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底层的十亿人:贫穷国家为何失败?
上QQ阅读APP看本书,新人免费读10天
设备和账号都新为新人

第二篇 陷阱

第二章 冲突陷阱

所有社会都存在冲突,它是政治所固有的。但就最底层的10亿人而言,问题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于政治冲突,而在于政治冲突的形式。其中一些国家长期处于政府遭受国内暴力挑战的局势之中无法脱身。有的暴力挑战持续的时间很长,这就是内战;有的暴力事件结束得很快,这就是政变。两种形式的政治冲突都代价高昂,而且可能反复发生。这两类冲突会让国家深陷于贫困之中。

内战

在最底层的10亿人所在的社会,有73%的人或者近年来经历过内战,或者正处于内战之中。许多其他国家都经历过一两次内战,如19世纪的美国、20世纪初的俄罗斯,英国的内战则要追溯到17世纪,不过,正如这些例子所显示的,战争不一定就会变成陷阱。美国、俄罗斯与英国的内战,在当时来看是惨烈的,但很快便结束了,此后这些国家再也没有发生过内战。但是,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战争成为陷阱的概率要大很多。在与安克·赫夫勒并肩工作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一点。这位年轻的女士,最早是我的博士生,现在是我的同事。安克的博士论文聚焦增长的源泉,在当时的经济学界是十分时髦的话题。在阻碍增长的诸多已知因素中,战争便是其中之一。我仔细研读安克的论文时突然想到,如果换个角度来看这个研究,一定会很有意思。与其根据一个国家处于战争或和平状态来解释其增长的慢与快,不如去研究体现在增长上的差异能否解释这些国家发生战争的倾向。

内战的起因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内战?反叛运动有一系列的不满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压迫、剥削与驱逐。有政治动机的学者也带着自己的偏好加入其中,而且通常把反叛者视为英雄。我已经不再相信这种为了一己私利的抱怨。内战的诱因是很难梳理清楚的:历史学家甚至无法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达成共识。大多数战争都有多个层次的因果关系:性格、仇恨与错误。我们采取的方法是用统计学手段来解释内战,研究一系列可能的诱因:社会的、政治的、地理的和经济的。

在统计学研究中,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获得让人满意的数据。我们找到了密歇根大学编纂的一份全面的内战清单。多年以来,密歇根大学是此类政治问题的世界级数据中心。该机构对于内战的定义是,至少有1,000人因为内部冲突而死亡,每一方至少要对其中5%的死亡负责。(使用其他研究者确立的标准有一个好处:你不会为了得到期望的结果而改变定义,从而使结果受到影响。)虽然把在冲突中死亡的人数设定在1,000有点武断,但划定这个标准的意义在于,低级别的社区暴力(比如有50人死亡)与一场死亡人数高达上千的战争的确有着巨大区别。随后,我们将这份内战清单与大量的社会经济数据逐国逐年进行比对,试图借此确定影响一个国家未来五年内可能发生内战的因素。

事实证明,我们的研究是有争议的。部分原因是,有兴趣对冲突进行学术研究的人往往是政治的参与者。他们同情各种反叛运动所表达的尖锐不满,这些反叛运动往往采用极端方法对抗确实可能令人讨厌的政府。对这些学者来说,通过统计学手段,研究不满情绪的客观程度与叛乱倾向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这种想法有点侮辱他们,因为这些学者知道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着关联。坦白说,我们偶尔会煽风点火:我们将一篇论文命名为《贪婪与怨恨》(“Greed and Grievance”),还有一篇叫《发战争财》(“Doing Well out of War”),暗示反叛者的动机可能并不比他们反对的政府更光明正大。然而,在不那么政治化的同行中,我们的研究受到了认真对待并被频繁引用。我们影响到了政策的制定者——我被邀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还上了媒体。

也有人要求我们用我们的模型预测接下来哪个地方会爆发内战,显然中央情报局对此很感兴趣。但是我们可没有那么蠢。我们的预测可能会被当成标签来用,从而很可能伤害我想要帮助的国家;这些预测甚至可能成为自证预言。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模型无法用于预测内战。它可以告诉你,导致内战频发的结构性因素一般都有什么,以及(有时更有趣的是)哪些因素并没有那么重要。由此,它可以告诉你哪一类别的国家最容易发生内战。但是它无法告诉你明年塞拉利昂会不会再次发生内战。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无数短期事件。

我们发现的第一个关联,是战争的风险与收入的起始水平之间的联系。低收入国家更容易爆发内战:国家的初始收入减半,发生内战的风险就会增加一倍。有人也许会问,我们是不是将因果关系搞混了,难道不是战争让一个国家变得更贫穷吗,怎么会是贫穷让一个国家更容易发生战争呢?事实上,这两种关系是同时存在的。尽管内战会降低收入,但是低收入的确会增加爆发内战的风险。这方面最明显的证据是,在殖民统治时期,许多国家经历了几十年被强加的和平;后来,许多国家几乎同时实现了去殖民化,而它们的收入水平各不相同,这为了解收入对内战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实验。

低收入与内战之间的关系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读报纸,你会发现存在冲突的国家更有可能身陷贫困,但并不是所有关于内战的理论都是以实证数据为基础的。一些社会科学家,特别是深入参与政治的社会学家,知道自己想在内战中看到什么,并适时地看到了它们。

还有什么因素让一个国家更容易发生内战?缓慢的经济增长,或者更糟的是,经济的停滞或衰退。一个粗略的估算显示,一个典型的低收入国家在任意的五年内面临的爆发内战的风险大约是14%。经济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爆发内战的风险就会降低一个百分点。如果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是3%,那么爆发内战的风险便会由14%降到11%;如果经济以3%的速度衰退,那么爆发内战的风险便会上升到16%。在这一点上,也许有人会问,我们是否本末倒置了:有没有可能是人们预见到会爆发内战,所以经济衰退了?毕竟,当内战眼看着一触即发之时,投资者会逃跑,经济就会下滑。表面上看起来是经济衰退导致了战争,但实际上是对战争的预期导致了衰退。对于这种反对意见,我们也有回应的办法:我们可以研究一个影响经济增长,但是与内战没有直接联系的因素,并观察这个因素造成的影响是否会让内战的可能性提高或者降低。在低收入国家,降雨量剧变(降雨过多或者过少)会影响经济的增长,但是并不会直接影响发生内战的风险,也就是说,未来的叛乱者不会说:“下雨了,让我们停止叛乱吧。”这样一来,降雨量剧变带来的影响就不会存在任何模糊性,不会是对内战的预期造成的。然而,降雨量剧变会造成经济增长受挫,这会让内战更有可能发生。

因此,如果低收入与经济增长缓慢会让一个国家更可能发生内战,我们理所当然就想弄清个中缘由。解释可能会有很多种。我的猜测是,至少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低收入意味着贫穷,低增长意味着绝望。年轻人是叛军的兵力来源,在绝望的贫困环境之中,他们是廉价的,很容易招募。生命本身就不值几个钱,而加入叛乱运动则能给这些年轻人带来小小的致富机会。2002年,菲律宾一群叛乱分子设法绑架了一些外国游客。被绑架的一位法国妇女在获救后提到,她给绑架者写过转交给当局的要求。“你们要我写什么?”她问。他们要的是“每位游客100万美元”。她写了下来,然后问道:“还有什么要求吗?”(叛乱分子)停顿了很久,提出了一个政治要求,“解雇霍洛(Jolo)的市长”。他们最后的要求是“两只潜水员腕表”。这就是那个特别的叛乱组织“完全合理的”要求清单。绑架游客只是为实现社会正义的一种不幸的必然(选择)。总之,美国拒绝为美国人质付钱,但经利比亚的卡扎菲(Muammar Qaddafi)从中斡旋,欧洲各国政府支付了赎金;而且,在短时间内便有很多年轻人想要加入这支叛军。这种招募叛军的方式有点类似于在美国加入贩毒团伙。一项今天已经非常有名的对芝加哥贩毒团伙的研究发现,年轻人之所以会被贩毒团伙吸引进去,而且为他们干活基本没有报酬,是因为如果成功爬到贩毒团伙高层,他们便有一点赚大钱的小小机会。

除此之外,倘若经济疲软,国家也有可能变得孱弱,因而发动叛乱并不是什么难事。叛军领袖洛朗·卡比拉(Laurent Kabila)带领他的部队向扎伊尔各地进军,争夺政权。他对记者说,在扎伊尔,叛乱十分容易:你只需要1万美元与一部卫星电话。尽管这话显然说得很夸张,但他继续解释道,在扎伊尔,每个人都非常穷,只要有1万美元,你就可以为自己雇佣一支小规模的武装。那卫星电话是用来干什么的?嗯,这就要说到内战中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经济风险因素:自然资源。

对石油、钻石等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大大增加了爆发内战的风险。这就是卡比拉需要一部卫星电话的原因:方便他与资源开采公司进行交易。据报道,到他进入金沙萨的时候,他已经谈妥了价值5亿美元的交易。有一些案例表明,跨国公司预先向反叛运动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以换取反叛获胜时的资源开发的特许经营权。很显然,刚果共和国(不要与之前的扎伊尔、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混淆)现任总统德尼·萨苏—恩格索(Denis Sassou-Nguesso)显然就是这样上台的。所以,自然资源为冲突提供资金支持,有时候甚至会推波助澜引发内战。其中一个例子便是“冲突钻石”(conflict diamonds)。联合国将其定义为:“来自反对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的势力或者派别控制地区的钻石,而且这种钻石带来的收入会被用于资助反对政府的军事行动。”在非政府组织“全球见证”(Global Witness)的努力下,“冲突钻石”的问题终于得到了关注。多年来,世界最大的钻石制造商戴比尔斯一直否认这一问题的存在,后来做出了惊人的改变,为解决这个问题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并且使该公司成了所有企业的榜样。

所以,收入低、经济增长缓慢、对初级产品的依赖这些因素使一个国家更容易发生内战,但这些因素是发生内战的真实原因吗?我经常听到“根本原因”这个词。我应邀参加过许多讨论冲突问题的会议,与会的人都在谈论这个词。如果你事先了解演讲者的偏好,你往往都能猜到他预设的根本原因,准确率超乎你的想象。如果这个人关心收入不平等,他/她会觉得不平等是反叛者关心的议题;强烈呼吁政治权利的人则会认定反叛者是民主斗士;如果某人的曾祖父母为了逃离某高压统治的政权而移民,他就会认为那些没有移民的人的后代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就像亲人在回忆中告诉自己的那样。作为一定程度的回应,反叛组织制造了一种不满的话语体系,滋长了上述担忧,实际上是诱使那些同情叛乱的人想象自己在街垒上荷枪实弹,充当正义的化身。可是,你不能就这么相信反叛组织,它们嘴上说它们关心的是社会正义,问题是你还能指望它们说什么?

来自流亡者群体的捐款一直是反叛运动主要的资金来源之一,所以反叛者已经学会了如何操纵他们的公共关系。爱尔兰共和军(IRA)*吸引了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资助,而且不仅仅是钱,他们使用的一些枪支显然来自波士顿警察局(直到2001年“9·11”事件发生,美国人明白了恐怖主义究竟是什么之后,才中止了供应)。泰米尔猛虎组织的资金来自加拿大的泰米尔人;1996年,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Colombo)发生了一场爆炸,造成1,400多人死伤,而为这起袭击事件买单的就是加拿大的银行账户。欧盟成员国的阿尔巴尼亚人资助了科索沃解放军,一些欧洲政客误以为,这个组织是一个体面的政治组织,直到这个组织开始痛下杀手,他们才恍然大悟。在所有流亡者所资助的组织之中,组织得最好的是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Eritrean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侨民们资助战争30年,在1992年他们赢得了胜利,厄立特里亚成为独立国家。但是,这场战争真的实现了厄立特里亚人民的解放吗?2001年9月,在与埃塞俄比亚进行了一场不必要的国际战争之后,厄立特里亚内阁的半数成员写信给总统伊萨亚斯·阿费沃基(Isaias Afwerki),要求他重新考虑他独断专行的执政方式。他想了想,接着就把这些人全部关进了监狱。之后,他大规模地征召厄立特里亚的青年入伍。埃塞俄比亚让军队复员,厄立特里亚却没有。厄立特里亚的青年留在军队中,可能是为了保护总统免遭抗议,也是为了保护国家免受埃塞俄比亚的侵犯。许多年轻的厄立特里亚人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厄立特里亚政府正在驱逐国际和平观察员,大概是为了能够重启战争。这样的解放,真的值得用历经30年的内战来换取吗?这场战争的附带牺牲是埃塞俄比亚的出海口被切断了(到第四章会有详细的解释)。

你或许已经做好准备接受这样的事实,即反叛运动团体擅长处理公共关系,并以民怨作为武器。但你可能会认为,它们潜在的不满和怨气是有根据的。有时候正是如此,因为政府的作为真的非常糟糕。但是,一般来说,真的是合情合理的不满引发了这些叛乱吗?证据远比你想象的还要站不住脚。以对政治权利的压迫为例,政治学家评估了这样的行为,逐年、逐个对政府进行评分。他们发现政治压迫与内战风险之间基本没有关联。以对少数族群的经济或政治歧视为例,两位斯坦福大学的政治科学家吉姆·费伦(Jim Fearon)和戴维·莱廷(David Laitin),对全世界超过200个少数族群的状况进行了评估。他们发现,一个民族是否受到政治压迫与内战风险之间没有关系。不管有没有受到歧视,少数族群皆有可能反叛。费伦与莱廷也研究了族群内部之间的仇恨,同样发现其与内战的风险没什么关联。安克·赫夫勒与我调查了收入不平等所带来的影响,令我们惊讶的是,我们同样找不出任何关联。我们还研究了每个国家的殖民历史。我们发现一个国家发生内战的风险,与这个国家去殖民化的时间和是否曾被殖民统治之间并不存在关联。我甚至开始怀疑一个看起来无可争议的论断:今天的冲突根植于过去的历史。当然,你今天随便去考察某个地区的冲突,都会发现这个地方在遥远的过去的确也发生过冲突;当下冲突的参与者通常会大肆渲染这样的历史,而叛乱头目可以通过诉诸过去的历史来找麻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过去的冲突造成了今天发生的冲突,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被历史困在冲突之中。大多数现在处于和平的地方,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都经历过内战。真正的问题在于,某些经济状况会被用心险恶、靠煽动仇恨上位的政客所利用。

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讲得过深,我当然也无意于容忍有歧视或压迫行径的政府。只要有不满,就应该被安抚纠正,无论这不满是否会引起反抗,但它往往不会得到正视。现实的可悲之处在于,不满是普遍存在的。反叛者通常都有怨恨的对象,如果没有,他们就会编造一个。很多时候,真正的弱势群体无法反抗,他们只能默默忍受。回顾历史,我能够想到的最为恶劣的民族歧视案例大概是发生在诺曼人入侵英格兰之后。诺曼人是一小群暴力的、讲法语的维京人。他们杀死英国的精英,抢走了全部的土地,让本地98%的人口遭受了两个世纪的奴役。在此期间,曾经发生了许多场内战。其中没有一场是英国农奴对诺曼人地主的反抗。所有内战都是一帮诺曼人军阀去攻击另一帮诺曼人军阀,试图抢夺更多的资源而已。

公然的不满之于一场反叛运动,如同企业形象之于企业。但是我们有时候可以把一场叛乱的头绪清理出来,改变对它的既存印象。以斐济为例,印度移民打乱了当地人口的平衡,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富有的印度人占据了微弱的多数。1999年,他们选出了一位印度裔总理马亨德拉·乔杜里(Mahendra Chaudhry)。斐济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桃花心木出口国,乔杜里上台后不久,决定把国有红木种植园的管理权交给跨国公司。其中有两个国际竞标者,一个是英联邦发展公司,这是一个在发展中国家有充足发展工作经验的英国非营利性组织,另外一家是美国的私营公司。这些竞争者按照惯例,分别雇佣当地的商人以支持他们的投标,在一系列激烈的竞争之后,政府将管理权给了英联邦发展公司。一个月之后,一个名叫乔治·斯佩特(George Speight)的斐济土著叛军头目发动了反对新政府的武装冲突——好巧不巧的是,他是一名当地的商人,曾给那家竞标的美国公司出谋划策。斯佩特的战斗口号非常有号召力:“斐济人的斐济”。但实现社会正义真的是斯佩特发起叛乱的唯一动机吗?我想,如果他的战斗口号是“把红木合同交给美国人”,恐怕就没有那种为了被压迫的人而斗争的兴奋感了。

那么塞拉利昂呢?塞拉利昂是一个贫穷与悲惨的国家,在人类发展指数(衡量预期寿命、教育程度和收入的综合指标)方面排在世界末尾,该国居民当然有的是理由感到不满。叛军头目福戴·桑科(Foday Sankoh)差一点就撞上大运成功掌权——他凭着比政府还要强大的武装力量,得到了令人惊讶的和解条件,包括副总统的职位。可桑科竟然拒绝了。他想要的并不是国家权力的第二把交椅。他明确表示,他看上的是塞拉利昂政府手中利润丰厚的钻石特许权。而且,桑科的反叛活动算不上是英勇的武装斗争。他喜欢招募十几岁的瘾君子,他们更容易控制,没有那么多的道德顾虑。他们偏爱的手段是针对平民的恐怖行径,包括砍断村民甚至是小孩子的手脚。

让我们来谈谈另一个错觉:所有的内战都是基于族裔纷争。如果你根据报纸报道来看,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是我对此有所怀疑。大多数处于和平状态的社会都有不止一个族群。而在低收入国家之中,索马里是少数几个单一族裔的国家之一,它在政府持续而彻底地崩溃后发生了一场血腥的内战。从统计学上来看,没有太多证据表明,多元的族裔会导致爆发内战的概率增加。我们确实发现了族裔差异带来的一些影响:在一个社会里,如果有一个群体构成了人口的大多数,同时其他群体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我们称之为“族群主导地位”),那么这个社会的确更容易面临危险。例如卢旺达与布隆迪,它们经历过胡图人与图西人间的大规模流血冲突,还有伊拉克,分为逊尼派、什叶派与库尔德人等数派。在这些地方,或许是多数群体仗势欺人,或许是少数群体明白,若是让多数群体居于统治地位,自己就得不到保护,所以试图抢在对方前面占据统治权。但是这种效应并不显著,最底层那10亿人的社会有着高度多元的族群,没有任何一个族群可以一家独大。来自不同族群的人们可能互不待见,可能会互相吵嚷指责。但是,从族群间的厌恶到内战,中间还是有非常大的距离。

还有什么会让一个国家更容易爆发内战呢?地理因素会起到一部分作用。一个人口分散在边界地区的大国,比如刚果民主共和国(之前的扎伊尔),或者像尼泊尔这样有许多山地的国家,比地势平坦、人口稠密的小国更容易发生内战,这可能是因为有更多地方供叛军成型和隐藏。

为什么内战会持续如此之久?

以上是导致内战爆发的原因。那么一旦内战爆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最重要的问题似乎是,内战结束的时间是由什么决定的。要弄清这一点并不是很容易,像内战这样的冲突,往往暂时停止了,之后又会重燃战火。对于这种情况,是应该把它视作一场连续的内战,还是中间夹着一段短暂和平的两场战争?这个问题没有正确的答案;这取决于你的判断,这些判断会影响结果。这里我们还是使用了别人制定的标准,以免自己的偏见影响数据。

在这个问题下,低收入仍然起着关键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陷入了冲突,在冲突开始的时候它的收入水平越低,冲突持续的时间就越长。而且,如果该社会的重要出口产品会随着冲突的持续而变得更有价值,那么战争的持续时间就有可能变得更长,原因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下,战争更容易得到资金的支持。最大规模的自然资源战争发生在安哥拉:叛乱集团“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The National Union for the Total Independence of Angola)以钻石作为其资金来源;政府方面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The People's Moveme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Angola)的资金来源是石油。战争的进程大致与石油和钻石的相对价格走势息息相关。当安盟的领导人若纳斯·萨文比(Jonas Savimbi)从钻石中获得高额收入,而石油价格又处于历史最低点时,他加大了对于政府方面的攻势。而当石油价格飞涨,国际社会开始采取行动,关闭他进入世界钻石市场的通道之时,他的败势便开始显露了。不过关于国际行动的故事,我们得等到第四章再展开讨论。

内战有着非常高的持续性。国际战争平均会持续约6个月,这已经是相当严重了。6个月能引发极其严重的破坏。但是,内战的平均持续时间是这个的十倍以上;如果这个国家在战争伊始就一贫如洗,那么战争持续的时间会更长。内战之所以会持续,部分是因为它已经变成了常态。参战双方变得只知道如何在战争中谋取利益。原本,考虑到战争的巨大代价,应该有可能达成一个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协议;但叛军往往会继续战斗,因为与政府签订和平协议有可能会中缓兵之计,签了协议后又被政府撕毁。

考察了内战爆发的原因和内战会持续多久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内战结束时会发生什么。如前所述,战争结束并不能代表冲突终止;就算冲突停息了,死灰复燃的可能性也依然令人担忧。此外,一个国家如果经历过内战,再次发生冲突的风险就会加倍。在冲突结束的国家之中,只有一半左右的国家能够在十年内保持和平,避免再次陷入战争。低收入国家再次面临战火的风险更是非常高。

在发生过冲突的社会里,政府非常清楚它们的处境危在旦夕。通常情况下,这些政府应对这种危险的方式是把军费开支维持在一个不合常理的高水平。而战乱结束后头十年的军队看起来会更像一支战时而不是和平时期的部队。具体到数字,内战通常会让军费开支差不多翻一番,而冲突后十年内的军费只会比战时低十分之一左右。你很难责备那些面临巨大战争风险的政府把军费开支定得这么高。但是这样做就可以维持和平了吗?我将在第四部分讨论可能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在第九章,我们会讨论维持和平的军事策略。

战争的代价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内战的代价和遗产这两个你可能放在“内战资产负债表”里来考虑的要素。内战是发展的反义词。它既伤害了爆发内战的国家本身,也对邻国造成了伤害。让我们从国家本身开始说起。内战会使经济增长率每年下降2.3%左右,因此,一场典型的持续七年的战争会让一个国家比战前更穷,恶化大约15%。当然,战争比单纯的长期经济萧条要糟糕得多:战争会死人。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非死于实际的战斗,而是死于疾病。战争会制造难民,在公共卫生系统崩溃的情况下,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会引发疫病流行。玛尔塔·雷诺—克罗尔(Marta Reynol-Querol)是一位年轻的西班牙学者,她分析了内战、移民活动与疟疾发病率,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内战引发的人口迁徙会导致难民逃到哪里,那里的疾病发病率便会急速上升。过高的疾病发病率不能单纯归咎于难民本身,情况似乎是这样:在长途跋涉穿越国家的旅途中,难民会接触一些对其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力的病原体,之后他们感染的疾病跟着他们来到避难地,再传染给原本生活在该地区的人。

经济损失与疾病都是旷日持久的:即便内战停止,它们也不会消除。内战的大多数代价(高达一半)是战争结束后产生的。当然,有时候成功的反叛可以带来一个社会正义的时代,这样的反叛是值得的,但是这类情况并不经常发生。内战后的政治遗产与经济遗产通常同样糟糕——内战会带来政治权利的恶化。叛乱是一种极不可靠的带来积极变革的方式。声称发动内战是为了国家利益的叛军领导人,通常要么是骗自己,要么是骗别人,或者是自欺欺人。比如说,20世纪90年代初,若纳斯·萨文比凭借安盟对安哥拉钻石的控制,积累了大约40亿美元的财富。在总统选举失利后,他并没有把这笔钱花在自己身上,去过亿万富翁的生活,而是用于重启内战。

他们的追随者——叛乱的普通士兵,加入叛乱运动往往是因为没有多少选择。我在之前曾经指出,福戴·桑科偏爱招募青少年瘾君子。在乌干达,上帝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宣称其目标是遵循十诫来建立政府。它招募成员的办法是用武力把一所偏远的学校包围起来,然后放起大火。设法跑出来的男孩要么选择被枪杀,要么加入叛军武装。然后,叛军会要求加入者在家乡犯下暴行,比如强奸老妇,这样一来,男孩们就更难回家了。这样的招募方式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好使。当尼泊尔的某派叛军进入一个地区之后,当地年轻男性会选择逃跑而不是加入:显然,他们害怕这种强行拉壮丁的手段。许多征兵也是在枪口下进行的。这些士兵并不是意识形态坚定的革命者,而是被吓破胆的农民。俄国十月革命期间,沙俄政府迅速崩溃,红军与白军因此成了靠土地为生的反叛者;尽管任何逃跑的人被抓住后都会受到严惩,但仍有400万人开了小差。有趣的是,逃兵率会随时间产生变化:与俄国严酷的冬天相比,夏天开小差的现象会高得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新兵大多是普通农民,在夏天,他们有庄稼要照料,战斗对于他们而言代价太大了,而在冬天参加战斗便没什么关系了。经济机遇决定着一支叛军维持他们的武装力量有多难。

今天,学者们已经开始通过实地考察这种更严谨的方式来研究叛军的招募手段。斯坦福大学的年轻教授杰里米·韦恩斯坦(Jeremy Weinstein)一直在研究两股叛乱力量:一个是莫桑比克昔日的叛乱组织,莫桑比克民族抵抗组织(Resistência Nacional Moçambicana);一个是塞拉利昂极度暴力的组织,革命联合阵线(Revolutionary United Front)。杰里米的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感到沮丧的重要成果,揭示了叛乱组织的最初动机是如何逐渐腐化的。想象一下:你是一位叛军首领,决定发动一场运动,为社会正义而战。你花钱购买了一些枪支,或者一个想制造麻烦的外国友好政府给你提供了枪支。现在你需要征兵。年轻人来到你位于丛林中的总部,自愿加入你的队伍。你应该接受他们吗?这些志愿者有些的确与你一样,有可能会成为为社会正义而战的战士,但有些人只是向往端着枪耀武扬威的生活。另外,根据心理学家的统计,在任意一个人群中,平均有约3%的人有精神病倾向,所以你可以肯定,在招募的队伍中,有一些成员可能是精神病患者。还有一些人则渴望通过叛乱获得权力与财富,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如果每天的现实生活十分糟糕,那么即使叛乱没有多少成功的机会,也足以令人心动。哪怕很可能丧命,哪怕叛乱成功、过上好日子的机会很渺茫,那也值得一搏,因为要么是个死,要么继续穷困潦倒,穷并不比死好到哪里去。韦恩斯坦所做研究的关键点在于,有自然资源财富(石油、钻石,也许还有毒品),就有可信的致富前景,因此,在踊跃加入叛军的年轻人中,有些人是被这些发财机会鼓动的,不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的使命。满怀理想的叛军领袖会发现,很难把这样的人筛出来,踢出队伍。他尽可以拒绝那些讲不出正确口号的人。但是,大家很快便会鹦鹉学舌。渐渐地,叛军组织的队伍就会从一群理想主义者变成一群机会主义者与虐待狂。

尼日利亚的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刚刚兴起了一场关键的叛乱,这里是尼日利亚石油资源的所在地。尼日利亚博士生阿德罗卓·奥耶福西(Aderoju Oyefusi)最近对该地区的1,500人进行了调查,以了解谁在参与叛乱。这个三角洲地区是酝酿叛乱的理想之地,因为它混合了四种危险的要素:石油公司(贪婪)、环境恶化(亵渎)、政府军事干预(压迫),以及一位英勇就义的英雄(神圣)——1995年被尼日利亚政府绞死的活动家卡山伟华(Ken Saro-Wiwa)。阿德罗卓想要确定加入暴力组织的当地人是不是那些最为不满的人。他的研究方法是询问人们是否感到不满,并对他们进行相应的分类。令人惊讶的是,他发现感觉到不满的人并不比没有不满意的人更有可能参加暴力抗议活动。那么,是什么特征让人们更有可能参与政治暴力呢?有三大特征,分别是年轻、未受教育与无依无靠。无论如何,应征者的这三个特征是很难与为社会正义而战的先锋形象相协调的。

那么暴力团体最有可能在哪里形成呢?可能有人认为是最缺乏社会便利设施的地区,因为人们觉得叛乱之所以爆发就是因为这个:石油财富被石油公司与联邦政府窃取,未能用于造福当地社区。但是阿德罗卓发现,就这1,500人而言,一个地区所拥有的社会便利设施与其政治暴力倾向之间并不存在关联。事实上,暴力往往发生在拥有油井的地区。考虑到今天流行的论调,我们自然而然会得出推论:这说明责任是石油公司的,因为它们破坏了当地的环境。如果这的确是一种解释,那我们就会遇到另一个难题:虽然当某个地区至少有一口油井时,该地区的暴力风险会急速上升,但如果这个地区有两口油井,暴力风险又会开始下降;如果有20口油井,暴力风险会变得更低。这非常奇怪,因为环境的破坏程度大致与油井的数量成正比。在我看来,与其说是石油公司破坏环境引发了当地人的愤怒,不如说是有人想借石油来敲竹杠。没有油井,就没法敲诈勒索,也就没有暴力抗议。如果有一口油井,收保护费便成了生意。但油井数量越多,石油公司花钱保平安的动力就越大(因而酿成暴力事件的概率反倒会降低)。

我不想夸大这些研究结果,因为发生在该三角洲的争端,的确起于生活在当地的人们对环境破坏提出的正当抗议:他们的地区首当其冲遭受了环境污染引发的损害,却没有看到石油收入带来什么好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向该三角洲地区投入了大量资金,石油公司也在拼命支付保护费,为了解救被绑架的工人而支付赎金几乎变成了家常便饭。该地区的本地政客竞相想要独占这些资金,暴力抗议已经变成这类政治寻租中精心策划的一部分。十年来,不满已经逐渐变成了贪婪。

让我们回头看看冲突的代价。许多代价是由邻国承担的。疾病不分国界,经济崩溃也会蔓延。由于大多数国家都与多个国家接壤,战争给周边邻国带来的总体损失很容易超过战争对本国造成的损失。而且,付出代价的也并不仅局限于在地理上直接接壤的区域。举个例子来说,全球95%的烈性毒品产自冲突国家。对此有一个直截了当的解释:冲突会产生一块受承认的政府无法控制的土地,为从事非法活动的分子提供了便利。本·拉登(Osama bin Laden)选择待在阿富汗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所以,陷于内战的国家更可能成为国际犯罪活动与恐怖主义活动的温床。艾滋病很可能是通过非洲的内战传播的:大规模强奸加上大规模移民,为通过性行为传播的疾病创造了理想的扩散条件。因此,最底层这10亿人的战争也是我们所要面临的问题。

总体而言,一场典型的内战会给该国及其邻国带来总值约640亿美元的损失。近几十年来,每年都会有大约两场新的内战爆发,因此,全球每年为此需要承担超过1,000亿美元的损失,大约为全球援助预算的两倍。这只是一个粗略估计,尽管我们在估算的时候已经力求谨慎小心了。然而,这样的损失估算是有用的。它是评估干预措施效益的关键一步。你将在第四部分看到,有一系列干预措施可以降低内战发生的风险。我们无法评估这些干预的收益;但是,稍微把我们的模型改造一下,就可以用来计算某一特定类型的干预措施平均会降低多少风险,从而得知它会在多大程度上降低全球内战的频率。知道了战争发生频率能降多少,又知道如何估计战争的代价,我们便可以推导出干预措施的效益。将这一效益与干预措施的成本结合起来,我们便可以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成本效益分析是政府就公共支出做出决策的基础。如果我们能够将减少内战风险的干预措施纳入这一传统的公共决策框架,我们便可以摆脱政治虚构的世界——政客们在没有证据约束的情况下装模作样的幻想。这是第四部分要讨论的问题。

冲突陷阱

现在,我们要谈的是内战对本书论题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内战是一个陷阱。假设一个国家在独立之初便具备三个从全球来看容易引发内战的经济特征:收入低下、增长缓慢、依赖初级产品的出口。此时,这个国家就像是在玩俄罗斯轮盘赌§。这个比喻可不是随便说说:一个最底层的10亿人的国家,在任意五年期内陷入内战的风险差不多是六分之一,与玩俄罗斯轮盘赌面临的风险相同。这个国家可能还算幸运,在陷入陷阱之前就自己走出了危险区。经济增长会直接降低风险;它能逐渐提高收入水平,从而降低发生内战的风险,这反过来又有助于国家出口产品的多样化,摆脱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进一步降低了风险。但这个国家也可能没有如此幸运。假设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经济增长举步维艰(我将在接下来的章节讨论最底层那10亿人的国家为什么没有经济增长),和平持续的时间可能就不足以把风险降低到不会爆发内战的程度,国家就会滑向内战。现实基本上就是如此:不幸的国家在独立后不久便发生了战争,比如尼日利亚;还有一些国家在维持了多年和平之后还是垮了,比如因为一场政变而陷入动荡的科特迪瓦,还有尼泊尔,那里的反叛者面对的是一个手足相残的王室。这些国家都生活在危险中。如果是在一个经济上较为成功的国家,执政者就算有什么品格缺陷和错误,也会被忽视,但在这些国家,这两种因素一旦结合在一起,就迟早会酿成叛乱。你可以把这些品格与错误称为叛乱的“原因”。我认为,在这样脆弱不堪的社会里,避免这种诱发内战的因素通常比发展经济更为困难,所以劝说这样一个脆弱社会里的每个人彼此以礼相待、举止得体也不失为一种值得追求的目标。但是,更加直接的解决方案可能是让这个社会变得不那么脆弱,也就是要发展经济。我们会在第四部分展开讨论,如何帮助这些国家做到这一点。

一旦战争爆发,经济上的损害会让和平时期实现的经济增长化为乌有。更糟糕的是,即使不考虑经济上的损失,战争恶化的风险也会急速上升。内战会留下一种遗产:有组织的杀戮。这种遗产是很难被根除的。对作奸犯科之人来说,暴力与敲诈勒索有利可图。杀戮是他们唯一知晓的谋生之道。我都有枪了,我还用去干别的事吗?我的一位研究生菲尔·基利科特(Phil Killicoat)目前正在收集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在世界各地的逐年价格。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对叛乱分子而言是名副其实的首选武器。这种数据运用上的创新将为研究冲突的工作做出真正的贡献。这并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所以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做到这一点,好在基利科特脑子活点子多。目前他的研究得到的模式似乎是,枪支在冲突期间会变便宜,因为官方与半官方渠道会进口大量枪支,其中一部分会流入黑市。于是,冲突的遗产还有廉价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

安克·赫夫勒与我研究了冲突后社会的犯罪率。犯罪是一个难以准确评估的现象:各国对犯罪的定义不同,漏报少报犯罪行为的程度也不相同。因此,我们决定使用谋杀率来表现总体的暴力犯罪。杀人是定义最为明确的暴力犯罪,也可能被报道记录得最好。我们发现,政治和平并不会带来社会安定。政治斗争结束后,随之而来的是杀人案件的大爆炸。这想必是暴力犯罪整体激增的冰山一角。再加上互不信任和对暴行的指责,难怪典型的冲突后国家只有50%的可能性和平度过第一个十年。事实上,在所有的内战中,有一半是在冲突之后再次爆发的。

像刚果民主共和国(前扎伊尔)这样的国家,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仅仅是恢复到其1960年的收入水平,就得大约半个世纪的和平时间。不幸的是,因为收入低、增长缓慢、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和存在着战乱冲突的历史,该国连续50年保持和平态势的可能微乎其微。除非我们采取一些措施,否则这个国家无论改头换面多少次,都还是可能会困在冲突陷阱里难以脱身。

贫穷、经济停滞、对初级产品的依赖——这些特征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是的,它们是最底层的10亿人所特有的。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相关国家都陷入了冲突陷阱,但它们很容易深陷其中。事实上,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体系的基本构成部分。冲突的风险因经济特征而异,经济特征也同样会受到冲突的影响。我们可将这样的互动关系构建为一个模型,以一种程序化的方式来预测冲突的发生概率可能演变的方式。我与挪威年轻的政治学家哈瓦德·赫格雷(Harvard Hegre)联手建立了一个这样的模型。模型中的世界从1960年开始,由三类不同的国家组成:富裕国家、最底层的10亿人所在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然后我们观察有多少个国家陷入了冲突。预测的依据是我与安克分析出来的那些风险,以及从过去40年的经验推断出的关于经济增长表现的假设。我们预测了直到2020年之前(甚至有点异想天开地预测了直到2050年之前)的冲突发生率。富裕国家发生内战的风险非常低,即使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没有一个国家陷入困境。少数发展中国家会发生内战,这些暂时脱轨——例如哥伦比亚或黎巴嫩这样的国家——不属于最底层的10亿人所在的国家,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走了霉运。陷入内战的大部分国家是最底层那10亿人的国家。这些国家周期性地恢复和平,但经常又会陷入冲突。这个模型无法预测哪些国家将会陷入冲突,但它预测得出的全球冲突发生概率的演变趋势令人沮丧。到2020年,世界会比今天富裕得多;到2050年,世界会富裕得令人难以置信:大多数国家都会成为发达国家。但是发生内战的概率下降得不多,因为大多数的内战爆发于最底层的10亿人所在的少数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很慢。我们的模型基于对贫穷、经济停滞与冲突之间的关系,量化了最底层的10亿人所在的国家增长进程失败的严峻影响。

政变

在最底层那10亿人所在的国家,叛乱不是政府面临的暴力和非法挑战的唯一形式。比起叛乱,许多政府更容易受到政变的威胁。你或许认为政变已经绝迹;你对政变的印象很可能还停留在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某个将军的故事上。这样的印象有一定道理,因为现在政变已经过时了,在最底层的10亿人之外,政变已经十分罕见。但在最底层的10亿人中,政变仍然普遍得令人沮丧。截至2006年12月,最近一次成功的政变发生在两周以前的斐济。政变不似内战那样具有灾难性。如果套用关于地震的常用新闻标题,这一事件可能被报道为“斐济发生小规模政变,伤亡较轻”。但政变并不是更换政府的良好方式。众所周知,政变引发的政治动荡不利于经济发展。那么,是什么导致了政变呢?

我们借用了一位美国政治科学家的数据,他仔细翻阅数千页的报纸,总结了一份全面的清单,列出了非洲所有被报道的政变图谋、未遂的政变与成功的政变,我们还找到了世界其他地区成功政变的数据。我们大体沿用了我们研究内战时采用的方法。我要补充一点:我们关于内战的研究成果已经发表了,而且经过了学术审查,但我们关于政变的研究是最新的,迄今为止只在几次会议上报告过。不过,我有十足的信心认为这些成果足以成功描述政变。而且,我们的发现也让我们感到惊讶。

我们的研究表明,国家易于发生政变的原因与它们易于发生内战的原因非常相似。两大风险因素是低收入与低增长,与内战的风险因素完全相同。在非洲,一个有着单一庞大族群的社会(我们称之为“族群主导地位”)也面临着更大的政变风险,就和内战的情况一样。而且,不仅冲突会成为陷阱,政变也会成为陷阱,这同样是本书的关键论点。一个国家一旦发生了政变,它就更有可能发生更多政变。政变与叛乱最大的区别在于,自然资源因素对政变来说似乎没有那么重要。原因可能是,要发动叛乱,你得有一个持续的资金来源,以购买枪支与维持部队,而通过自然资源获利,可以确保叛乱的资金支持。但是,发动一场政变并不需要任何资金支持,因为你用来反对政府的军队本来就是政府出资维持的。

因为非洲是低收入与缓慢增长的重灾区,所以也变成了政变的重灾区。但是,除了这些风险因素以外,并不存在什么“非洲效应”。非洲不会因为它是非洲而发生更多政变,是贫穷导致政变频发,也是贫穷导致内战频发。非洲变得越来越容易发生内战,是因为经济表现恶化,而不是因为它是非洲。几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加纳的前副总统坐在我旁边。他说他很高兴受邀前来参加会议,因为这次邀请,他才被从监狱中放了出来。他是因一场政变而入狱的,所以我们聊了聊那次政变。他告诉我,政府对于政变的发生毫无准备,政变完全是出人意料的。我说当然不是,政变是很常见的。他解释了为什么政府认为自身是安全的:“我们掌权的时候,国家已经穷到没有什么可窃取的了。”

因为在非洲,政变的风险非常之高且普遍存在,所以政府无疑很害怕自己的军队。理论上,军队的作用是保卫政府。可实际上,军队往往是政府最大的威胁。我将在第九章再来谈军事这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问题对八国集团的政策很重要

战争、政变使低收入国家无法实现经济增长,从而让它们难以摆脱对于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由于一直处在贫穷、经济停滞和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状态,它们很容易发生政变、战争。战争和政变相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使历史不断重演。

这些情形产生的代价主要不是由造成这些后果的人来承担的。战争带来的损失超越了战争的时间和地理界限。这些损失不仅使经历战火的国家陷入困境,还会拖累整个区域的发展。

如果内战与政变的发生可以简单地通过良好的国内政治设计(比如民主权利)得到避免,那么和平主要就会是一个国家内部应该承担的责任。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有理由认为,和平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公民自己争取来的,而不是我们这些外来者要积极关注的事情。但是有证据表明,这种内部解决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且不考虑民主权利对这些人而言有多难落实,就算落实了,它也并不能降低内战和政变的风险。一个低收入社会,一旦没有经济增长,就会面临难以遏制的风险。我不想说这里面只有经济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经济的增长,实现与维持和平便会困难得多。而在最底层那10亿人的社会里,经济确确实实是停滞不前的。所以,冲破冲突陷阱与政变陷阱的重任,并不是这些社会靠一己之力就可以完成的。


*Irish Republican Army,1919年成立的爱尔兰民族主义武装组织,为实现爱尔兰岛的南北统一而从事暴力反抗活动,被多国视为恐怖组织。

Tamil Tigers,活动于斯里兰卡的民族主义武装组织,旨在该国东北部建立一个独立的泰米尔民族国家,从事自杀式炸弹袭击等活动反抗斯里兰卡政府,被多国视为恐怖组织。2009年被斯里兰卡政府军消灭。

Kosovo Liberation Army,20世纪末由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人建立的武装组织,旨在将科索沃从南斯拉夫与塞尔维亚独立出来,建立一个统一的阿尔巴尼亚民族国家,被部分国家和机构视为恐怖组织。

§相传起源于俄国的一种赌博形式。参与者在六发左轮手枪里装入一颗子弹并旋转弹巢,将枪口顶在自己或另一位参与者的头上或身上,随即扣动扳机,根据枪是否响决定输赢。这种赌博因为可能致人死亡而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