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综述
近年国内学界颇重视“内亚”（Inner Asia），(7)强调从北方民族角度观察中国史，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内亚礼仪和政治文化的检视。(8)在元史领域，这不是新鲜的话题。晚清民国西北史地之学以及域外文献的引入，已经让学者将目光投向蒙古民族和文化。王国维（1877—1927）对蒙古烧饭礼的考据札记，(9)开元代国家祭祀研究之先河。
西方蒙古学家对古代蒙古礼俗保持着浓厚兴趣。比王国维年轻四岁的比利时裔传教士、学者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 1881—1971）以《元朝秘史》结合鄂尔多斯蒙古民俗调查，研究古代蒙古礼俗。(10)田清波在鄂尔多斯搜集的一些蒙古文祭祀抄本，由其弟子司律思（Henry Serruys, 1911—1983）在20世纪中后期整理刊布并研究，(11)其中与元代国家祭祀颇多渊源。德国学者海西希（Walther Heissig, 1913—2005）在整理蒙古抄本基础上撰写了《蒙古的宗教》一书，(12)对古代蒙古信仰有所论述。德国学者拉契涅夫斯基（Paul Ratchnevsky, 1899—1991）1970年发表《论中国的大汗宫廷的蒙古信仰》，将《元史·祭祀志》所载“国俗旧礼”八条译为德语并注释。(13)英国学者波伊勒（John Andrew Boyle, 1916—1978）以波斯语史料为中心，在1970年前后发表多篇文章，讨论蒙古丧葬礼俗、狩猎仪式、萨满教。(14)《元朝秘史》中的蒙古礼俗不断吸引着学者，(15)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 1929—2016）的《元朝秘史》英文译注为集大成者。(16)罗依果有专文讨论早期蒙古祭祖仪式，(17)晚年又发表论文讨论约1160—1260年蒙古的天、地神祇观念与祭祀。(18)
在现代学术建立后的中国史领域，礼制这一传统学问在很长时期内成为了冷门话题。在王国维之后半个世纪，元代礼制几乎无人问津。1949年魏特夫（又名魏复古，Karl A. Wittfogel, 1896—1988）提出“征服王朝”理论，强调元朝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统治者具有强烈的自我文化意识。(19)这一学说在西方和日本影响很大，但似乎没有立即唤起学者对元代国家礼制的热情。
198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的研究范围大幅扩展，以重拾烧饭祭祀课题为开端，(20)元代国家祭祀研究渐有起色。日本学者也在20世纪末开始了元朝祭祀研究。代表性的如池内功《关于忽必烈朝的祭祀》、《关于元朝的郡县祭祀》二文，(21)森田宪司《关于元朝的代祀》，(22)以及樱井智美关于岳镇海渎祠庙的系列研究，(23)皆具有开创性。刘晓2006年出版的学术史回顾专书《元史研究》中，专辟“祭礼”一节介绍。(24)2006年以后，又涌现出不少整体性的论述，(25)最新的是刘晓2016年为《礼与中国古代社会（隋唐五代宋元卷）》撰写的《元代章》，(26)其中对郊祀、太庙、原庙（影堂）、五福太一祭祀研究皆有很大推进。
新时期的研究，有三方面特点。首先，不仅关注蒙古礼俗、具备政治文化视野，也体现出传统礼学知识的应用。黄时鉴《元朝庙制的二元性特征》(27)与刘迎胜《从七室之祀到八室之祀——忽必烈朝太庙祭祀中的蒙汉因素》、《至元元年初设太庙神主称谓考》(28)关注蒙古文化对元朝太庙的影响。而高荣盛《元代祭礼三题》不仅考察元代太庙中的蒙古、藏传佛教因素，更关注了传统礼学层面。(29)阎宁（闫宁）从传统礼学、古典文献学角度讨论《元史·祭祀志》。(30)
其次，新时期的研究，刊布和整理出不少新史料。洪金富《元〈析津志·原庙·行香〉篇疏证》(31)刊布的新史料，对原庙（影堂）研究至关重要，许正弘因而展开了系统的研究。(32)樱井智美不遗余力地搜集整理岳镇海渎祠庙碑刻，为后来学者提供了极大便利。乔多（Elisabetta Chiodo）、杨海英、娜仁格日勒、赛音吉日嘎拉等对蒙古祭祀风俗及相关抄本的调查与研究，(33)对研究古代蒙古礼俗有重要参考价值。
最后，新时期的研究，吸引了很多领域的学者。如建筑史学者研究社稷，儒家思想史学者研究宣圣孔子庙，医疗史学者研究三皇，艺术史学者研究影堂，藏学学者研究白伞盖佛事，等等。以上大略勾勒学术史脉络和趋势。更具体的专题综述，见本书各章引言。
综观先行研究，尚有两大方向值得探索。
一方面，以往学界对蒙古礼俗的理解往往有静态化、均质化的倾向。13世纪初，蒙古迅速崛起，统一草原诸部，建立大蒙古国，进而扩张为横跨游牧、农耕区域的大帝国。(34)蒙古礼俗是随着政权的建立、族群共同体的形成、文化的整合而逐渐形成的。这一过程，既包括蒙古各部礼俗的动态发展，也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在元朝发展过程中，蒙古“国俗旧礼”又经历了不断变迁的过程。本书将着力探析这些复杂的变动及其历史背景。
另一方面，以往的专题研究遗留很多空白和亟待深入的空间，而且元代国家祭祀的结构体系、发展趋势和整体特征也是亟须探索的综合性课题。国家祭祀研究不仅应用传统礼学知识与方法，更横跨现今史学中的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宗教史、跨文化交流史等领域。因此本书需要广泛利用各类史料，在汉文史料之外，还搜集蒙古文、波斯文、藏文、拉丁文等多语言史料，尽可能检核原文，注重史料批判和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