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遗传的诅咒
埃米尔·克雷珀林很清楚，给一种疾病命名后，大众就会认为它确实存在，产生的涟漪效应比只是在课本上新增一个条目要强。它能规范人们的生活，为治疗提供依据，还能用来推销疗法。比如曾经有一个口袋式的术语叫“女性癔症”（female hysteria），用来指责女性的情绪和冲动行为。几百年来，人们不断提出各种奇怪假说（比如子宫游走说）和歧视性的疗法（如骨盆按摩术）[*]，靠这些东西来赚钱。
不过，克雷珀林没想到的是，用一名忠实员工的名字来命名一种疾病，竟激起了巨大的争议。怀疑者质问阿尔茨海默病的医学基础，认为病例太少，不足以佐证这种病真的存在，还说这次命名不过是为了炒作。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知道，克雷珀林究竟知道几个阿尔茨海默病例。就公开发表的来看，当克雷珀林的著作付印时，包括奥古斯特·德尔特在内，被医学文献记录下来的病例只有六个。[1]不仅如此，在这六例中，有三例病人已经年过六旬，跨过了一般用来界定老年期的年龄门槛，因而并不符合克雷珀林提出的“早老性痴呆”标准。
但是除此之外，还有未发表的病例，克雷珀林就知道至少一个这样的病例。这个病例就在他自己的慕尼黑诊所，爱罗斯·阿尔茨海默也曾亲眼见过。这个病人名叫约翰·费格尔（Johann Feigl），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二号患者。
56岁的约翰是一名丧偶的工人，于1907年底被慕尼黑诊所收治。[2]他的症状与奥古斯特的有着显著的相似性。他健忘，辨不清方向，不会自己洗澡，用不了梳子，除了自己的名字什么都不会写。他能说出单词，但无法理解它们。面谈时，他只会重复问题，无法回答。他会卡在单词和概念上，如果刚刚谈论过膝盖，他就会将一把钥匙也称作“膝盖”。
约翰的病情恶化得很快。刚入院时，他还会衔一根雪茄，擦亮火柴，把雪茄点着抽上几口。但是半年后，当别人给他一根雪茄时，他却只知道拿着它摩擦火柴盒。随着时间的推移，约翰变得焦躁、顽固和沉默了起来。在最后的日子里，他更是大小便失禁，对外界刺激完全没了反应。到了入院后的第三年，他就死了。
克雷珀林亲眼见识过约翰的症状，这很可能强烈影响了他，让他决定命名一种早老性阿尔茨海默病。但克雷珀林不知道的是，这个病例并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么简单。
约翰去世之后，爱罗斯·阿尔茨海默迅速解剖了他的脑。同奥古斯特一样，约翰的脑也已经萎缩，并且布满了似乎由相同的未知物质构成的斑块。这些斑块在脑的有些区域数量众多，而且许多斑块异常巨大。[3]不过，虽然阿尔茨海默多次尝试在脑的不同区域采样，却始终找不到一个像奥古斯特那样的，被原纤维侵占的神经元。
在约翰之前，所有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例都有这种反常的原纤维。原纤维生长于神经元内部，斑块堆积于神经元之间，正是两者的结合在显微层面构成了名为阿尔茨海默的疾病。但约翰的出现让事情变得复杂了起来。就算到了今天，这种所谓的“斑块型阿尔茨海默病”（plaque-only Alzheimer's disease）也仍是一个棘手的话题，一旦认真追究起来，就会动摇阿尔茨海默病诊断的病理学基础。好在这样的病例并不常见。[4]研究者只把它看作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特征，也就是说，只要病人活得够长，他们迟早会长出原纤维的。[5]
而在当时，阿尔茨海默还没有大量病例可供比较。病人只有那么几个，他亲自检查的更是只有两人。其中一人既有斑块也有原纤维，另一人只有斑块没有原纤维。鉴于缺乏共同的病理学特征，而这种新发现的病又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阿尔茨海默为此感到很不安。1911年，他写了一篇论文讨论约翰这个病例。他在文中写道：“现在并无可靠的理由认为这些病例都是由一种特定的疾病过程所引起。只能说它们都是老年期精神病，是老年期痴呆病的非典型形式。”[6]他充其量承认这些病例“占据了某个独立的位置，我们应该知道它们的存在……避免做出错误诊断。”[7]
阿尔茨海默有没有责怪克雷珀林操之过急？我们并不知道，但有些历史学家确实是这么看待克雷珀林的。[8]他们认为，克雷珀林拿着一点零星的科学证据就草率行事，这种做法无非是为了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他们推测，克雷珀林之所以用自家诊所的员工名字来命名该病，目的是想压倒布拉格的一家竞争对手，并确保自家诊所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在布拉格的那家诊所，一位名叫奥斯卡·菲舍尔（Oskar Fischer）的研究者也在几个老年期痴呆患者的脑中发现了斑块，正准备提出一种基于斑块的痴呆亚型，叫作“老年精神病态”（presbyophrenia）。此时提出“阿尔茨海默病”，就能比“菲舍尔老年精神病态”抢先一步了。还有一种理论认为，克雷珀林和西格蒙·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派是竞争对手。弗洛伊德将精神障碍归因于内心冲突和性焦虑，而克雷珀林和他的器质性精神病学派将精神障碍归因于脑中的生物学异常。以显微镜下的脑损伤为基础提出“阿尔茨海默病”，将是对“内心冲突说”的沉重一击。
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看，这两种理论都很诱人，但是没有哪一种得到了充分的证明。[9]没有证据显示克雷珀林的诊所当时有财务危机。即便真有，用员工的名字命名一种疾病是否就能立刻化解危机，也令人怀疑。说克雷珀林想要赢过弗洛伊德也不可信，因为“器质学派”在当时刚刚获得了一场大胜：他们发现，麻痹性痴呆（即奥古斯特最初的诊断结果，这也是当时常见的精神疾病）有生物学上的源头，是由脑部的细菌感染引起的。
这两个理论还忽视了一个事实：克雷珀林是一位知名学者，在业界声誉卓然，他在提出一种疾病之前肯定会三思，不会宣扬一种他自己也不相信的假病。虽然他的手上没有太多病例，但是他读到的和看到的肯定已经相当令人信服了。一个四五十岁的病人，病情能像那样恶化，其背后很可能有独特的病理学原因。
怀疑克雷珀林也是在抹杀爱罗斯·阿尔茨海默的成就，好像他在历史上留名，仅仅是因为给一个有影响力的老板打过工似的。正相反，阿尔茨海默本人就是一位敏锐的医生、一个一丝不苟的研究者、一位杰出的教师。他因为既重视临床也重视显微观察而受到推崇，被公认为治疗麻痹性痴呆、脑动脉硬化和癫痫等多种疾病的专家。终其一生，他发表了超过50篇研究论文，[10]几乎每一篇都是独立撰写的。他能够发现一个稀有病例，不仅仅是因为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
因为成就卓著，阿尔茨海默于1912年接受布雷斯劳（Breslau）的西里西亚省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任命，出任正教授兼精神病学系主任。可惜上任三年之后，他就因为链球菌感染和风湿热去世了，终年51岁。他在慕尼黑诊所的继任者瓦尔特·施皮尔迈尔（Walther Spielmeyer）对他评价很高：“阿尔茨海默从来不必为他的研究争求认可。他的口头报告和书面论文清晰流畅，即便是遥远的旁观者看了也会相信他那些结论的重要性。在这个盛产论文的时代，人人都认为自己有重要的意见有待公布，许多人一遍遍地宣扬自己那微不足道的发现。而阿尔茨海默从不轻易发言，除非他真有重要的事情想说。”[11]
也正是这样的品格使阿尔茨海默不敢轻易相信阿尔茨海默病的存在。他要是活得更久一些、接触了更多病例，会改变想法吗？我不知道，但是我敢肯定，要是他预见了自己的同胞——伏尔加德意志人将要面对的困境，他一定会的。
作为一位俄国皇帝，彼得三世的命运是不幸的。他在1762年加冕，短短六个月后就被推翻了。政变者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妻子叶卡特琳娜二世。彼得被囚几天后便离奇死亡。叶卡特琳娜（后来被称为“叶卡特琳娜大帝”）继续统治了俄国30多年。
叶卡特琳娜登基后的第一项也是最具雄心的一项事业，就是开发俄罗斯在伏尔加河（Volga River）沿岸的东南边陲，那在当时还是一片巨大的无人荒野。[12]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但叶卡特琳娜偏偏知道如何去完成它：引入欧洲移民，为她开发土地。1763年，俄国发布了一份《宣言》（Manifesto），刊登在欧洲各处宣传他们的招募移民运动。宣言中描绘了一幅光辉灿烂的边疆美景，土地富饶肥沃，“各种珍贵矿物与金属取之不竭”，而且“上天赐予了丰富的森林、河流、大海与大洋，轻易就能开展贸易”。[13]《宣言》还向愿意前来的移民承诺了多项特权：旅行援助、每日津贴、物资设备、宗教自由、不服兵役、税收减免，移民还可以自治。
移民运动吸引了约3万人，在德意志的两个黑森伯国[†]最为成功。当时的黑森人正为频仍的战争、贫瘠的土地和极端的贫困所苦。他们对故乡已毫无留恋，纷纷投入了前往俄国的漫漫征途。其中有一家人姓赖斯维希（Reiswig），丈夫约翰内斯（Johannes）、妻子凯瑟琳（Catherine），还有8岁大的儿子乔治（George）。[14]这一家人留下的记录很少，但我们知道他们挨过了艰难的旅程（许多人没熬过来），到达了伏尔加河流淌的边疆。
令赖斯维希一家和其他远行者沮丧的是，这段旅程的终点竟是苦难生活的开端。眼前的土地和俄国人的许诺天差地别：原始的土壤、荒蛮的植被，季节变化极端，各种害虫肆虐，还有法外之徒无情地劫掠。这里没有藏身之所，食品和医疗物资也少得可怜。当俄罗斯的严冬降临时，定居者除了在地上挖坑之外别无办法，只有这些地窝才能在零下的气温中保护他们。后来疾病流行，夺走了许多人的性命，约翰内斯·赖斯维希也没能幸免于难。但神奇的是，凯瑟琳和小乔治都活了下来。
这些伏尔加河的移民者大多不是农民，他们缺乏耕作经验，就像这一带缺乏土地和资源。然而这些人还是献出了他们全部的体能和智力，因为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最终，他们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庄稼有了收成，家畜产下了幼崽，木屋建造起来，人口开始增长。赖斯维希家也兴旺了。小乔治的子孙们在伏尔加河边疆成长，把这里当成了故乡。他们和其他定居者一道，将这片曾经的不毛之地改造成了俄国的农业中心和工业枢纽。自始至终，这些伏尔加德意志移民都维持着一个紧密的社区，他们只在内部通婚，并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宗教和习俗。
正当一切出现起色的时候，好的一面却开始衰弱。伏尔加德意志人喜欢生育，有限的土地渐渐无法养活他们增长的人口。反德情绪也在俄国勃然兴起，俄国人开始讨论将他们强行同化并迫使他们服役。为了寻找新的土地和新的生活，伏尔加德意志人派出探子前往美国，去勘察密苏里河（Missouri River）沿岸的大草原。探子带着好消息回来了：美国有充足的土地，铁路上可以找到工作，还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每一个勤奋的人都有机会获得回报。于是，第一批伏尔加德意志人效法他们勇敢的祖先，在1874年出发去了美国，接下来的两年里又有数百个家庭紧随其后。因为精于农业，他们许多人都在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两州定居。
他们当中就有小乔治·赖斯维希的后裔，那是一个六口之家：父亲雅各布（Jacob）、母亲安娜（Anna）和4个年轻的男孩。他们于1878年到达堪萨斯州，几年后移居俄克拉何马，并在一个名叫基尔（Kiel）的镇子定居。最大男孩克里斯蒂安（Christian）在20岁出头时结婚，生了5个孩子。以伏尔加德意志人的标准来看，这只能算是个小家庭。对他们来说，孩子少于8个是反常的，有10个到12个孩子的家庭并不少见。
这个传统由克里斯蒂安的大儿子约翰（John）继承了，他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初结婚——这时奥古斯特·德特尔正在法兰克福的“疯人堡”度过她最后的日子。1906年，奥古斯特·德特尔逝世。同年，约翰的大女儿出生。后面还有13个男孩女孩要来。
和孩子一同来到的还有“尘盆”（Dust Bowl）。多年的激进耕作、干旱和尘暴严重破坏了俄克拉何马和得克萨斯草原区的生态和农业。天空被黑霾笼罩，土地变得荒芜，人群中流行起了肺炎和营养不良。幸运的是，约翰·赖斯维希的14个孩子都在恶劣的气候中活了下来，平安地长大成人了。但是就像他们的祖先一样，他们在挨过一段旅程之后，仍将面对一场更无情的灾难。
噩兆从大家长约翰开始。48岁那年，他开始出现健忘和注意力涣散的迹象。起初大家并不在意，只当那是在艰难时代养育一大家子的压力造成的。再说约翰还很能干。他照顾自己，管理农庄，还开车载着家人外出办事。直到有一天，他驾车时离奇地迎面撞上一列火车，妻子死了，一个儿子也受了伤。
约翰从车祸中幸存了下来，但内心备受摧残，头脑也更糊涂了。他抛下了农场，搬去和成年的孩子们同住。从此，从白天到黑夜，他都必须像个孩子似的受人看护照料；他的脸上整日挂着一副茫然的表情。62岁那年，他死了。
然而噩梦没有随着约翰结束，它才刚刚开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约翰的儿子女儿（这时都已经四五十岁）也都出现了同样的神情。他的一个女儿不得不辞掉了秘书工作，因为她已经不能胜任了；另一个女儿因为无法再操持家务而离了婚；一个儿子变得不会组装农用设备了，他以前对这些设备可是了如指掌；另一个儿子只要离家稍远就会迷路。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都走上了这条老路：记忆丧失，头脑彻底混乱，性格和行为都发生了变化。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而言，这条路只走了短短几年；对另一些人而言，这却是一条为期20年的漫长道路。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们都变得疑神疑鬼、又凶又怕，对外部刺激失去反应，也不能控制大小便——凡此种种，都像极了几十年前的奥古斯特·德特尔。他们相继在五六十岁时去世。约翰的14个孩子，只有3个逃过了一劫。[15]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赖斯维希一家始终不知道是什么在折磨他们。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看过几十次医生、恐惧了许多年后，他们终于听说了一个名字：阿尔茨海默病——确切地说，应该是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其实早到何种程度才算“早发”，并无精确标准，医生的经验法则是60—65岁以下发病都算。一家人还听说了一件事：倒霉的不只是他们而已。截至1992年，据报告共有18个家庭患上了这种疾病，他们全都是伏尔加德意志人的后裔。[16]
这些家庭的出现让埃米尔·克雷珀林的命名终于有了依据。
克雷珀林提出的早老性痴呆与今天的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相吻合，属于阿尔茨海默病下的一个子类。但无论是克雷珀林还是爱罗斯·阿尔茨海默都没有想到，这种病居然可以遗传，虽然他们的眼前已经有了一个例子：约翰·费格尔，也就是阿尔茨海默医生在慕尼黑的那个病人。一个世纪之后的家谱研究显示，约翰·费格尔并非他的家族中唯一的痴呆者。[17]约翰的曾外祖父、外祖父，还有他的母亲，死亡时的表现都符合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的特征。约翰的哥哥雅各布66岁去世，死前几年丧失了智能。他的另两个兄弟姐妹死时也有精神疾病。据统计，约翰的母系亲属中有16人罹患此病，父系亲属中则有2人。
至于奥古斯特·德特尔，关于她的家族记录很少，但或许她也和伏尔加德意志人的这条由疾病串联起来的线有关，因为她也来自德国黑森地区。[18]这个说法还有进一步的证据：研究者在今天的黑森地区也发现了一个患有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的家庭，他们和那些患病的伏尔加德意志人拥有相同的基因突变（关于基因突变，见第四章详解）。[19]可以想见，奥古斯特、这个现代黑森家庭、赖斯维希一家还有其他患病的美国伏尔加德意志人，都忍受着一个共同的诅咒。
[*]女性癔症、子宫游走说和骨盆按摩是三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在古代欧洲，人们认为女性的子宫会在身体里四处游走，并引发情绪激动等症状；为了使子宫回到正常位置，一些医生提出了按摩骨盆的疗法，曾在19世纪流行于欧洲和美洲。（本书脚注若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18世纪时，德国还没有统一，在黑森这片土地上有四个伯国：黑森—达姆施塔特伯国、黑森—卡塞尔伯国、黑森—莱茵菲尔斯伯国和黑森—马尔堡伯国。这四个伯国是从黑森大公国分化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