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同题集咏是建安时代就开始在诗社和文人集团中慢慢发展起来的一种群集唱和方式，具有悠久的历史。它是伴随中国文论的成熟，伴随文人群体意识的加强而出现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魏晋六朝是萌芽阶段，唐宋是发展阶段，元代是成熟阶段。唐宋以来，随着科举制度的实行，文人群集唱和越发频密，同题集咏作为唱和形式之一也偶有出现，然而其大规模集中地被文人唱和采用，则始自元初。
同题集咏在元初大规模地出现，有元一代出现的同题集咏数量呈几何级增长，初步统计至少有900次，动则几十人、上百人的同题集咏在元代并不新鲜，渗透到送别、纪行、叙事、咏事、咏物、咏史、题画、雅集、诗社等方方面面，充分彰显了同题集咏的巨大影响力。
同题集咏是元诗的标志，参与人数众多，在诗歌史上是罕见的现象。元诗同题集咏是元代特殊政治制度和时代士风的产物，深深影响着元诗深层次的结构，改变了元诗的总体风貌，对于元诗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元代大部分同题集咏都是自觉产生的，是元代诗人群体意识增强的表现。同题集咏已经取代了宋代的分韵赋诗，成为元代最主要的唱和形式，研究元诗根本无法绕开同题集咏。
同题集咏使得元诗无处不在，将诗歌拉向下层民众，提高了元诗的影响力。无论是次数还是规模，元诗同题集咏都是非常活跃的，在元代有巨大生命力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同题集咏的意义在于给这些不知名的，包括少数民族诗人存诗以存史，打上了民族大融合时期的印记。从保存文献的角度来看，元诗同题集咏的意义重大，有1700多人通过参与同题集咏而得以保存了一首或几首诗歌。元诗在同题集咏中走向普及化，丰富了元诗的文化内涵，同题集咏顺应时代需求，发挥了儒家诗教应有的“群”的功能，体现出丰富的诗学意义。
元诗已经不属于一个人或几个人，而属于一个群体。元代诗人喜欢同题集咏，群体性的意识很强，远远超越唐宋时期。借助同题集咏，元诗牵动了社会不同层面人群去关注社会热点话题，在同题集咏中形成一种指向性话语，直接影响当时的社会道德舆论——宣扬一种社会道德，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促使人们自觉遵守伦理道德。
同题集咏是元代绘画家切磋画艺、提高艺术水平、增进情感的主要方式。同题集咏是普通士人建构其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方式，进而成为士人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交往方式。同题集咏联系着各阶层的士人，把不同兴趣、不同文化修养的人拉进同一个文化圈内，通过参与同一个主题的题咏，增进了友谊，提高了精神境界。
元诗同题集咏经历了元初遗民群体、元中期馆阁文人群体、元末隐士群体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同题集咏的作用与目的并不相同，但是这三个阶段的同题集咏是一脉相承的。元诗同题集咏参与元王朝的政治秩序构建，集中体现了元诗同题集咏的社会功能。元诗不同类型的同题集咏目的并不一样，所以元诗同题集咏是多层次、多角度的，同题集咏的意义也是多元的。
元诗同题集咏已经社会化、群体化。大量的同题集咏中出现了许多少数民族、僧人、道士、女子等诗人群体，同题集咏打破了民族、种族、地域、时空、宗教、性别的差异，呈现出融合性和多元性的特点。
同题集咏对于大一统下多民族交际圈的迅速融合功不可没，元诗在同题集咏中走进了民间。同题集咏在元代形成了一股时代潮流，成为一种士风，关乎道德伦理、情趣友谊、民族融合、文学运动，涉及元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是同题集咏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时代风气使然。
同题集咏无形中改变了元代文人群体的结构模式，不固定、随机组合的模式更具有灵活性，把不同民族、不同身份的人纳入同一个文化圈，用同题集咏消除群体间的隔膜，这种结构模式改变着元诗的风格，在元诗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同题集咏的概念及研究现状
何谓同题集咏呢？同题集咏就是同题群咏，由“同题”和“集咏”两部分子概念组成。“同题”要求题目可以相同，也可以略有差异，但是主题必须相同，“集咏”意味着参与同题唱和的人数较多，“集”的含义是群体、集体的意思，而不是集会的意思，参与同题赋诗的人数相对较多，这是“集咏”的含义。
同题集咏可以分为共时和历时两种情况，共时同题集咏指人数较多的诗人群体同时同地或同时异地而共作；历时同题集咏是指人数较多的诗人在同一主题事件的影响下持续一段时间之内共作同一题目的现象。元诗同题集咏中历时同题集咏占据多数。
按用韵则可以分为同题分韵集咏、同题同韵集咏、同题不限韵集咏等。
同题集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同题集咏是指同一个文化圈内的诗题，只要诗人吟咏的是同一题材即可。而狭义的同题集咏是指在唱和中对同一诗题、诗体、题材、事件作出约定的命题式创作，它与分韵、次韵、联句等形式不同。
同题集咏的群体意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如东晋“兰亭会”，到了唐代科举考试采取同题赋诗，竞争是主要目的，对元代同题集咏概念的形成至关重要。唐代白居易等九老会，宋代苏轼等西园雅集，都属于广义同题集咏的范畴。这一时期已经具备“集咏”的内涵，很多文人参与其中，“同题”的内涵也具备了，同一主题是明确的。
到了元代，同题集咏内涵逐渐丰富，概念也渐渐清晰，元初月泉吟社等诗社，明确规定用同一个题目集体赋诗，以比拼才气，分出优劣。同题集咏逐渐走向清晰化，元人爱群体集咏，喜欢群体集咏同一个题目，元人大量参与同题群咏，丰富了同题集咏的内涵，相关文献呼之欲出。
元人自己对元诗同题集咏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在元人文献中多次提到“集咏”的概念，这是元人群体活动的频繁、群体意识高涨的体现。
玉山雅集诗人岳榆在同题集咏之后，在序中说：“同集者袁子英、卢公武、范君本。”(1)元人顾瑛在同题集咏之后也说：“雪坡太守饯别浙江亭，同集者蔡君行简、钟侯声远、孙君用和，赋此奉谢。”(2)
这里玉山雅集诗人在他们同题集咏作序中用了“同集”一词来形容此次活动，同题集咏简称就是“同集”，元人对同题集咏的名称有了一个准确的表述。元中期诗人范梈已经采用了“集咏”的概念，有《秋日集咏奉和潘李二使君浦编修诸公十韵》一诗。由此可见，同题集咏概念的采用完全来自元人自己的表述，他们的诗文唱和已经广泛采用同题集咏的形式，是元人自己认可的概念，所以说“同题集咏”的概念是符合元诗实际情况的，它准确地概括了元诗的风貌特征，超越了其他唱和形式，成为元代最主要的唱和形式。
基于元代诗人对元代诗坛的认知，杨镰先生在《元诗史》中明确提出“同题集咏”的概念，杨镰先生说：“元诗史的重要特征——同题集咏，使诗成为社会生活相当有活力的组成部分。这种形式在宋初并不常见，但元初它确实成为诗歌社会化的体现。”(3)
“同题集咏”的概念目前已经成为学界广泛认同的研究元诗的学术用语，如左东岭先生说：“从元代诗坛的主流形态看，结社分韵赋诗与同题集咏成为当时最为主要的两种创作方式。”(4)曾莹说：“就元代诗歌的实际而言，同题集咏的现象非常普遍，无论是元初、元中，还是元末，它都存在着，也发展着，是元诗的一个显著特色。玉山雅集则可谓元代同题集咏的一个典型案例。”(5)张洲说：“同题集咏在元代成为一种文学风尚。”(6)邱江宁说：“元诗的同题集咏现象却非常突出，引人注目，的确较为切实地反映了元诗创作的基本风貌，成为元诗创作的一大特色。”(7)
本书研究的同题集咏是指狭义的同题集咏。杨镰先生在《元诗史》中为我们简单介绍了元代同题集咏的概貌，杨镰先生指的同题集咏是指广义的同题集咏，他说：“元诗的一个特点是：社会人群（相识也罢，不相识也罢，甚至毫无干涉、南北隔绝），因赋咏同一个题目，而纳入一个共同的文化圈，这，就是诗人的同题集咏。”(8)
从同题集咏角度系统研究元诗，本书是第一次，研究意义重大。
二、同题集咏发展概述
（一）萌芽阶段（魏晋六朝）
同题集咏是从建安时代开始在诗社和文人集团中慢慢发展起来的一种群集唱和方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分题、分韵、联句、和韵、次韵、应制、奉和、同韵具有相似的发展背景。自魏晋六朝以来，文人群体化开始显著出现，文人交往日益频繁，文人集团出现了。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9)“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10)指出了随着时代的推移，文体会发生变化，同样道理，文人群集方式也会随着交际的扩大、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他在《通变篇》里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11)指出了变化是有周期的，只有变化才能持久有生命力。诗歌在成熟以后逐渐成为群体交流感情、表达立场、同声相求的重要手段，《诗经》时代的文学理念随着时代发展进一步得到彰显，孔子提倡的“诗可以群”的社会功能得到发扬。
同题集咏成为诗人们交流情感的主要群集方式，并在交往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新的集咏方式不断呈现，这些集咏方式功能各不相同，它们之间是有交集的，异中有同。它们萌芽在先秦时代，在六朝时期逐渐成熟起来，都带有集体性，以交流为主要目的，起到协调规范群体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作用，更好地维护了社会秩序，加深了群体成员的感情，从而达到和谐状态。
政治性或娱乐性是这些集咏抒情方式的主要差别，同题集咏是伴随雅集、诗社的成熟而达到发展顶峰的，同声相求以产生共鸣或进行比较、寻找差异以增强竞争意识是同题集咏主要的特点。同题集咏有时具有政治功能，也可以满足娱乐需求，严肃的主题或者娱乐性主题都适合用同题集咏表达，而分题分韵、和韵、次韵往往适合娱乐性功能较强的群体活动。
虽然同题集咏有别于其他集咏方式，但同时与其他集咏方式有交集，同题可以与其他集咏方式相结合。如同题与奉和、应制结合为同题集咏，三国时代曹魏邺下文人集团，由于三曹好诗，曾命文人集会赋诗，但是没有明确标有应制或奉和同题集咏诗的记载。
六朝梁武帝、梁元帝、简文帝都爱好诗歌，虽然有应制诗出现，多次命群臣赋诗，但规模不大，没有记载成规模的奉和应制同题集咏。
帝王喜好诗歌、参与其中是这种形式的同题集咏出现的必要条件，这种形式的同题集咏最早形成规模是在隋朝。《奉和御制月夜观星示百僚》有诸葛颖、袁庆、虞世南、萧琮四人参与同题集咏奉和(12)。《奉和出颍至淮应制》有诸葛颖、蔡允恭、弘执恭、虞世南参与应制(13)。隋代朝代短命，同题集咏出现次数很少。然而在初盛唐这种奉和或应制同题集咏却出现了50多次，参与人数、次数均明显增多，这与帝王喜好诗文不无关系。唐帝王、皇后均能诗，太宗、高宗、玄宗、中宗、肃宗、文宗、德宗、宣宗、昭宗、文德皇后、则天皇后等都善诗，每有宴会宫事皆赋诗吟咏，往往令侍从文臣奉和或应制，促进了宫廷诗的发展兴盛。宴会宫事多，交流的机会增多，促使诗歌成为交际工具，促进了同题集咏的发展，很好地发挥了“诗可以群”的功能，达到了一定的政治目的，从而实现文道合一。
宋之问：“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衣之。”李行言：“中宗时，为给事中。能唱步虚歌，帝七月七日御两仪殿会宴，帝命为之。”(14)“凡天子飨会游豫，唯宰相、直学士得从，春幸梨园并渭水祓除，则赐柳圈辟疠；夏宴蒲萄园，赐朱缨；秋登慈恩浮图，献菊花酒称寿；冬幸新丰，历白鹿观，上骊山，赐浴汤池，给香兰粉泽。从行给翔麟马，品官黄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钦慕。”(15)宴饮交游的频繁，为同题集咏创造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初盛唐同题集咏多为奉和、应制同题集咏，不是自觉的同题集咏。
例如盛唐时期为贺知章还乡，馆阁文臣所做的应制同题集咏诗《送贺秘监归会稽应制》达38人，“既行，帝赐诗，皇太子百官饯送”(16)，“御制诗以赠行，皇太子已下咸就执别”(17)。《奉和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应制》参与文臣达22人，《奉和圣制送张尚书巡边》有20人参与同题集咏，《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屠应制》参与者23人，《侍宴安乐公主山庄应制》有15人参与同题集咏，《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有12人参与同题集咏。这都说明盛世需要用合适的方式协调群臣与君王的关系，以达到和谐的政治目的，同题集咏成为首要群集抒情方式以表达严肃的政治需要，是时代的必然选择。但这不是成熟的同题集咏，因为它是奉命而作，成熟的同题集咏是在自觉意识中形成的，但对于成熟同题集咏广泛出现是有促进作用的。
同题集咏可以与分韵相结合，成为同题分韵集咏。分韵始于梁，《南史》记载梁武帝为曹景宗凯旋而归，用众人挑剩下的“竟”“病”二韵写成五言四句诗一首，获得好评。分韵是在沈约等发明“永明体”四声韵以后才出现的，同题分韵集咏最早出现在陈朝，陈叔宝《七夕宴玄圃各赋五韵诗》座有顾野王、陆琢、姚察等四人，《七夕宴乐修殿各赋六韵》座有张式、陆琼、褚介、王琼、傅纬、陆瑜、姚察、陈叔宝，《七夕宴重咏牛女各为五韵诗》座有刘肒、安远侯方华、张式、陆琼、顾野王、褚玠、谢伸、周燮、傅纬、陆瑜、柳庄、王瑳等13人(18)，这种同题分韵集咏后世大量存在。
唐代同题分韵集咏应用已经成熟，如《中秋夜锦楼望月》武元衡、《同前得清字》王良会、《同前得浓字》柳公绰、《同前得苍字》张正壹、《同前得来字》徐放、《同前得前字秋字二篇》崔备(19)。
唐初出现了同题、奉和与分韵相结合的同题集咏，如《奉和圣制送赴集贤院》赋得辉字，张说；《同题》赋得迎字，源乾曜；《同题》赋得升字，裴漼；《同题》赋得兹字，苏颋；《同题》赋得西字，韦抗；《同题》赋得谟字，贺知章；《同题》赋得迥字，程行谌；《同题》赋得虚字，徐坚；《同题》赋得催字，李暠；《同题》赋得登字，萧嵩；《同题》赋得私字，李元纮；《同题》赋得谟字，贺知章；《同题》赋得令字，陆坚；《同题》赋得宾字，刘昇；《同题》赋得风字，褚琇；《同题》赋得筵字，王翰；《同题》赋得莲字，赵冬曦；《同题》赋得华字，韦述(20)。
同题可以与联句结合成为同题联句集咏，前提是每位诗人必须在同一个题目下做出四句诗，然后连起来成为极长的诗歌。在清末民国诗社中就大量存在这种情况，哲园吟社、清溪秭园社都是每人四句的同题联句集咏。
这些形式的结合使得同题集咏形式多种多样，适应了同题集咏发展的要求，满足了群体之间交流互动的需要，达到了文人群体集会的目的，是群体意识自觉选择的抒情结构形式，更加方便了群体成员的情感交流，使得他们更容易在争胜中产生共鸣。
同题并不都是同题集咏，有些同题属于偶然重合，不具备集咏的目的，如上古时期歌谣里就有同题现象，如《龙蛇歌》4首同题全为四言诗(21)，《琴歌》有3首(22)。同题是同题集咏的必要条件，在文学史上先有同题出现，经过漫长的时间，随着文人群体活动范围的扩大、群体意识的增强，才出现了同题集咏。
到了汉代，出现了很多同题乐府诗，这些虽然同题，但是不属于同题集咏。同题集咏是以群体交流为目的，通过共咏同一个题目达到和谐状态，是同一环境下的有目的的集体行为，题目本身具有一定现实意义。上古歌谣的同题歌与后世同题集咏相去甚远，属于歌，以歌唱为目的，不以交流为目的，不在同一环境下创作，是广大人民自觉的创作。汉乐府也是群众集体创作，题目本身是劳动中产生的，成为固定的题目，不具有新的内涵，文人创作乐府诗借题发挥，属于因袭乐府旧题，乐府旧题逐渐成为一种程式化的题目，逐渐失去原有的文化内涵，汉代到唐代文人都有大量的乐府诗创作，但这些都不属于同题集咏。
僧人们咏诗惯用题目《偈》，这是一种程式化的表达习惯，题目本身没有文化内涵，不具备集咏的要素，不属于同题集咏。另外不在同一环境下创作的同题诗，虽然同咏相同的物也不属于同题集咏。海棠、兰、石榴、菊花、牡丹、竹子等都是历代文人咏物的热点，不在同一环境下的同题诗歌不属于同题集咏，例如题目都叫《咏梅》，北宋林逋、南宋朱熹、元代冯子振、元代王冕等很多诗人都有咏梅诗，但是不处于同一个环境下创作，且不具有交流性、切磋性，不具备集体意义，属于个人独唱，以自娱自乐为目的，所以不属于同题集咏。
大多数同题集咏属于同题不限韵集咏，这种同题集咏比起同韵与分韵难度相对低些，同题同韵的难度最大，因为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就可以不自觉地进行比较，很容易看出优劣，但最容易引起群体共鸣，因为诗歌的音乐性节奏一致，如北宋初年杨亿、刘筠、钱惟演等15人进行了47次同题同韵集咏（不是每次人员都到齐参与），可谓同声相和的典范。
同题集咏是一种维护人际关系的手段，伴随文人集团、文学流派、雅集、诗社的发展而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同题集咏成熟的标准是诗歌发挥了“诗可以群”的功能，是文人群体自发组织形成的集咏唱和。元初以月泉吟社为首的诗歌同题集咏的出现代表了同题集咏已经完全成熟，月泉吟社登上了同题集咏的最高峰，无论是参与人数还是对后世的影响都是独一无二的，是一个成功的诗社，没有哪个诗社具有如此的影响力。
元前诗社没有完全成熟，西晋石崇等人的金谷园集会、东晋王羲之等人的兰亭会、唐代香山九老会、北宋元丰五年（1082）的洛阳耆英会、北宋苏轼等人的西园雅集等文人团体，在组织结构等方面没有成熟，随意性较大。而元初诗社有固定的社约和主持人，有统一的诗题。元初诗社众多，“胜国季年，东南士人有力之家最重诗社，聘有诗名者为主，试如科举之法，今行世者，如月泉吟社集其一也”(23)。宋亡后，元初诗社迅速建立起来，有清吟社、白云社、孤山社、武林社、武林九友会、西湖社、月泉吟社、越中诗社、山阴诗社、汐社等，南宋末年只有西湖社和西湖吟社。
元初文人群体意识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群体性交流互动规模空前，文人结社唱和十分活跃，这些诗社多为遗民诗社，带有强烈的政治性，结社的目的性极强，出于表达亡国之悲、保持民族气节和互相激励的需要，诗成了他们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这些诗社比起前代诗社，在组织方面更加规范，已经达到成熟化。有人组织，采用同题集咏方式同咏一个主题，参与人数规模空前，创造了历史，掀起了一次次民族大合唱，抒发了强烈的兴亡之痛和故国之思，某种意义上说是同题集咏的诗歌功能得到彰显的有力证据，客观上证明了同题集社方式的科学性。
同题集咏是伴随文人交际圈的扩大，由于群体的需要而产生的，是先秦诗学文论的彰显，能很好地为社会服务，体现了“诗可以群”的功能。《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可以群”是儒家诗学观的核心命题，孔子把诗看作达“仁”维“礼”的重要手段，重视的是它的社会功能。《礼记·孔子闲居》孔子说“诗之所至，礼亦至焉”，《论语·颜渊》“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强调了诗歌群的功能，使诗歌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儒家强调“士”具有担当家国的重任，“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的社会责任感是通过学习诗歌达到这一目的的。
而月泉吟社同题集咏很好地诠释了“诗可以群”在元初动荡时代的社会功能。这是元初同题集咏短时间内集中出现的原因，也是月泉吟社同题集咏成功的原因。月泉吟社同题集咏也很好地诠释了“诗可以怨”“诗可以兴”的功能，《春日田园题意》：“此题要就春日田园上做出杂兴，却不是要将杂兴二字体贴，只为时文气习未除，故多不体认得此题之趣，识者当自知。”(24)这种命题模式与唐代科举的做法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所以说月泉吟社同题集咏借鉴了唐代科举的模式，是有意的模仿，同题集咏符合遗民心理需求，引起他们文化价值的心理认同，这是其他群咏方式无法做到的。
最早的同题集咏出现在曹魏邺下文人集团笔下，随着五言诗的成熟，随着文人交往的需要，在群体意识增强的形势下，同题集咏终于形成了，并促进了文学流派的形成，如王粲《公宴诗》、陈琳《宴会诗》、阮瑀《公宴诗》、应玚《公宴诗》、刘桢《公宴诗》、曹植《公宴诗》(25)。建安七子除孔融外的一次同题集咏之作有应制的性质，但是没有在题目中明确出现应制，所以不能定义为最早的应制同题集咏，只能算最早的同题集咏。
齐梁年间，随着咏物诗大放光彩，也出现了同题咏物集咏。同题集咏促进了咏物诗的发展，反之咏物诗的成熟对同题集咏的成熟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帝王好诗对于同题集咏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梁代出现了《咏雪》的同题集咏，有吴均、裴子野、何逊、徐陵(26)。《咏风》有梁代简文帝、沈约、刘孝绰、王台卿、庾肩吾、何逊、祖孙登、阮卓(27)。这是伴随着咏物诗的成熟而出现的同题集咏。魏晋六朝帝王好诗，客观上推动了同题集咏的发展。“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于时武帝每有所临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之善者赐以金帛。是以缙绅之士，咸知自励”(28)。
同题集咏的形成需要一个文学交流的平台即文学场，文人处于同一环境下，方可交流切磋以产生共鸣。而帝王好文学，恰恰为文人群体提供了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29)，“太建二年，太子释奠于太学，宫臣并赋诗，命瑜为序，文甚瞻丽”(30)，“隋文帝夙闻其名，遣河东薛道衡、琅邪颜之推等与卓谈宴赋诗，赐遗加礼”(31)。
此外，文人群体交往的增多也促进了同题集咏的发展，徐伯阳：“太建初，与中记室李爽、记室张正见、左户郎贺彻、学士阮卓、黄门郎萧诠、三公郎王由礼、处士马枢、记室祖孙登、比部郎贺循、长史刘删等为文会友，后有蔡凝、刘助、陈暄、孔范亦预焉，皆一时士也。游宴赋诗，动成卷轴。”(32)这些文人群体活动的频繁促进了交流，带动了同题集咏的发展。
西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富商石崇组织了文学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人雅集金谷园集会，参与者30人，具体吟咏方式不得而知，但有潘岳《金谷会诗》《金谷集作诗》(33)，有杜育《金谷诗》(34)，可见金谷园集会应该采用的是同题集咏，这次集咏对后世雅集有着重要影响，以至于晚唐文人群体以《金谷园》为题进行了一次同题集咏：《金谷园》杜牧、刘义、苏拯、曹松、胡曾、王质、许浑、李咸用、张继(35)，《金谷园怀古》邵谒、陈通方，《金谷园歌》韦应物，《金谷园》许浑(36)，可见金谷园集会在诗人心中的影响力。
金谷园集会对东晋王羲之兰亭会有着重要的影响，王羲之“或以潘岳金谷诗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闻而甚喜”(37)。永和九年（365）的兰亭会是一次同题集咏，有42人参与，“一十一人诗成两篇，一十五人诗成一篇，一十六人诗不成，各罚酒三觥”(38)，兰亭会在春日里集会，寄情山水，借物感兴，在大自然中感悟人生真谛，兰亭会诗题没有规定，后人定为《兰亭诗》，但是主题一致，即畅游山水，领略春光中的生命意义。这不是成熟的同题集咏，是早期文人雅集发展史上一次模拟演练，具有同题集咏的雏形，对后世同题集咏的成熟具有重要的意义，影响了唐代香山九老会，而香山九老会又影响了北宋洛阳耆英会，一直到元代末期刘仁本模仿兰亭会而发起的续兰亭会，连参加人数都与兰亭会保持一致——42人，并且把兰亭会16位没有做出的诗补出来了，并写下了序。续兰亭会也是采用的同题集咏，都可以见到王羲之兰亭会的影响。王羲之兰亭会不算成熟的同题集咏，但是对元初月泉吟社同题集咏的成熟起到了引领作用，是月泉吟社同题集咏的必经阶段。
诗人之间通过同题集咏，感情得以交流并得以升华，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畅物抒情，在春光中感悟大自然生命的真谛，寄情山水，托物感兴，主题一致。“游目聘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亦足以畅叙幽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39)。这次非正规的同题集咏为后世诗社雅集同题集咏的发展成熟奠定了基础，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所以说元初诗社尤其是月泉吟社同题集咏是在历代文人集会的基础上获得成功的。兰亭会属于娱乐性质的雅集，“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40)，而月泉吟社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但是都实践了“诗可以兴”“诗可以群”的功能。
文人大型聚会，无论是雅集还是诗社，采用最多的集咏方式就是同题集咏，唐代中期白居易等参加的香山九老会，北宋文彦博组织的洛阳耆英会，乃至元初诗社都采用同题集咏的方式集会，这是因为同题集咏最能发挥“诗可以群”的功能，易于引起情感的共鸣。
魏晋南北朝隋朝同题集咏
魏晋南北朝隋代出现的同题集咏并不多，除了兰亭会以外，每次规模不过10人，次数也没几次，兰亭会诗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同题集咏，没有题目，任情发挥，说明同题集咏在此阶段处于起步发展阶段。
（二）发展阶段（唐宋）
唐代同题集咏规模和次数都是一大飞跃，唐代有了比较成熟的同题集咏，初盛唐出现了57次奉命同题集咏，是同题集咏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盛唐时期出现了成熟的同题集咏。同题集咏成熟的标志是群体的自觉意识成熟，而不是奉命而作。盛唐时期文人群体意识达到高度自觉，没有帝王参与的情况下，文人自己组织出游，进行自觉的同题集咏，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同题集咏。杜甫、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同游长安大雁塔(41)，同声相和，意气相投，不带有任何政治意味，共同写下了《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的诗，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却具有重要意义。盛唐时期王之涣、马戴、殷尧藩、张乔、李益、畅当同游《登鹳雀楼》，进行了一次自发的以《登鹳雀楼》为题的同题集咏，以王之涣的作品为佳。本身这次同题集咏具有了比较高低的意味，研磋技艺，交流情感，对元初同题集咏的高峰出现不无影响。另有盛唐时期王维与王缙、裴迪同咏《辋川别业》(42)，王维与王昌龄、裴迪、王缙同咏《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43)。
可以说这些都是文人自发的同题集咏，出现时间较早，是没有帝王参与的情况下，文人群体出于感情的需要，自觉形成的同题集咏，意义重大。
以上基本上涵盖了唐代同题集咏的情况，唐代至少有155次同题集咏(44)，次数不可谓不多，说明了同题集咏在唐代已经是文人群体交流情感主要的群集方式之一，反映出文人群体意识的加强，“诗可以群”的功能得到彰显。奉和应制同题集咏达57次，贡院应试集咏达40次、咏物达24次，出游送别雅集达16次、咏史7次，文人同游诗、送别诗、咏物诗、咏史诗、雅集代表了唐代同题集咏的成熟，是文人群体自觉形成的。最大规模38人，20人1次、17人4次、15人1次、14人1次、11人1次、10人6次，其余都是10人以下，可见唐代同题集咏规模并不是很大，次数较六朝大大增加，是个质的飞跃。
晚唐咏史诗发达，出现了很多咏史和咏物同题集咏，如《苏小小墓》罗隐、权德与、张祜同咏。
晚唐咏史诗和咏物诗同题集咏
这些同题集咏属于文人自发创作的，题目都是即时创作，规模不是很大，但是次数不少，说明晚唐文人群体意识增强，诗人们互动交流频繁，在同题集咏发展史上意义重大，明显区别于唐前期大量的奉和、应制同题集咏，是文人群体意识自觉的表现。
宋代同题集咏在唐代成熟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完善，无论是同题集咏的次数和规模都比唐代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宋代的同题集咏次数至少在162次以上，其中西昆体同题集咏达47次之多，可见同题集咏在宋代非常活跃，和分题分韵一样是宋代人主要的群体集咏方式。《送程给事归越州》参与者达70人(45)、《大涤洞天题留》参与者达61人(46)、《送张无梦归天台山》参与者达32人(47)、《送梵才大师归天台》参与者达31人(48)。宋代的同题集咏比起唐代少了应制奉和的性质，基本上都是自发的同题集咏，而唐代奉命而做的同题集咏占据主要地位，这说明宋代文人群体意识比起唐代大大增强。
附录表二基本涵盖了宋代同题集咏的情况(49)，不排除遗漏的可能性，但从总数上讲略多于唐代，《全宋诗》中的宋遗民诗同题集咏应归为元代，因为都是宋亡以后入元的作品，理应属于元诗。与唐代不同的是，应命诗同题集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文人群体自发组织的同题集咏，宋代同题集咏基本属于自发组织的。宋代同题集咏的题材比起唐代大大增加，出游送别、雅集聚会、流连风月、祭祀、咏物都自觉采用同题集咏。
唐代应命同题集咏达57次，而宋代西昆派同题集咏达47次，六位文人许将、丰稷、孙（阙名）、吴师孟、杨怡、杜敏求，为成都转运司园十处景点《西园》《玉溪堂》《雪峰楼》《海棠轩》《月台》《翠锦亭》《潺玉亭》《茅庵》《水阁》《小亭》进行的10次同题集咏代表了宋诗同题集咏的高度自觉，“成都转运司园亭，故宅也，清旷幽静，随处皆有可乐者，辄为十诗，粗记领略以备他日遗忘，庶几读其诗，足以省忆仿佛云尔！”(50)
文人出游送别同题集咏也屡屡出现，上表里有13次送别同题集咏，其中为程给事归越州送行的文人达70人，《送张无梦归天台山》32人、《送樊才上人归天台》31人、《送梵才大师归天台》14人、《送僧归天宁万年禅院》10人、《送僧归护国寺》27人，送别同题集咏人数创造了历史，文人群体出游也成为风尚。《大涤洞天题留》达61人，《游洞霄》22人，《游洞霄宫》11人，同游题集咏达39次，有18人为《睢阳五老图》题诗，都是宋代著名诗人，洛阳耆英会和睢阳五老诗都是文人集团自发题咏，所以说宋代同题集咏基本上是自觉性的。20人以上的同题集咏有9次，最多一次达70人，10人以上次数达19次，比唐代大大增强，唐代20人以上才2次，最多一次才38人，其次就是20人，这代表了宋代同题集咏伴随着文人集团、诗社的成熟而走向成熟，同时也说明宋代文人群体意识比唐代显著增强。
这不能不说明宋代同题集咏的自觉意识高度成熟，这是唐代所没有的现象，“诗可以群”的观念进一步得到提升，诗歌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彰显，为元初同题集咏的集中出现及月泉吟社同题集咏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同题集咏从先秦到元代留下了清晰的发展轨迹，所以说元初月泉吟社同题集咏产生的巨大能量是历代同题集咏积累演变的必然结果。
辽代几乎没什么同题集咏，仅有一次，《玉石观音像唱和诗》由两个僧人发起，24人和诗。文人雅集、结社聚会不显著，与地处塞外、远离汉文化中心有关。而金代情况大大不同于辽代，金代地处中原，汉化较深，金代文人交往比辽代显著增加，使得同题集咏出现的机会大大增加。
金代同题集咏
金代同题集咏数量不多，规模也不大，最多一次17人参加，说明金代文人群体意识不强。
（三）高峰阶段（元代）
同题集咏的高峰期是元代，元代的同题集咏数量是最多的，同题集咏已经达到普及化、自觉化的程度，尤其是元初，月泉吟社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的同题集咏创造了历史，2000多人参加的遗民大合唱，对后世诗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登上了同题集咏发展史的顶峰，将“诗可以群”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元末杨维桢发起了120人参与的《西湖竹枝词》同题集咏，诗人来自各个阶层，同题集咏引发了众人的参与热情，使得诗歌从馆阁走向民间，《西湖竹枝词》同题集咏仍然可见元初遗民同题集咏的影子，这对于扩大诗歌的影响力，普及诗歌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元代文人出游送别、聚会无一不是同题集咏，是文人群体意识高度成熟的体现。至正年间拂郎国贡天马、至正二十四年（1364）的“静安八咏”、元世祖时期的胡氏杀虎救夫都是有影响力的同题集咏。具有元代特色的上京纪行诗、月氏王头饮器歌、岳飞墓和庙、各种特色的建筑物如大安阁、锤纶亭、长春宫等都引发了文人同题集咏。元代绘画发达，名家名画很多，温日观的葡萄、赵孟頫的马、柯九思的竹子、王冕的梅花、王振鹏的大明宫图、金明池图、大安阁图、朱德润的山水画都是元人同题集咏的热点。
同咏画像、同咏朝廷社会大事，元末文人相聚无一不是同题集咏。可以说元代是同题集咏运用最普遍、最自觉的时代，宋代是分题分韵的时代，唐代是联句的时代，元人把同题集咏运用到各个领域，这些与元初遗民同题集咏的大量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本书主要研究元代同题集咏的类别及意义，第一次将同题集咏作为元代诗歌唱和方式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同题集咏次数较多、规模较大，对元代诗歌风格、类型，诗歌的普及化、群体化，对于社会教化、道德规范，对于人际关系沟通，对于绘画艺术的普及提高，以及对于大一统下民族大融合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元初遗民群体、元中期馆阁群体、元末隐士群体都大量使用同题集咏的唱和方式，元代同题集咏超越了宋代的分题分韵和唐代的联句，成为元代最主要的唱和方式，渗透到绘画、书法、叙事、纪行、送别、咏物、咏史、文人诗社、元末雅集等各个领域，运用的广泛程度达到空前规模。同题集咏成为元诗的主要标志，将诗歌拉向下层百姓，提高了诗歌的普及程度，发挥了诗歌言志的功能，对于传播道德、弘扬价值观、规范道德理念、宣传社会舆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同题集咏成为元代诗社主要的唱和方式，是元初遗民群体在科举停滞的年代，自我安慰、证明自我存在、集体抗节的主要方式。同题集咏是元代画家切磋画艺、提高艺术水平、将诗画结合的主要途径。
同题集咏是元末雅集的主要唱和方式，是元末隐士群体志不获展时代自我安慰、诗酒人生的重要方式，在入仕不畅的年代，士人群体选择了归隐，同题集咏成为元末隐士群体保持人格理想、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形式，是元末战乱中文人群体雅集活动的延续，是元末文人生命存在的主要方式。同题集咏对于元诗贡献巨大，改变了元诗的风貌，对于大一统下多民族交际圈的迅速融合功不可没。
月泉吟社引领的同题集咏推动了元诗的繁荣，加强了文人群体的友谊，对于元代南北文人思想的融合、元代馆阁文风的形成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满足了元代民族大融合时期各民族交流情感的需要。“诗可以群”的社会功能在元代得到了最有力的彰显。同题集咏代替了结社的功能，满足了元代辽阔疆域下群体沟通的需要，对于多民族融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明清时期受到宋元同题集咏的影响也出现了很多同题集咏，限于篇幅暂不作统计列表。清末民国时期，同题集咏已经成为诗社群集的主要方式，正是元初月泉吟社等带给他们的影响。
总之，同题集咏是伴随文学理论的成熟、文人群体意识的加强而出现的，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魏晋六朝是萌芽阶段、唐宋是发展成熟阶段、元代是辉煌阶段，元代诗歌是同题集咏发展的最高峰，并对明清民国同题集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元诗同题集咏的研究意义
六朝、唐宋同题集咏偶尔出现，没有大规模出现，次数、人数、规模都极小，而且没有形成纪行送别群体赠诗。馆阁文人群体题画，诗社文人、隐士群体同咏一题的现象，多为分散性的，是个别现象、偶尔出现的情形，不属于常态诗群现象。只有元代同题集咏形成规模，类型繁多，涉及领域广，有赠别、绘画、重大事件、诗社、咏物、咏史等，参与人众多，在诗歌史上是罕见的现象。
同题集咏的大规模出现与元代社会政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是时代造就文学现象。元代同题集咏是元诗的特色，并对元代诗风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不只是诗歌技巧的比赛那么简单，不仅推动了诗歌的发展，扩大了诗歌的影响，还从元初遗民诗社的同题集咏开始，为元诗群体活动做出了范式，影响深远。
元初诗歌是同题集咏发展的最高峰，登上这一顶峰的无疑是月泉吟社，在古代文学史上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同题集咏是元诗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元代文人主要的唱和形式，从元初到元中期、元末，同题集咏一直活跃在遗民群体之间、馆阁文人群体之间、隐士群体之间，发挥着重要的社交功能，在元代不同时期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
元代同题集咏的题目几乎出自身边的一切诗料，是那个时代诗歌交流的一大特色，具有其他朝代无法替代的价值。参与人数众多，参与者来自各个阶层，有的同题集咏发生在草野乡间，有的同题集咏发生在馆阁文臣之间，有的同题集咏发生在文人与市民之间，有的同题集咏经历了整个元代乃至明代。这些集咏的出现对元代诗歌具有重要的影响，对于元诗的普及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扩大了诗歌的创作范围。参与人数众多，关注社会热点话题，提高了诗歌的影响力，代表着元代一种风尚。
元初、元中期和后期，由于时代环境的差异，每一次同题集咏都是有很大差异的，彰显了不同时代文化的内涵。文学反映政治，同题集咏是各阶层文人一次次的文学盛会，意义非凡。
同题集咏彰显了时代特色文化内涵，对于那个时代特别有影响的事件反复集咏，一和再和，时间跨度之长实属罕见。涉及民族情感的敏感事件，文人结合自身思想，反复题咏，对于促进社会风气、宣扬礼教有着重要作用，这些同题集咏很多直接被皇帝和高层利用，直接为政治服务。有些属于文人自发题咏，带有娱乐交流技艺的目的；有的带有遗民性质，借此同题集咏抒发亡国之恨和对先朝的怀念；有的模拟科举文人比武竞标，满足文人的才气比拼需要，次数之多、规模之大为历代之最，人们内心情感的激发通过集咏方式得以共鸣。为什么需要共鸣？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共鸣是历史性的，对于元诗的普及有积极意义。
(1) 岳榆《纪集诗序》，《玉山名胜集》，中华书局，2008年，第274页。
(2) 顾瑛《西湖梅约序》，《玉山名胜集》，中华书局，2008年，第702页。
(3) 杨镰《元诗文献研究》，《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
(4) 左东岭《玉山雅集与元明之际文人生命方式及其诗学意义》，《文学遗产》2009年第3期。
(5) 曾莹《文人雅集与诗歌风尚研究初探——从玉山雅集看元末诗风的衍变》，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99页。
(6) 张洲《倪瓒诗画汇通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56页。
(7) 邱江宁《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34页。
(8) 杨镰《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624页。
(9) 戚良德《文心雕龙校注通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91页。
(10) 戚良德《文心雕龙校注通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05页。
(11) 戚良德《文心雕龙校注通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52页。
(12) 李昉等《文苑英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3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59—360页。
(13) 李昉等《文苑英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3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15页。
(14) 计有功《唐诗记事》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55年，第169页。
(15) 计有功《唐诗记事》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55年，第114页。
(16)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中华书局，1975年，第5607页。
(17)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中华书局，1975年，第5034页。
(18)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下册卷四，中华书局，1983年，第2517—2518页。
(19) 扈仲荣等《成都文类》，《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97—398页。
(20) 李昉等《文苑英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3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99—500页。
(21)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先秦》上册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第16页。
(22)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先秦》上册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第26页。
(23) 李诩《戒庵老人漫笔》，中华书局，1982年，第249页。
(24) 吴渭编《月泉吟社诗》，《丛书集成初编》第1785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2—3页。
(25)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
(26) 李昉等《文苑英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3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74页。
(27) 李昉等《文苑英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3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89—390页。
(28) 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第1762页。
(29)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72年，第602页。
(30) 姚思廉《陈书》，中华书局，1972年，第463页。
(31) 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第1792页。
(32) 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第1790页。
(33)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中华书局，1983年，第632页。
(34)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中华书局，1983年，第757页。
(35) 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8—139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36) 《全唐诗》第1册目录，中华书局，1960年。
(37)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十，中华书局，1972年，第2099页。
(38) 叶盛《水东日记》卷三十三，中华书局，1980年，第323页。
(39) 《兰亭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7页。
(40)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十，中华书局，1972年，第2101页。
(41) 见《全唐诗》第1册目录，中华书局，1960年。
(42) 《王右丞集笺注》卷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77页。
(43) 《王右丞集笺注》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54—155页。
(44) 见附录表一。
(45) 《宋诗纪事》补编，清光绪刻本。
(46) 《诗渊》第3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0年，第2114页。
(47)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58页。
(48)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66页。
(49) 宋代同题集咏见附录表二。
(50) 章楶《运司园亭诗序》，《成都文类》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