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裨益《通鉴》之效

建有创体首出之功的《通鉴纪事本末》，共计四十二卷，篇幅约当《通鉴》的四分之三。它以《通鉴》为蓝本，依其编选断限，揭事为题，排比汇纂，首以《三家分晋》开篇，终以《世宗征淮南》压卷，共拟正目二百三十九个，附题六十六个，合计三百零五个。这三百零五个正目和附题主次相从，绳贯丝牵，便从整体上使战国至五代的纷繁史迹事件化、简明化、逻辑化了。与之相呼应，每一专篇又把《通鉴》中对该事件的断续相离的分卷记载汇聚起来，按年时月日的顺序重行串接，集中表现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陡变转捩之机、立体推进之势，同时显扬置身事件当中的各种人物的活动与作用，从而使事件本身明晰化、齐整化、条理化了。如《秦并六国》，即辑录《通鉴》卷二至卷七共一百四十一年间的一百七十二条史文综括而成，步步相生，环环相扣，完整地展现出秦国自孝公至秦王嬴政逐步富国强兵、翦灭六国的跌宕起伏的全过程。

循此继进的是，组织编排经纬分明。面对实属《通鉴》之精髓的三百零五桩军国大事或要事，袁枢基本按照朝代先后编排，纵贯而下，以成完帙。但在阶段性的历史跨度内，也顾及事件的性质及其相互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或同类之事并举互峙，或相关之事环列套接，或同类、相关之事交织缀附。仅以卷三十一而论，《安史之乱》置于《李林甫专政》《奸臣聚敛》《杨氏之宠》三目之后，就客观地显示出这场大动乱是唐玄宗后期统治日趋腐朽的必然结果。为了尽可能沟通事件的彼此联系，袁枢还有意运用《史记》所创设的互见法。如《宦官亡汉》，各在当条之下，即有“事见《窦氏专恣》”“五事并见《嬖幸废立》”“三事并见《梁氏之变》”“张凤等上书事见《诸羌叛服》”“事见《黄巾之乱》”“事见《曹操篡汉》”等八处提示。似此处置，也就越发收到各事件内钩外连、相参互涵的整合式效应了。而全部事目的胪列，径自呈现出纵贯式同横亘式恰切结合的特点，使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演变轨迹和主体画面皎然可寻。

尤见功力、颇难企及的是，史料缀辑周详严密。袁枢对所择取编列的每一事件，都基本移植《通鉴》原文，在特定的时序单位内，展开记述。其间在史料钩稽、参证、归并、排比等环节上，极具辨析力、识别力、归纳力和兼综统括力，使之各得其所，恰如其分，同时饶有特创之思，也不乏删略撮录之举。仅从《两税之弊》来看，首述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夏四月，“初定均田租庸调法”；继述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借追征逋欠之名，行“白著”之实；接述代宗时尽贮天下金帛于大盈内库，变公赋为私藏；转述德宗建中元年（780）正月，始用杨炎议，制定两税法，以及施行十四年间的调整情况；终述贞元十年（794）夏五月，陆贽奏请“均节财赋”的六条建议。并借助互见法和追叙法，点明玄宗时的状况。全篇起讫凡一百七十年，摘录《通鉴》卷一九〇、卷二二二、卷二二六、卷二三二至二三四共六节文字，予以铨次。不仅揭示了两税法产生的历史前提、实施经过，而且暴露了这一重大税制改革的弊端，也在特定视角上勾勒了唐代赋税制度嬗变的基本轮廓。

袁枢在史书剪裁和编制上独出心裁，另辟蹊径，旨在浓缩《通鉴》中所关涉的治乱兴衰的核心内容，凸现并深化《通鉴》以史资治垂鉴的鲜明主题，特为外弛内张的南宋皇朝提供治国兴邦的正反面历史经验与教训。这被杨万里喻为诊病疗疾：“其于治乱存亡，盖病之源医之方也。”也就是说，通过对重大史事的总体标列和具体陈述，显现出前代王朝政治等领域的主要病种、病症与病源，对症下药，优选开列出令其迅速痊愈的疗救药方。

围绕并紧扣这一编述宗旨，《通鉴纪事本末》全书在历史纵剖面上，远涉战国，近及唐五代；除反映统一时期的规模与气象外，更凸现分裂阶段的局势与状况；除展示治世的图景外，更宣明乱世的面貌；除呈现各王朝兴起阶段的情状和态势外，更显露其衰败阶段的情形及趋向；即便是升平盛世，也标示涌生其间的变乱祸衅。随之大书特书的是：一姓皇室的更帜易主，割据政权的迭生迭灭，宫廷政变的陡生突发，内乱外叛的此起彼伏，天下混战的周而复始，局部兵争的愈演愈烈，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的殊死较量，中原地带同周边方国的反复和战，太平景象下的隐患危机，农民起义的绵延高涨……

由纵剖面转向横断面，《通鉴纪事本末》专详政治与军事。其叙政治，焦点则凝聚在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与负面行径。随之纷至沓来的是：太子的贬黜更换，女主的临朝称制，宠妃悍后的预政乱政，宗室的谋逆作乱，外戚的骄恣擅权，勋贵的专政篡位，阉宦的执柄废立，佞幸的用事危国，藩镇的自重连兵，庸主暴君的奢靡荒淫和狂暴酷虐等等。而有关雄主明君、良辅贤臣的赫赫治绩与懿言嘉行，倒在其次，偶尔露峥嵘罢了。一直捱到第二十九卷首篇，才是好不容易方得一见的《贞观君臣论治》，即属明证。而个中三昧，如若直接采用杨万里的话来说，便是：“由周秦以来，曰诸侯，曰大盗，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夷狄，曰藩镇，国之病亦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这些负面人物集团在国家活动中往往倒行逆施却举足轻重，危害严重且贻害无穷，而其祸害形成的源头又各不相同，怎能不从源头上把它们梳理明白，去除殆尽呢？而这，正属于本部史籍欲向读者和世人传达的话外之音。

从政治投向军事，以下几类战争的场景则如波翻浪卷，交错在笔底展开：一为夺取政权、统一全国的战争，《高帝灭楚》《南北交兵》《隋灭陈》之类是；二为侵扰反侵扰的战争，《武帝伐匈奴》《太宗平突厥》之类是；三为平叛战争，《七国之叛》《宪宗平蜀》和《宪宗平淮蔡》之类是；四为农民战争和被镇压行动，《卢循之乱》《裘甫寇浙东》之类是，等等。而对秦末、汉末、隋末、唐末大规模农民起义和新王朝建立的铺叙，尤为笔酣墨饱。

政治得失与军事胜负，汇成了《通鉴纪事本末》的主旋律。与此相合拍，关涉国计民生的经济领域的紧要之务，也未曾完全付诸阙如。《河决之患》《奸臣聚敛》《两税之弊》，便是这方面的专篇。

事在人为，人赖事显。《通鉴纪事本末》径以人物冠题之首的事目多达一半以上，其中挺立着确有建树的英君明王的雄姿，闪跳着后妃公主的身影，流动着名公巨卿的风采，飘荡着武夫战将的本色，播布着封疆大吏的阅历，展现着职低权重者的行事，腾涌着农民起义领袖的壮举，奔动着少数民族首领的形迹，披露着政治侏儒的路数与误区，透泄着大奸巨蠹的心态与举措……从而再现出历史舞台上所不断涌现的各类人物的群体风貌和个体形象。由此不单单标示出其作为、业绩、性格、意绪，更寻绎阐释出其成败得失的诸多因素。

为使观览者加深对事件和人物的理性认知，《通鉴纪事本末》还以论系事，直接取用《通鉴》中的“臣光曰”和其他评语来代己立言。“臣光曰”凡六十条，其他评语包括二十三家四十二条，分别出自贾谊、司马迁、扬雄、班彪、班固、荀悦、陈寿、干宝、习凿齿、孙盛、沈约、萧子显、裴子野、崔鸿、颜之推、李延寿、权德舆、李德裕、欧阳修等人之手。这些发表见解者或为政论家，或为思想家，或为史学家，或为宰相，或为名流。他们同忠清粹德之儒司马光前后辉映，或对事件究是非，言利害，辨得失；或对人物别善恶，察忠奸，分智愚；或对一代兴亡做剖判。其中不乏洞见肝膈之论，甚或包含带有普遍意义的真理颗粒和人类政治智慧的闪光晶体。而袁枢特意把这些评语置于该事件、该人物之下，确臻点睛之妙。

总起来看，《通鉴纪事本末》脱胎于《通鉴》，又迥异于《通鉴》，非但架设起与《通鉴》对接贯通的桥梁，而且打造出和《通鉴》连镳并轸的新式经典。它取精用宏，另创新体，择面、理线、选点并举，纵探、横窥、深究齐下，既融内忧、外患、统治者自身状况为一体，又冶史事、史迹、史论于一炉，较比《通鉴》链条更明晰，脉络更清楚，内容更集中，重点更突出，寓意更深刻，洵为《通鉴》之门户，导读之专书，更成帝王鉴史资治、世人习史求知兼而得之的新型史籍。难怪宋孝宗“读而嘉叹”说：“治道尽在是矣。”至于时贤名流杨万里、朱熹、吕祖谦等，也都不约而同地为之作序、写跋、书后，指其要而举其精，究其奥而明其用。史评殿军章学诚谓其“化臭腐为神奇”，而清修《四库全书总目》非独倡明这一史著“实前古之所未见也”，还大声疾呼：“读《通鉴》者，不可无袁枢之书！”

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和《资治通鉴》彼此依凭，共起作用，相互映照，同奏功效。如果说《通鉴》作为编年体通史巨著而永垂“立言不朽”之巅，那么，袁枢《本末》作为纪事本末体通史大作就含英咀华，相对于《通鉴》遂一身而二任焉，即：亦因亦革的支流，别开户牖的新派。

面对《通鉴》和《本末》两大史学巨著，一代伟人毛泽东远驾昔人之上，非独给予高度重视，而且做出深切评判，更赋之以典范的古为今用新处断。在其高屋建瓴、孤诣独到的读书生涯中，曾将《资治通鉴》通读十七遍，且谓“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既标专用符号，又作批点文字，更在具体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特从总体上予以判定：“《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皆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着力强调《通鉴》“是一部难得的好书”，“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

适与《通鉴》相伯仲，毛泽东对《通鉴纪事本末》亦研精覃思。不仅细读了该书，同时在两千八百多筒子页留下了大量的批语与圈点，堪称毛泽东在其精读细研过的中华古籍中撰有批语和做出圈点最多的一部书。如第四十卷之《后唐灭梁》篇，记述后唐庄宗李存勖及其两个谋士康延孝、郭崇韬的君臣间谋断决策方式。毛泽东对此即格外关注，批道：“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者，可谓识时务之俊杰。”“已成摧枯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这番剖析透视，发他人之所未发，凸现了奇谋异策的非同凡响，彰显了大智大谋的难能可贵，揭示了果断决策可收功效的卓著殊绝，赞赏了身处乱世而能建功立业的英雄豪杰，的确别具只眼，鞭辟入里，给人以无限遐思和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