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琵琶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一国戏剧文学的域外传播通常始于文本译介。译本或改本的诞生为舞台演出提供重要的“一剧之本”。莎士比亚的名作《哈姆雷特》先后吸引梁实秋、朱生豪、孙大雨、卞之琳、田汉等多位学者进行翻译，随后以中文话剧、京剧、昆曲、汉藏双语话剧等多种形式上演，甚至作为宫廷悲剧电影登上大银幕。正如《哈姆雷特》“东行”的舞台传播离不开文本译介的推动，南戏《琵琶记》——“中国版《哈姆雷特》”(1)“西行”的舞台传播亦然。从1840年的节译诗开始，经过20世纪上半叶的跨文化戏剧表演，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英文全译本问世，这百余年间，《琵琶记》吸引了无名氏、汉学家、来华传教士、在华外侨、海外华人学者等不同身份的译者对之进行译介，形成了节译、选译、编译、改编、全译等多种译介形态。本章采用描述翻译学（Descriptive Study）的视角，分别从19世纪和20世纪两个历史时期，考察《琵琶记》在英语世界的百年译介史。

描述翻译学理论认为，翻译不仅关乎语言的转换，还反映社会发展、历史语境和文化现象。这一理论超越了传统文本分析的局限，主张在目的语的社会文化大语境下探讨译文与历史、社会、文化的互动及映射，是一种将翻译行为置于特定语境中的研究方法。该理论强调，所有个案研究必须遵循同一个指导原则，即“将每个问题都置于从低到高的语境连续体中加以研究”(2)，既考虑整体文本和行为方式，又要考虑文化背景。描述翻译学不仅重视文化和历史语境等外部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同时关注文本的内部研究。其研究方法，类似于望远镜和显微镜，从不同视角和多个层面解读翻译现象。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译文评价的“重点不在于制定规范，作出价值判断，而在于客观地描述实际发生的翻译活动”(3)，并给予合理的评价。本章《琵琶记》的译介分析涵盖了译者身份、译介目的、目标读者、译介时间、译介方法等关键问题。此外，鉴于中国戏曲的“乐”本位审美特质，翻译评价还需关注不同时期译本如何传译戏曲剧本曲白相生的特色。南戏剧本中的脚色、词牌、曲牌、宫调、科介等组成元素翻译与否，不单是一个文字学意义上形式对等与否的问题，而是译者能否走出西方中心主义，主动彰显中国戏曲艺术独特性的文化心态问题，更关乎戏曲能否从中国诗歌、小说的亚文学中分离出来而获得自足的文学价值与审美品格的价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