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琐谈
三九天南去深圳，住在青年友人姜威兄的书房里，床就在书架旁边。早上早醒，主人年轻，仍在隔壁酣睡，未便打扰，躺在小床上看闲书消遣。顺手于书架上拿到一本高阳的历史小说《小凤仙》，开头是由一帮民国初年青岛遗老谈天写起的。陈夔龙、李经羲等几位，都是清末官至总督的大老，正一起议论着做过清朝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已当了民国的官；赵次珊，即赵尔巽也出任清史馆馆长，到北京去了……会写小说的人，将历史人物供其笔下驱使，写得闻声见影、有情有趣，也实在是一种本领。至于真实的人、真实的事、真实的历史，那当是另一回事了。
汪辉祖像
近年来，常写些清代文人历史掌故的文章，一部《清史稿》，放在书架上，常常翻阅，每多感慨。一是感慨中国传统文化，最后——也就是中西新旧文化大变革的最后，还留下这样一部史书，想来也是继后的了。在未来二十一世纪文化进入电脑载体时期，历史将会用另一种方式传记，恐怕无人再修这样体例的史书了。二是感慨这部《清史稿》迄今似乎也只能叫“稿”，因为明显的错误不少，还有待史家专门做注、校对、修改，而一时似乎还无人提起。过去写文时，就发现过明显的错误例子。如乾隆时《病榻梦痕录》的作者汪辉祖，《清史稿》入《循吏传》，列传二百六十四记云：
汪辉祖，字龙庄，浙江萧山人。少孤……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成进士，授湖南义远知县……
实际如何呢？据《病榻梦痕录》乾隆三十三年戊子所记：
三十九岁，馆乌程……七月，至省乡试……九月初八日回乌程，见题名录，知中式第三名举人，至杭州谒本房象山县知县湘阴曾洞庄师光先……嗣晤榜首德清许春岩祖京，遂同谒两主考：国子监司业、后升奉天府府尹满洲博虚宥师卿额，内阁中书、后升左副都御史陆耳山师锡熊……是科吾越中式二十三人，约日会。余揖诸同年曰：不须另会，十二月二十日为吾母生辰，拟称一觞，乞枉驾，为吾母光宠。届期集者，十有七人。宾散，太宜人曰：二十年来，惟今日略一舒眉，庶几可以对汝父矣……余自丁卯省试，至此九度。
《病榻梦痕录》是汪辉祖老年时写的编年体回忆录。旧时人重科名，他从少年时即跟着地方官学幕做师爷，“丁卯”即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十八岁时开始参加乡试考举人，前后考了九次，直到乾隆三十三年，他三十九岁时，才中举，自己书中记得清清楚楚，怎么会乾隆二十一年成进士呢？而且乾隆二十一年是丙子年，是乡试的年份，二十二年丁丑，才是会试年份。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这是定死的，自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开始，直到清末废科举，从未变过。其间恩科年代另定，那是特殊的。《清史稿》编写汪辉祖传的人，既不查《病榻梦痕录》，也不翻万年历，看看乾隆二十一年是什么年份，就写这一年“成进士”，而编写《清史稿》的都是一些翰林、进士，都是科甲中人，却这样不重视科甲年份，随意乱写，想想真是不可思议的。汪传后面著述中只列《学治臆说》《佐治药言》，未列《病榻梦痕录》，大概写此传者未见过《病榻梦痕录》。
汪辉祖什么时候中进士的呢？他大半辈子做师爷，直到乾隆四十年乙未（一七七五），四十六岁时才中进士，旋即丁忧，不能为官，仍游幕给人做师爷。直到乾隆五十一年，他五十七岁时才出任湖南宁远知县。《病榻梦痕录》记乾隆四十年他会试情况甚详：三月初三到北京，初五即得轻度伤寒，初八带病入闱，只吃生梨，不能吃粥饭，出场之后，病反而好了。头场制艺试题：“苟日新”三句、“仲叔圉治宾客”三句、“敢问何谓浩然之气”一节。试帖诗题：《镫右观书》，得风字。与法式善《清秘述闻》卷七对照，所记文题、诗题，只第三题不合。《清秘述闻》为“敢问何谓言也”，实际还是《孟子·公孙丑》章中“敢问何谓浩然之气”一句开始，直到“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为止，中间有很长一段，仍是“敢问何谓浩然之气”全章，所以二者是一样的。会试总裁是兵部尚书无锡人稽璜、刑部左侍郎后升大学士陕西韩城人王杰、右副都御史满洲阿肃。会试第四十六名。四月二十一日殿试，《病榻梦痕录》中记云：
二十一日殿试，二十五日胪唱，第二甲二十八名赐进士出身。二十六日午门赐表里，辉祖领得宝蓝花缎一匹、月白潞绸一匹，二十七日礼部赐恩荣宴，五月初二国子监释褐，初八日朝考，十四日引见，奉旨归班选用，十六日得家书，王太宜人于三月二十六日弃养，遂呈报丁忧……
本来他因朝考第四名，翰林院传验已派武英殿办理黄签事，因为继母去世，只得报丁忧，回老家守孝，一蹉跎又是近十年。《清史稿》简单两句“成进士”“授……知县”连在一起，后人还以为是榜下即用知县呢。叙事已然不准确，何况年代又完全错误。只此一例，即可见《清史稿》之不可靠了。
《清史稿》中类似的例子还不少，有的很重要的大臣传中，也有错误记载。如《林则徐传》中记林放广东禁烟钦差大臣时，入京觐见道光，“召对十九次，授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十九年春，至”。以《林则徐集·日记》核对：林在湖广总督任上，十月初七奉圣旨，十一日武昌动身北上，十一月初十到京，十一日递折，第一起召见，十二日四起，十三日六起，十四日五起，十五日四起，颁钦差大臣关防，十六日七起，十七日五起，十八日六起召见陛辞，十八日下午至二十四日四天京中拜客，二十三日起程离京，在京共住十二日，召见八次。怎么会召对十九次呢？这样重要的传都有错误，真是难以想象。在我写文引用《清史稿》时，同其他直接资料核对，发现错误的还有几处，不一一举例了。而没有直接资料核对，直接引用的次数还多，是否有错误，那就不知道了。这不能不说是今日使用这部史书的遗憾，想来是十分可惜的，琐话还得从开始说起。
赵尔巽像
中国历史传统，后一代编前一代历史。辛亥革命，民国成立，袁世凯做了第一任大总统，二三年之后，聘王湘绮任国史馆馆长，聘赵尔巽任清史馆馆长，亦称总裁、总纂，这位原是汉军旗的馆长，留下了著名的“做清朝的人，任清朝的官，修清朝的史，吃清朝的饭”的解嘲语（凭记忆引用，大意如此，词句或稍有出入）。赵之后，继任清史馆馆长的是柯劭忞。馆员中大都是清末进士、翰林，不少都是知名之士。据杭州吴士鉴写给缪荃孙的信，可以想见清史馆开馆时的一些争论和松散情况。如：
馆中初次大会，无甚讨论。十二日审查体例，仅十三人，将各家拟例汇集，共十余份，逐条斟酌。尊撰史例，早归入其中。是日结果，大致以侄与式之、篯荪主持为稍多，梁任公所拟未尽从之，其他离奇光怪之表志名目，取消殆尽……现在除国史馆移交各种书档外，其余官私书籍，送者寥寥。总统既有征书之命，馆长复行文各省……
写信人吴士鉴是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壬辰榜眼，式之是章钰，是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所举行之辛丑，壬寅恩、正并科进士，篯荪是金兆蕃，浙江嘉兴人，科第不明，都是初开清史馆找来修清史的。缪荃荪当时已七十多岁，是光绪二年丙子恩科进士，比吴士鉴年龄、科名都早的多，所以吴称缪为“世伯大人”。因缪和吴的父亲吴斋是同辈。缪当时是南中学术领袖人物，所以吴在清史馆常常来信来请教，如另几封信中说：
端节发下《儒学传》目，敬阅一过。顾、王冠首，仍遵阮例，究为允当。此外分并，甚见精心甄综。高邮文简，有学问而无政绩，附于石先生甚妥。曲园偶尔漏写，当代补在孙仲容之上。越缦于经、小学未有著述，似难列于《儒林》。曾记癸巳秋闱，此老监试，侄与闲谈，叩其生平著述，自言于经、小学毫无心得……此老自言如是，可见得失甘苦，非亲历者不知之。今陶仲彝欲争入《儒林》，直是不知越缦也。若列入《文苑》，尚可为同光后劲，厕之《儒林》，黯然无色矣。
缪荃荪像
又一函中云：
前日敬奉赐书，又递到大著《儒学传》二卷，又补《梨洲传》及叙言……大稿精实细密，抉择谨严，学派分明，无可攻摘……阅毕即代呈馆长也。惟有一二人，拟商之长者，未知尚可附入否？一为崔东壁，其所著书，虽无家法，而北学除通州雷、肃宁苗、昌平王三人外，尚觉寥寥。东壁久已悬人心目之中，能否增附于雷传之下……
当时编制，馆长赵，副馆长柯，总纂夏桐孙、吴士鉴等四人，协修俞陛云等八人，提调邵章等五人，纂修袁励准等十二人。吴士鉴函中谈到其他尚多，不一一征引了，均可见当时修《清史稿》时情况。这是清史馆中人的意见，而馆外在野的一些人意见却不同，如大名鼎鼎的藏书家叶德辉，其时亦在北京，写信给缪艺风说：
闻士可言，清史馆已聘赵次山作馆长，岂《宋史》必待托克托而后能修耶！初闻东海保荐旧人有王葵园及凤翁为总裁之说，此因王有《东华录》、柯有《新元史》，成效昭然，似足以餍人望，何为其计不行，是可怪也。
叶德辉像
王葵园是王先谦，湖南长沙人，同治四年（一八六五）乙丑翰林。光绪后期，曾任国史馆总纂，编有《光绪东华录》。和叶是同乡，当时已七十余岁。与柯均是史学界前辈。但叶对他也有批评，说他刻书“必附以己注，注又未必高”，或以族人、门人注参入，“均不知注古书之法”。叶对《清史稿》“儒林”等传大有意见，有一信中说：
柯凤翁曾以赵公明意张罗，辉随却之……即以史例论，辉以清朝有儒学无儒林，儒林绝于南北史，唐以下不能有此名，阮文达以理学为上卷，经学为下卷，辉殊不谓然。今修史因之。辉如在局，必力争改变……亭林开有清二百余年之经学，然不以为逸民，而以为儒林，不足以遂其初志也。辉往时劝公不应聘，劝凤翁勿帮忙，亦重二公之意，今书成尚无期，又不必论矣。
对清史馆叶德辉大唱反调，岂不知《儒林传》不少都是缪艺风写的。据缪所著《云自在龛随笔》五十八云：
《清史》属于予所拟者：
《明遗臣传》三人一卷，附见五百人。
《儒学传》上三十四人一卷，附七十三人；下六十三人三卷，附一百零一人。
《文学传》九十二人五卷，附一百九十一人。
《孝友传》六十三人二卷，附传四十八人，附见七百余人。单列人名。
《遗逸传》十七人一卷，附二十一人。
《土司传》一省一传卷，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
一九三七年新京大同印书馆影印关外本《清史稿》书影
《清史稿》自民国四五年（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开始，经过十多年，到北伐时，出书了。这中间又出了不少事故。一是金梁将印成的书，自说自话运到沈阳四百部，即所谓“关外本”，引起一点不大不小的波澜。因金梁似乎只是举人出身，比之柯凤荪等大名家，资历声望差得多。进入清史馆，只不过是个校对名义。但到后期印刷阶段，任馆长的柯凤荪已八十多岁，不大管事，主持印书的袁金铠把具体事务都让金梁去办，清史馆办公的地方在东华门里，书印好后本应都运到馆中入库，但金梁把开始印刷装订好的头几批书，直接用大车拉到车站，运往东北沈阳了。这时山海关外是东北军的势力范围，关里无法管，这批书就在关外发行，而且关外后来又印一次。这样“关外本”又有一次、二次之分。当时北京北洋政府因北伐胜利已结束，南京政府已成立，北京已改名为北平。派人接收故宫博物院、清史馆，实际大部分还是一些旧人。追查金梁运走《清史稿》的事，一查，金梁不但运走四百部，而且以“校对”的身份，修改了《清史稿》的内容，金梁擅自增加了民初搞复辟的《张勋传》《康有为传》，还印了他的《校刻记》。一时议论纷纷，有人曾写长文详细记录了当时情况。第二，南京政府当时明令不许《清史稿》发行。一时社会上也引起许多谣传。有人说这是李石曾的主意，因为他父亲李鸿藻是同治师傅，《清史稿》给他父亲写的传不够好。又有人说是谭延闿的主意，因他父亲谭钟麟，咸丰进士，在甘肃做官，受左宗棠赏识，后来连任陕甘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这样重要的封疆大吏，西太后特别重用的人，《清史稿》中居然没有为他立传，真是不该有的疏漏……当时谭延闿是行政院长，李石曾是国民党北方实力派，又是当时北平大学区的领导人，南京政府下这样的命令，是事出有因，和他们不无关系的。
中华书局《清史稿》繁体竖排版
《清史稿》在发行之初，刊有《发行缀言》，其中说：“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所以稿是稿，成书是成书，二者是不同的。错误是难免的，一句老话，七十多年过去了，何时才能见“成书”呢？恐怕只有待于下世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