什么那些白人对大屠杀袖手旁观。我认为，白人利用了黑人之间的争吵，借机散播他们自己的观点，就是这样。我不想说任何我眼中的胡图人心里的想法。

我只是说，胡图人接受了在沼泽地里灭绝自己的图西族邻居，抢夺他们的房子、骑他们的车子、吃掉他们的奶牛。

今后，我会把这段亲眼所见的悲痛经历视作敌人。我被困于眼下的生活，备受煎熬，这不是我本来想要的生活。邻里之间会讨论为什么非洲如此广阔，大屠杀却选择了小小的卢旺达，但我们会迷失在讨论中，纠缠不清，从来都找不到统一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