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出茅庐的晚报记者

昭和二十六年（1951年）秋天，我从某小型晚报社转岗至一家大型报业公司。这家大报社有晨报也有晚报，而我却只在里面的文艺部里负责一个小小的女性专栏。在还未成为独当一面的新闻记者前，我已开始对记者生活心生厌倦。

在之前那家小报社，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四处跑，到了新东家这里却只能像个规规矩矩的上班族，做事束手束脚。

在晚报社那会儿，我甚至能像个政治部的记者，大晌午赶到大阪站，在月台上突击采访当时的外交大臣。记得那阵子，我还在大阪市内某处采访过芦田均首相。

印象中，芦田是位性格开朗、衣着时髦的绅士。他予人更轻松爽快的印象，甚至以“轻浮”来形容也不为过。他身穿浅灰色竖条纹西服，得体而优雅。

这篇留给我的印象不深。而这次采访后不久，芦田便自政界退隐了。

在我“冒充”政治记者的回忆中，也穿插着身为社会记者的种种有趣经历。我混迹在一群年长却拥有顽童心性的摄影师和资深老记者之间，或者说，是假借他们的“虎威”四处行走。

稍早前，我曾任新闻记者的父亲去世，我一个人从金泽来到大阪，使出浑身解数才找到个住处，随后入职了这家小小的晚报社。

这份晚报的发行量小得可怜。但不可思议的是，在我眼中，无论是这里的管理者还是销售层，当然还有记者、摄影师，都身具一股凛然的武士气度。

报社自然不会笨到一上来便派我这个初次进城的乡下妞做外勤采访。我先是被分到了校对组。当时恰逢大规模工人运动频发的时期[1]，晚报亦不例外，经历了数次工会组织的斗争。然而，每经历一次斗争，报社的经营状况便会下滑一截，员工的生活也随之更加困顿，陷入了颇为讽刺的恶性循环。报社老板良太郎被员工私下叫作“恶太郎”。我入职的那段时间，距离他“将经营连同员工打包卖给体育报”，才过了不到三个月。

当时，日本职业棒球天下二分，成立了东西两大联盟，体育报界即将迎来黄金时代。将晚报员工及其编制全盘接收的体育报业集团，把晚报的印刷业务连同编辑助手等，一并交给了邻组一份大报的编辑部。于是乎，我们晚报这帮人便绘制了一张有趣的“人物地图”。

首先，是从大报编辑部空降而来的主编、排版部长等，隶属于“精英下凡组”。其次，是集体被“卖身”的晚报记者组，其内部又划分为红组与白组。报道部长则身处红、白两组之间，仿佛运动会拔河比赛的裁判，要时刻注意平衡两边的力量，轮流挥舞手中的红旗与白旗。他本人是一位工会运动的斗士，在东京某大报的骚乱中吃了处分，被流放至边缘部门。至于他手下的成员，早先都由他手把手教导过工作，甚至连闷酒该怎么喝都经过他的调教。他们如今都成了业务前沿的尖兵，拥有过人的能力，成长为一支过硬的记者队伍，经常甩出足以威胁大报的热门新闻。于是，报道部长既要取得公司高层的认可，同时也必须安抚自己一手培养的年轻记者，获得他们的拥戴。

奇妙的是，这帮就读于夜大的“小伙计”，最初只能干些端茶倒水的杂活，不知何时起，在没有人指派的情况下，竟也自己跑起了采访，老练地写起了报道。面对这样的报道，报道部长竟一脸理所当然，提笔润色、修改，再转交给排版部；排版部也一脸理所当然，为报道做出漂亮的排字；而其中一个小伙计同样一脸理所当然，坐在从大报“下凡”来的排版部长身边，斟酌着报道的标题。

我日复一日兢兢业业，出入这样的记者部或排版部，为那些经过排字工序后转到自己手上的报道，尽心尽力完成校对。

校对组共六人。我们抱团合作，在时而有条不紊、时而人仰马翻的两极状态下发挥着出色的工作能力，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大家对公司又爱又恨，在抱怨工作的同时也对本职工作怀着无限的热情。而且，他们人人都博学多才，时常让我大开眼界。然而，大家偏偏总是一副吊儿郎当、玩心很重的样子，成天琢磨的似乎也净是“摸鱼”的窍门，或怎样巧妙填写冲账的“发票”，才能叫财务部那帮人闭嘴。

工作中，有时要啃下满篇的太宰治或岩上顺一[2]、井上八千代[3]；有时，我们会从校对的报道中得知宝冢歌剧团有个名叫“有马稻子”的美少女，于是相约去一睹芳容；还有时会历尽万难，从财务部争取到一笔区区五十日元的采访费。

报社的前辈们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或高手，而我则懂得怎么给这群“老鸟”分类。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之下我学到了对待工作的真挚态度。

北君，一个北国出身的年轻摄影师，总是笑眯眯的，嘴里总是唠唠叨叨，长年不分日夜，随时待命。记者团一有什么心血来潮的外采，他便马上飞奔而去。

校对组长，在记忆文字、活字与查错纠错方面的能力堪比电脑。如果办公桌上堆成小山的稿子被全部校对完，无稿可校时，他就会从包里掏出一本岩波书店或中央公论社出版的大部头新书，开始搜寻其中的错别字，是一个醉心于“纠错与勘误”的书虫。

此外，还有近视镜片厚得吓人、人称“校阅之虫”的老编辑“猪先生”。身材胖胖的他，用太太的梳子梳完头后竟然就把这事忘了，头上赫然顶着把红梳子便走出了家门，在早高峰的电车里抱着厚厚的《源氏物语》啃得起劲。“猪先生”对我十分疼爱。在他的教导下，我知晓了文字这东西有一种“令人敬畏的活生生的力量”。

编辑局长和编辑总务，这两人不是笑眯眯就是笑咯咯，在我辈职场菜鸟面前，如同隐去真身的剑客，轻易不显山露水。局长是个道德情操理论家，总爱自诩读书人，但据记者们向我透露，他身上有着“托洛茨基式的软弱”。总务则是一个行动派，喜欢在那帮记者面前把“斯文败类”作为名片，还是个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有着严父般的雷厉风行，同时不乏温情的一面。几乎每天早晨，他一进公司必先灌一瓶弹珠汽水，而每夜恐怕也少不了纵酒狂饮。他是个花花公子，但从不光顾廉价的路边摊或地下街的昏暗酒吧。

报道部长是居酒屋的拥趸。作为曾经劳动运动中的左翼分子，他当然不会成为“泡吧派”的一员。而如今，管他红稿子、白稿子还是黑稿子，任何稿子来了，他都发得不亦乐乎。别看他不是鹤冈一人[4]，但对能够赚钱的报道，有着动物性的本能嗅觉。每当看到记者们急急忙忙回到报社，他就能从对方的脸色、态度，鉴别出他们“是否搞到了有趣的好料”。如有，他就会如秃鹰一般迅速扑上去，勒令记者赶紧把稿子写出来。记者也有记者的算盘，为了在月薪与写稿量之间取得一个平衡，总是吝惜笔墨，不肯老老实实把所有好料尽数吐出。部长看透了这套小九九，总像个渔夫，恨不能把鹈鹕藏在喉囊里的鱼全给挤出来。

我们每天就是这样斗智斗勇的。记者为了有余粮可交，不肯把好料和盘托出。部长拿到这些遮遮掩掩的稿件，总能一眼看出哪些地方被隐去了，并细致地对其走笔润色，方才托付给排版部。而读到当日晚报的记者也会心服口服，再次奔上街头，去寻觅新的素材。

某记者曾道：

“老子就是个靠捡烟头吃饭的人[5]。”

“啥意思？”

“成天在大街小巷晃悠，走来走去踅摸素材。有的日子，走一个钟头就能弄到可以满足部长一星期的好料；有的日子，连续跑三天，搞到的那点东西还不够写一行报道。所以啊，人手里要有存货。为了保证库存充足，随便谁都能到手的素材绝对不够，必须是不可多得的、能让报道部长和排版部长尝到新鲜的尖儿货。这才是咱们奔走街头的目的。

“新闻这东西，整个大阪要多少有多少，但也别指望在大街上走两步就能踢到。人家大报社都是团队作战，可是团队的数目一共就那么几个。假设整个大阪共有五十名左右的记者散在各处，咱们社这些跑腿的，走狗屎运的概率其实并不会稀释多少。所以可以说咱们和大报的采访门槛基本是相同的。唯一的不同之处是，他们净是关注一些尽人皆知的大事件，为了给大报挣一点颜面。而我们，唯有挖到稀罕的素材才算谢天谢地。大报社想要的是热门新闻。那我们想要什么呢？具有生活感的报道。所谓‘具有生活感的报道’，就是对今后的生活做出预判的报道。大报记者追踪火灾事故，要搞清楚是何时、何地着了火，烧了多久，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事实情节绝不可有所马虎，因为新闻即历史，会成为对既往事实的记录。而报道，必须围绕社会影响进行创作，同时也借此塑造新的社会现实。报道的着眼点在于问题背后的体系及理论。火灾为什么发生？如果不改善现状，今年大阪还将发生多少起这样的事故？该如何预防灾难的发生？这个问题如今有谁在研究？这些才是我们需要去深挖的主题。”

他正是抱着这样的理念撰写每日的头条的——政治、经济、丑闻、时尚、饮食、民生、演剧、劳资纠纷、艺术、文物考古……内容无所不包。他不去嗅闻刺探事件里所谓的“猛料”，而是专心创作报道。他教会我如何将体系化的理论与个人感觉两者有机地整合。从性格上说，他严谨如清教徒，而生活上却又放浪不羁。

我们这份晚报，每日也会刊载另一个出色的帅哥记者撰写的古典文艺类报道。

最开始那段日子，我几乎每天都要和日本的古典文艺术语打交道——常磐津、清元流、新内流[6]……仿佛在一丝不苟地校对自己死后牌位上的名号。经由一枚枚活字，我体验了古代社会中程式化、样式化的美，也神奇地领略到，他笔下描述的世界与那位传授我“必须将报道当成一种创作”的社会记者之间存在多么巨大的反差。尽管如此，文艺记者反倒是个激进分子。二人交情不浅，一有闲工夫就会展开激烈的辩论，还不时夹杂着自己和女人交往的八卦。

还有个好玩的电影记者，他连那些无关紧要的十八线小艺人的年龄、爱好、电话号码等都一一熟记于心。闲暇时，大家会半寻开心地向他提问，他总能对答如流，从不出错，让人心悦诚服。

此外，还有个记者，长年撰写枯燥乏味的市政新闻，专门跟大阪市政部门打交道，一提到哪个片区哪个科的哪位组长，就如数家珍，仿佛在编纂一部钜细靡遗的《私家大阪市政史》。我觉得，每个月面不改色给他发工资的晚报领导才真是了不起。不过话说回来，每每几杯酒下肚，他瞬间便会化身口才过人的雄辩家，激情四射地讨论起天下国家等政治大事，令我目瞪口呆。

这样一个“散漫的团伙”，仿佛临时搭建的草台班子，但下班后却亲如兄弟。

报社位于大阪北部，当时北边一带尚不繁华，南边的千日前、岩井周边才是闹市，但大家素爱光顾的玩乐场所倒是南北都有。

几乎每天一下班，我便屁颠屁颠跟在男记者后面，出入梅田的酒馆街或环境好一点点的地下酒吧，要么便是北野剧场附近的清酒屋。

在酒馆街，把脱下的鞋子夹在腋下，登上一段木梯子来到二楼，会看到一群群酒客，围着装满了米酒的铁壶在对饮。这条酒馆街的活动领队，正是前面提到的那位文艺记者。

在这里，我们邂逅了形形色色的知名话剧人。他们个个身形瘦削、两眼放光，但眼前却有广阔的天地与无尽的热情，不过他们似乎也被什么烦恼困扰着。他们的年龄，往往是我和我们领队的两倍。有热情，有技艺，唯独缺钱。对这样一群人，我们始终怀着敬意。

在这里，总是美滋滋啜着小酒的，是一帮漫画家。在那个年代，漫画家大概是最无忧无虑的人，毕竟世间充斥着荒诞不经的怪现状，他们只要卖出了画稿便万事大吉。而话剧人却必须操心耗资巨大的公演，为了筹措经费不得不想方设法卖掉每一张票。

地下酒吧的“活动小分队”，由精神与经济状况都更为稳定的成员组成。

所谓的地下酒吧，其实和无坐席的“立饮居酒屋”无甚区别，只不过来这里的客人精神生活要稳定那么一点。他们仿佛在做着幼儿游戏“看不见我，看不见我”，过路人只能望见一幅酒吧的染花暖帘和客人下半身构成的图景。在这样的小店里，很少见到客人高谈阔论，话题多半围绕为人处世的道理或个人的处事心得等。

我在酒馆街结识了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当中，某些人拥有战时沉重的过往；某些人今日仍怀抱沉甸甸的梦想，与昏天黑地的热情。而在地下酒吧里，我则聆听到男人们意气风发的谈笑，也偷学到不少狡猾的处世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