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个人主义的胜利
第二章 个人主义经济学
一种受个人贪婪驱动并由大量不同的代理人所控制的经济会是什么样子？最直接的常识性回答有可能是：会乱……但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答案才是正确的。我们想回答“是这样吗？”这一问题，却越发明白可能不是这样的。
——K. J. 阿罗和F. H. 哈恩，《完全竞争分析》[*]，1983年
经济学并不总是在赞美商业的贪婪。在大萧条的不幸影响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政策制定者们希望确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失业问题不会重演。凯恩斯主义传递的信息是，充分就业有赖于国家对需求的积极管理，这符合战后政府对国家治理的普遍认知。
凯恩斯主义在一段时间内也在学术界占据了主导地位。当我们还是牛津大学的年轻经济学者时，当时的资深教授罗宾·马修斯（Robin Matthews）在1968年的一篇文章中提问道：“战后英国为何能实现充分就业？”他回答说，这多亏了财政部同事管理需求的手腕。“监管机构”——不是指导者，而是财政手段——授权政府随时适度提高或降低税收以“微调”需求，避免高通货膨胀或高失业率。但马修斯的文章在发表时就已经过时了。[1]
到了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的加剧、紧缩与扩张政策的周期性交替，揭示了需求管理的局限性。那些从未接受凯恩斯主义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在更严谨的理论基础上重建古典经济学思想，而1973年石油危机后严重的政策失败使他们的理论在政客和商人群体中吸引了一批现成的听众。有史以来第一次，对政治共识的主要理论挑战不是来自左翼，而是来自右翼。新的理论强有力地要求，在明确财产权的前提下，建立一个基于自由交换的经济制度。这里面有经济上的理由——这种制度能带来高效；这里面还有道德依据——这种制度能带来公正。
放在一起来看，这些论点为一种意识形态提供了实用和哲学基础，这种意识形态默许甚至拥抱贪婪作为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认为大多数政策问题都有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而这些解决方案倾向于将监管的程度降至最低。从1989年起，这种意识形态从左翼路线的崩盘中获得了新的力量。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相应的社会和经济显然也随之溃败。随着20世纪接近尾声，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导经济政策的大幕已经揭开。
为市场原教旨主义驾辕的是“经济人”，一个乏味的、只对经济利益有反应的动物。他贪婪、自私，甚至可能懒惰，是占有式个人主义的典范；同时他也很聪明，什么都知道。用一些经济学家的话说，他“掌握和理解世界的运作模型”。该模型表明，个人的贪婪可以被神奇的市场所利用，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经济潜力（我们将在本章附录中更详细地描述这种模型的原则）。正如阿罗（Arrow）和哈恩（Hahn）所描述的那样，对这类模型的正确理解，不仅能帮助我们了解市场的局限，也能帮助我们掌握市场的优势。
对于右翼人士来说，这些个人主义经济学理念为撒切尔（Thatcher）、里根的崛起所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学革命提供了思想基础。当然，大多数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倡导者并非通过仔细研读理论经济学家复杂的数学论证或法学家冗长的论述才得出这一结论的，他们无非是充分认识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原则的应用对自己的潜在好处。然而，学术界（起码其中一部分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亲近商业和金融界。也许这群富人第一次认识到，对学术研究的大力推广，包括那些相当深奥的研究，对他们是可能有好处的。于是，他们开始资助成立新的智库，而本来这种实体在历史上大多都被视为左派之物。[†]在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率先成立，成为英国促进自由市场思想的先驱，美国企业研究所和美国传统基金会等机构随即步其后尘。
随着资金越发充足，这些经济学家们坚定前行，不断提出新的见解：人类不仅在经济行为上是自私的，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自私的。对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来说，“人类行为可以被视为行为人使其稳定的偏好最大化地发挥效用，并在各种市场中获取最佳数量的信息及其他投入。如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那么经济学方法就为理解人类行为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框架，这是长期以来边沁、孔德（Comte）、马克思（Marx）等人一直在寻求却未能实现的成就”。[2]这确实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断言。将经济学分析扩展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会导致一些惊人的见解，比如下面这个关于交换圣诞礼物的分析：因为买家花费在购买礼物上的钱，通常高于收礼人本人愿意支付的价格，因此圣诞节送礼是一种降低效用的过时习俗。[3]1992年，贝克尔因为“将微观经济学分析扩展及应用到了广泛的人类行为和互动上”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4]颁奖词所言不差，如果边沁、孔德和马克思还在世，定会感到钦佩，但他们恐怕也会琢磨：这样的扩展应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洞见了人类的行为和互动？
总还是有一些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而这让人们争论不休。比如人体器官。一些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极端拥趸就质疑过，为什么市场上没有这种商品？还有，被政府特许的市场又该怎么说？是否有防止这种市场出现的措施，是衡量一个社会的功能正常与否的关键指标之一。在功能失常的社会，如果被警察拦截，你只能花钱消灾；在功能正常的社会，你如果胆敢给警察塞钱，会立即遭到逮捕。1874年，一份请说客有偿游说国会的合同，被美国最高法院认定为目的非法，说客要求强制付款的请求被驳回。斯韦恩大法官（Justice Swayne）在判词中掷地有声地宣告：“如果有任何一家实力强大的公司去雇佣投机分子，帮助它想方设法将私人利益写进国家法律，只要是正直的人，都会本能地谴责雇主和被雇佣者深陷腐败、其行为不知廉耻。”[5]但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到了2010年，风气已经变了，最高法院的立场也变了。
生意：股东价值的增减
“贪婪、懒惰、自私”意味着无论是商业还是政治领袖，都会面临一个问题。他们知道劳动大军应该做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模型”，但既然他们雇佣的人只在乎自身利益最大化，缺乏任何其他内在动力，那就会偷懒、偷窃，甚至做更糟糕的事情。于是，商界开创了一种方法，而且政府也越发频繁地开始模仿：通过激励机制促使员工最大限度地实现量化目标。
首席执行官如何才能让难以驯服的“经济人”为集体的利益服务？新的经济学研究（有的已得到诺贝尔奖的认可）开发了“委托代理理论”作为解决方案：首席执行官需要建立一个监控系统来审查员工的工作表现，并将其与奖惩联系起来，以促使员工们去做组织希望他们做的事情。这种监控下的激励措施会将员工牢牢圈在一个与奖惩相关的审查网络中。
可以想见，金融圈是这种“解决方案”最忠实的追随者：卑微的银行职员被要求依照银行制定的目标销售他们和客户都不理解的产品，而奖金季始终是投资银行家每年最“嗨”的时候。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为了寻求创收，也放弃了他们古板的专业精神。大致说来，一个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身价等于3名顶级律师、7名顶级会计师和大约150名工薪阶层的职员。一种被广泛采用的论功行赏型支付系统——“杀多少吃多少”——反映了人们对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谋生方式的部落社会的认知。但“杀多少吃多少”的倡导者们误解了狩猎采集社会中的人面对的生活压力。真正的狩猎采集者会知道，通过联合行动和分享猎物，他们不仅能尽量避免食物过剩或饥荒，还能捕获更多东西。在亚当·斯密的时代，卢梭（Rousseau）对此做出了解释：猎人不会“杀多少吃多少”，因为如果单独行动，他们只能逮到野兔；但如果和其他猎人一起打猎，他们就可以捕捉雄鹿。[6]因此他们会分享猎物，他们的社会规则也更青睐集体而非个体。
商业巨头在现代生活中的举足轻重是一个现实，社会则被认为是独立自主的个体相互交易的平台。人们该如何协调前面这个现实和后面这个干瘪的观念？有两种从根本上相异的方式。一种是把哪怕最庞大的企业个人化。在二战前，伟大的商业领袖们都不是公众人物，比如通用汽车的阿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帝国化学工业集团的哈利·麦高恩（Harry McGowan）。但20世纪末的商业领袖们，例如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李·艾柯卡（Lee Iacocca）和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却成了媒体明星：在商业出版物的页面上，通用电气就是韦尔奇，微软就是盖茨。
另一种方式从还原主义视角来看待公司：公司只不过是个人利益的代号。在大众层面上看，企业是股东个人利益的代理人，没有道德负担——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那句臭名昭著的话来说：“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利润最大化。”[7]在学术层面上，公司则被简化为“一张合同网”、一个便利的法律虚拟物，是一系列用以安置投资者、员工、供应商和客户之间关系的私人协议。
市场原教旨主义预测，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对社会有益，因为只有当企业都急于实现利润最大化，经济才会具有社会效益，而且可别忘了，这对股东们当然也是有利的。但这对负责整个业务日常运营的人，也就是那些自利的首席执行官们而言，却并无实际好处，因为首席执行官对公司业务并不比普通员工更有兴趣，股东们需要用一些方法来激励他们。
比如委托代理理论的进一步应用。由于首席执行官的日常工作细节难以监控，对他的奖励可通过授予股票期权的方式，与公司在他管理下为股东创造的价值挂钩。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首席执行官全心全意服务于股价。在那群设计“长期激励计划”的“薪酬顾问”的鼓吹下，这为未来30年首席执行官薪酬的爆炸性增长奠定了基础。这里的“长期”最多可能是三年。
不难想象，大多数商业圈外人士，以及不少圈内人士，会对这种视商业以追求利润为唯一动机、以贪婪为个体行动唯一推动力的看法感到十分厌恶。如果这就是商业和商人的嘴脸，人们就不会希望商业或商人跟他们的学校、医院、供水，或任何事务有一丝一毫的关联。假如对商人的这番描述是正确的（有时的确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对人们的顾虑表示完全赞同。
一个“病例”
制药业是现代商业杰出的成功案例之一。抗生素、降压药物、他汀类药物、疫苗等众多产品不仅挽救了数亿人的生命，还改善了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同时也为投资者们赚取了巨额利润。
乔治·默克（George Merck）在1925—1950年担任其家族于19世纪创立的德国制药公司的总裁。他曾说：“药品是为人服务的，不是为了利润，这一点我们尽可能铭记于心。利润当然会随之而来，如果我们心中记着人，就总会有利润；我们把人记得越牢，利润就越大。”[8]多年来，默克公司一直位居《财富》（Fortune）杂志最受尊敬的公司排行榜榜首，也曾作为成功商业战略的经典案例出现在商业大师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于1994年出版的《基业长青》（Built to Last）中。
强生公司的创始成员R. W. 约翰逊（R. W. Johnson）撰写的308字信条表达了与乔治·默克相似的观点。在商学院里，有一个关于职业道德和企业声誉的经典案例：强生的管理者曾依照公司信条飞速召回最热卖的止疼药“泰诺”，因为该产品在芝加哥某零售店被一个精神错乱者用氰化物污染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制药行业跟公众及政府部门之间都有一个隐性契约：企业若想拥有非凡的盈利能力，就得用模范公民的标准要求自己。但那些日子早已过去了。
制药公司面临着来自华尔街的压力，要求他们必须以实际行动表达对股东价值的承诺。市场营销的回报通常立竿见影，而研发的回报往往来得较迟，于是这一点被反映在了行业战略中。默克公司栽跟头了——后来柯林斯于2009年出版的《再造卓越》（How the Mighty Fall）[‡]又讲到了这家公司。默克公司推广了一种新的止痛药“万络”，它不仅面向少数能从中获得有针对性疗效的患者，也意在吸引那些原本服用阿司匹林就能见效的患者，但阿司匹林的利润较低。美国法律允许直接向患者兜售处方药，导致“万络”一度成为这类产品中被最为大力推广的药物。但人们很快发现，一些患者的心脏疾病与使用这种药物存在关联。默克公司在经历谴责和诉讼后，不得不下架了该产品。甚至连备受尊敬的强生公司，也因监管机构在其下属的麦克尼尔公司发现了不良行为以及管理层的不当应对措施，声誉受损。
尽管如此，默克公司和强生公司依旧是值得尊敬的企业——在最新的财富榜上，强生公司位列最受尊敬公司的第26位，默克公司位列第49位。[9]但它们现在是行业里的另类。2008年，迈克尔·皮尔森（Michael Pearson）成为加拿大威朗制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推行了一项新策略。当时，这项策略还没有被业内同行完全接受，是皮尔森率先公开施行的。威朗开始收购已成气候的制药公司，停止了研发，强调市场营销，并大幅度提高有专营权的产品的价格。公司利润和股价对此一度反应良好，皮尔森和其他高管也都得到了相应的回报。一些高层逐渐沉迷于肆无忌惮的贪婪氛围，开始走上欺诈的道路。[10]当这一切被曝光后，皮尔森被辞退，股价暴跌；公司后来更是改头换面，起了一个和它收购的备受尊重的眼镜供应商“博士伦”相似的名字：博士康。然而，威朗制药却不乏效仿者。美国迈兰制药公司在获得了肾上腺素笔EpiPen®（一种过敏急救药）的专营权后，将其价格提高了六倍。[11]马丁·施克雷利（Martin Shkreli）管理下的图灵制药公司则把漫天要价这件事做得更为极端，将自1953年以来就一直在市场上的达拉匹林的价格，从原先每片13.50美元，直接上调至750美元。
然而最恶劣的行径是对成瘾性药物的疯狂营销。由萨克勒家族（the Sackler family）私人拥有的普渡制药公司因向美国的小城镇供应阿片类药物而臭名昭著。即使是强生公司也因为在“绝望至死”[§]现象中承担着相对小的责任而被罚款5.72亿美元。[12]底线在不停地被突破。英瑟斯制药公司为晚期癌症患者开发了一种阿片类药物，这种药物具有高度成瘾性，只不过用在这个群体身上不会引发严重后果。但这个市场具有双重局限性：只有绝症患者会购买，而且他们不会长期消费。英瑟斯的销售主管亚历克·伯拉科夫（Alec Burlakoff）雇用了一名脱衣舞娘来说服医生们向非晚期患者开这种药，这让“卖淫”有了某种双关意义：既卖淫，又卖瘾。一旦上瘾，这些病人就能给英瑟斯带来巨额利润。在接受《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采访时，伯拉科夫公开承认他没有“道德、伦理和价值观”。[13]当他意识到可能被起诉，他是这么想的：“不仅公司会被处以天文数字的罚款，这我已经见过不知多少次了。更糟糕的是他们可能会没收我自己的钱，这是我从没见过的。”伯拉科夫和他的高管们因有组织诈骗而被定罪，现在正在服刑。这个曾在私营企业和公共利益之间建立起积极关系、被誉为典范的制药业，现在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在客户看来，这些行为损害的不仅仅是行业的合法性，更是行业本身。以股东价值为终极目标的机构，除了薪水外，难以为其员工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即使是最尽心尽力的总裁，我们也很难想象他每天早上醒来都会为创造更多股东价值这一目标而感到振奋。威朗、图灵、普渡和英瑟斯都因自己员工的贪婪而遭到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建立在“个体都是自私和贪婪的”这一假设基础上的机构，会发现这个假设会自我实现。被这样的机构吸引的人往往是自私贪婪的，如果奉行不贪婪的行为方式，他们会发现自己毫无优势可言。只有最堕落的人，才可能从民众对阿片类药物上瘾中获得满足感。从事担保债务凭证交易的人，或者律师事务所、投资银行的新人，每天工作18个小时做着无关紧要的事情，都难以带来满足感。
对商业机构的还原主义解读难以解释那些成功且可持续的现代企业是如何运作的，比如强生公司、默克公司。可这样的解读不仅有影响力，而且有腐蚀性：企业在道德上是卑劣的，而且对此毫无愧疚。这种还原主义思维摒弃了商业机构在民主社会中的唯一合法性基础——他们应该提供社会想要的商品和服务，并为足够多的人提供令人满意、有所收获的就业机会。如果企业没有这样的贡献，我们就无法为弗里德曼声称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从社会中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所引发的一个合法性问题找到合适的答案：“我们凭什么要允许它们这么做？”
政府中的考核
如果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利润最大化，那么政府的社会责任也许就是最大化收入的总和：GDP。[¶]中右翼阵营专注于持续增长。2010年至2016年的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曾夸赞说，经济紧缩和企业减税是英国在七国集团中GDP增长最快的原因。这一成就遭到了落后的北方地区选民的非议：“那是你们的GDP。”[14]信仰市场的中左派阵营也认同经济增长这一目标，前提是所有人都应有机会受益于其潜在利益。因此，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提出的三大首要任务是“教育、教育、教育”，其背后的理念是：要想实现平等，每个人都应享有加入精英阶层的机会。
负责社会公共服务的政府似乎面临着与公司同样的问题。公共部门负责人知道他们的员工应该做什么，但由“经济人”构成的劳动力如何才会照做呢？依照固有的观念，似乎只有一个解决办法，政府官员们也越来越频繁地采用它。在健康、教育和社会服务等公共领域，人们的内在驱动力通常会很强，但难以被监测。为了监视和激励他们，越来越多的公共部门的员工被逐渐改造成了机械行事的自动机，不再是被允许依照自主判断力行事的人。指标无处不在。比如在英国，95%的急诊病例要在4小时内被接诊（！），90%的急救车要在8分钟内到达。实现这些目标是有代价的：自主权的剥夺、员工内在驱动力的丧失，或者员工将全部精力只放在被监测的领域或任务上，以求最大限度获得奖励。
但也许真正需要被激励的，是公共部门的负责人。有人曾建议，新西兰央行行长奖金有多高，应由通货膨胀率有多低来决定。[15]记得在一个有欧洲11国幕僚长参加的晚宴上，英国政府内阁秘书长自豪地解释说，不仅监控激励机制已在整个英国公共领域铺开，他本人的收入也由薪酬激励制度决定，数额多少取决于他是否达成由首相亲自评估的目标。或许在这种激励制度下，这位英国内阁秘书长会比在没有监督激励措施的情况下工作更努力、更高效。我们对此表示怀疑。我们甚至怀疑，需要被这种措施激励的人，是不是领导公务员队伍的正确人选。当德国的国务秘书被问及他是否也在类似的制度监督激励下工作时，他简明扼要地回答“当然不是”。
功利个人主义与全球救世主义的兴起
或许，政府的目标不应该是总收入的最大化，而应该是总效用的最大化。功利个人主义的起源是19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和杰里米·边沁的思想。用边沁的话来说，“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是衡量对与错的标准”。[16]从那以后，这种思想一直是伦理思想的重要成分。普遍利益是个体利益的总和，这叫行为功利主义或行动功利主义，它主张每一个行为的好坏都要根据它对普遍利益的影响来判断；与它相对的是规则功利主义，在这种功利主义下，我们寻求建构一种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普遍利益的社会秩序。因此，善意的谎言符合行为功利主义的要求，却有悖于规则功利主义的理念。但是规则功利主义与上述经济模式有选择性的亲和力：个人应最大化个人的效用，政府应该最大化这些个人效用的总和。
但有些事情是市场做不到的，人们对此有广泛的认同。比如国防，就得依靠公共部门提供；再比如有些人没有谋生能力，需要社会的支持。无论是公共物品或公共劳务的提供，还是对弱势群体的救助，都必须靠税收来支持。但供给的范围和程度该如何确定，应由谁买单？在一个由自治个体组成的世界里回答这类问题，需要政府设法总结出个体对公共供给和救助的立场和偏好。有一篇战后文献试图描述怎样能通过统计个体偏好组装起“社会福利功能”。但有些令人不安的是，一个“不可能定理”显示，没有任何一个统计方式是完全合理的。[17]
比如说，这个统计应该包括谁的偏好？对最坚定的现代功利主义者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来说，“我能帮助的是离我10码远的邻居孩子，还是10,000英里外我永远不知其名的孟加拉人，这二者在道德上没有什么区别”。[18]那么尚未出生之人的利益要不要考虑呢？维多利亚时代的功利主义者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曾问道：“当子孙后代的利益与当代人的利益相冲突时，我们该将前者摆在什么位置？一般说来，一个人的幸福值不应受他所生活的时代影响，这似乎显而易见；对于一个功利主义者来说，后来人的利益与他同时代人的利益同样重要。”[19]对凯恩斯那位著名的同事、同时代的弗兰克·拉姆齐（Frank Ramsey）来说，轻视未来“在伦理道德上站不住脚，它源于想象力的匮乏”。[20]辛格后来还提出，动物的福利也必须被考虑进来。因而，严格的功利主义可能意味着，我们需要为之做出奉献的生命存在——无论现在的还是将来的——变得无限多了。
关于“政府究竟应该最大化什么”，有人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在未来无论何时何地可能在地球上出生的所有人的效益的总和。这在理论上当然可能是个庞大的数目。在审视气候变化的影响时，人们就非常严肃认真地进行了这类计算。
全球救世主义影响了实际的政策制定：公民和非公民的效用没有任何区别，因而在高级公务员眼中，移民会增加这些效用的总和。一位财政部官员曾告诉我们：“移民对每个人都有利，这么说是有好处的，哪怕事实不是这样也没关系。”
戴维·古德哈特（David Goodhart）描述了一位英国最高级公务员的言行，就是之前提到的在薪酬激励制度下工作的那位，他说：“我认为我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最大化全球福利，而不只是国家福利。”说完，他转向BBC的总裁，总裁同意他的观点。[21]然而，我们十分怀疑他能否在普通英国民众中获得类似的认同。许多民众会同情远在千里以外的孟加拉人的困境，会以一笔数额不大的捐款帮助赈济那里的饥荒；但这些人大多也会认为，如果说自己邻居的孩子无权获得比孟加拉人更多的关怀和帮助，那是非常可笑的。无论在英国还是在孟加拉国，所有人都会就自己对他人承担的义务予以区分，会优先考虑已获认可的相互关系。我们会将最理所应当、最慷慨的帮助给予朋友和家人，其次会向邻居和更广泛的人群提供帮助。我们的责任感随着时空距离的增加而递减，随着得到认可的互助关系转变为无回报的利他主义而改变。是相互承担义务的意识体现了人类所固有的趋社会性，而不是什么全球救世主义。
因此，支持全球救世主义的公务员和政客们面临着一个问题。政客们欠选民的人情，而比起那些未来的移民和不知姓名的孟加拉人尚未出生的曾孙们，选民们更关心自己、家人和邻居。他们不会投票支持全球救世主义，也不会支持基于这一设想的对外援助、移民和气候政策。
当普通选民意识到政府优先关注的道德价值与他们自己的不同时，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就会逐渐削弱。如果国家公务员制度和BBC的负责人都乐于为全球福利牺牲国家福利的话，如果财政部的官员认为为了这样的目的而撒谎没有问题的话，随之而来的选民反抗将不足为奇。
附录
市场原教旨主义：基本经济模式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多数经济模型都是基于个人会根据自己的偏好进行理性选择这一假设，其框架由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最为完整地提出，后来弗里德曼和萨维奇（Savage）又把它延伸为不确定条件下的个人选择。这些模型构成了阿罗和德布鲁（Debrew）所描述的完全竞争市场均衡的基础。[22]这一细致的数学分析表明，不协调不一致的个人决策仍然可以产生集体一致的结果，这一发现可能体现了经济学最深刻的洞察力。
一开始，所谓理性选择仅仅意味着这些个人偏好的一贯性——今天我在最喜欢的餐厅选择了法式黑椒牛排，如果我下周再来，我还会再选择一次。一贯性使利他主义成为可能，尽管有些愚蠢：我的慷慨所产生的温暖感觉最大化了我的效用。由于这种论点或多或少可以解释任何行为，它就几乎什么也解释不了：即使我在餐厅选择了另一款菜品，那也一定是因为我的个人喜好是多样的；如果我不再给慈善机构邮寄支票也还是因为我有我自己的偏好——确切地说，就是我的善举发生了边际收益递减（而我不希望它发生）。
显然，我所做之事必须能使我的效用最大化，否则我就不会去做——这一主张不仅不能解释我做过的事情，更无法预测我将来可能会做什么。因此，在实际应用中，效用最大化有更具体的意思：人们对经济激励有反应。此时占有式个人主义上场了：“经济人”是贪婪和自私的。还有懒惰。勤奋反倒会降低效用。
在这种体系下，自愿合作派不上用场：所有的关系都是交易。但正如阿罗和哈恩认识到的那样，虽然自私的世界满是令人沮丧的灰暗勾当，但分析这种经济模型的运作却能得出相反的结论。如果以足够多的假设条件、包括一些不真实和虚构的条件为前提的话，对由市场激发的自私自利所进行的经济学分析表明，个人贪婪确能产生高效的结果。
经济的所有生产潜力都将被发掘，再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让人利己又不损人了。贪婪很好，因为它驱使人们最大限度地去发挥这种潜力。詹森（Jensen）和梅克林（Meckling）等金融经济学家，以及伊斯特布鲁克（Easterbrook）和菲谢尔（Fischel）等法律学者，在描述商业合作时都采用了理性选择作为理论前提。[23]这一系列模型在过去的50年里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影响，怎么说也不过分。
“经济人”还需要应对复杂世界的不确定性。但这也有一个解决办法。一切要么是可知的，要么是不可知的。“经济人”知道所有可知的东西，因此他不会犯系统性错误，只会抱有“理性的期望”——他“知道模型”。正如该观点的提出者之一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解释的那样：“世上存在着一种‘模型共有制’，模型中的所有主体、计量经济学家和上帝，都在分享它。”[24]可知之事人人得而知之。
尽管“经济人”“知道模型”，但他可能不时会被未知的东西扰乱：“转变”或“冲击”——诸如恐龙被小行星灭绝、银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崩溃。这个模型通常运转得很好；它一旦运转不畅，人们就会知道经济因转变或冲击而受损了。经济学圈外的人很难相信，这一发现会被授予诺贝尔奖，类似的模型至今仍在被教授和继续开发。还有，既然未知的一切都不可知，那就意味着我们不仅会试图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利益，我们还知道该怎么做。这个模型告诉我们，从总体上来看，这些决定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福利。我们不仅会最大化全球福利，我们还知道如何能做到这一点，直到下一次冲击到来。
“我们知道这个模型”的设想引发了一些灾难性后果，教会了一些相信它的人什么叫谦逊，尽管有些迟了。“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假设机构——特别是银行这种机构——其自身利益在于它们最能保护公司的股东和股权。我在这一模型中发现了一个缺陷，而我却一度认为这个模型是决定世界如何运作的关键结构。”[25]这是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忏悔，虽然有点太晚了，但起码他承认了这个错误。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场危机[**]只是一次突如其来的“冲击”，没有必要就未能预见到的、理解不透彻的证券产品贸易的爆炸性增长造成的后果道歉。市场原教旨主义在思维上如此封闭，以至于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竟然还有人信奉它。我们一直弄不清楚，其支持者究竟是预测到了这场危机，还是证明了这种事情无法预测。但人们似乎都倾向于后者。
从本质上说，“经济人”的活动创造了市场效率这一定理描述的其实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一个由反社会者构成的社会能够正常运转。由于这些条件很少能得到满足——阿罗和哈恩曾正确地提出，我们从这些模型中既能了解到市场在什么情况下无法很好地运作，也能了解到它什么时候能很好地运作——竞争均衡分析的那种理想效率从未存在过，也永远不会存在。但幸运的是，我们不需要这些条件得到满足，因为大多数人都不是反社会者。
[*]K. J. Arrow and F. H. Hahn, 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译者注
[†]费边社于1884年在英国成立，其建社元老及核心人物是早期社会主义权威悉尼·韦伯（Sydney Webb）和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夫妇、萧伯纳（Bernard Shaw）和H. G. 威尔斯（H. G. Wells）。它以罗马将军法比乌斯（Fabius）的名字命名，这位将军偏爱缓进待机的战术，而非正面进攻。“智库”一词似乎原本是用来描述类似兰德公司那样的独立研究机构的，但现在大多有政治解释。——作者注
[‡]这本书的英文名直译过来是“巨人如何陨落”，和它的中文版译名出入较大。——译者注
[§]指由绝望状态引发的酗酒、吸毒、药物滥用等行为最终致人死亡的情况。——译者注
[¶]GDP实际上并不是收入的总和，只是接近而已，这些技术性问题很少有人纠结。——作者注
[**]指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这场危机发生之后，2008年10月28日，美国国会就联邦金融调控机构在这场经济危机中起了何种作用召开了一场听证会，格林斯潘就是在这场听证会上承认了他的错误。——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