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考古”

雷颐

1978年，德芳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这一年，我也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我们成为同年级系友。当时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学校被其他单位占据的一些教室、宿舍正在陆续退还，一些仍在农村、工厂的老师正在落实政策，陆续“平反归队”，但教室和教师仍是“双紧”，同系不同专业、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同学往往一起“上大课”，宿舍又是对门，上课下课，互串宿舍，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套用现在的流行语，就是“上铺的兄弟”吧。光阴荏苒，转眼近半个世纪就过去了。

大学毕业后，德芳没有从事考古工作，而是进入了图书出版业，从普通编辑做到香港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党委书记兼总编辑，2019年退休。无官一身轻，开始写微博，越写越勤越写越多，一发不可收。生于1958，到1978年上大学跳出“农门”，整整二十周岁。这二十年人生“前史”的乡村生活，是他微博的主要内容。他的经历和故事，我从前当然也知道一些，但毕竟零星断续，不成“体统”，没有整体印象。微博系统推出，一篇又一篇，越读越感兴趣，只觉其少不嫌其多，只觉其短不嫌其长，多次劝他，越细越好，只因感到他的个人书写深具“历史意义”。

早在1999年，我发表了论文《“日常生活”的历史》，是自己历史研究十几年的心得与感悟。有人说传统史学就是一部帝王的家谱，当然是激愤之言，但也还是说明了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在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如果不是帝王将相，起码也是叱咤风云之辈，而对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则鲜有问津。偶有记述，亦因“王者欲知闾巷风俗”。不过，对这种琐细之事的记述却并不能享配“正史”的殊荣，只能被“不入流”地称为“稗史”。稗者，卑微也。卑微者的历史当然无足轻重，有帝王的“起居注”，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却少有记录。其实，这才是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内容。“一将功成万骨枯”，青史留名、进入历史的只是“一将”，而那荒郊野岭的累累“万骨”只能无名无姓地任“草没了”，无法进入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形成“文本”，就没有进入“历史”。如果自己不写，就会任由“他者”替代书写，历史的替代书写实质是“他者”眼中、观念中的“历史”。只有许许多多普通人的个人历史书写，才能让芸芸众生的历史真正进入“历史”。这就是德芳自我书写个人史的“历史意义”。

更具体说，德芳的个人史写作，是“边缘”向“中心”的突破，是向“被命名”的挑战。“50后”大多数城市青年都有“上山下乡”的“插队”经历，被命名为“知青一代”。但这种命名其实使人数多得多、根本没有资格当“知青”的另一群“50后”，统统被“知青”代表了。在“上山下乡”的年代，“知青”特指到农村“插队”、到边疆“兵团”的城市青年，而广大农村青年，人数比城市青年多得多，无论是否上过中小学，都不算“知青”，他们的身份是“回乡青年”。“知青”与“回乡青年”能有多大区别？区别之大，不啻天壤之别。在这种称谓之下，包含的是过去的典章制度、事件人物、风土人情，历史信息丰富异常。所以一词之差，有时会让我们对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历史时代、时段的基本制度的理解产生偏差。“知青”与“回乡青年”，代表着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形成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下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反映了巨大的社会鸿沟。说白了，“回乡青年”就是农民，只因当时上过初、高中的农民少而又少，所以要用“回乡青年”来标志他们。他们的待遇，与农民并无二致。招工只招“知青”，与“回乡青年”基本无缘。“回乡青年”不仅在身份上居于劣势，而且话语权严重失落。四十年来，有关“知青”的小说、回忆、散文、研究、影视作品浩如烟海，而对“回乡青年”的记述则屈指可数。研究“知青”史时，方方面面都有大量史料可供征引，但在涉及“回乡青年”研究时，史料却少而又少，极度缺失。所幸还有小说家路遥，以自己厚重的作品为“回乡青年”争得进入历史的可怜也因此弥足珍贵的一席之地。“回乡青年”被“知青”代表，反映了城市中心化形成的权力结构。无论是教育、社会、家庭资源和背景，城市都占据绝大优势，同时还占据了“历史”的优势，这一代人的历史以“知青”来命名，广大“回乡青年”无可奈何地“被命名”，他们的历史被遮蔽。无论是否意识到，德芳的“自我考古”与路遥的小说创作一样，为失声者争取发声的权利，为“被命名者”争取自己的“命名权”，争取自己的“主体性”。

毕业后虽未从事考古工作，毕竟受了四年严格的考古学训练，德芳的个人历史写作自带考古报告的底蕴，简明扼要、清晰细致地描述了他生活的那个村落在那个年代的住房、农具、食物、衣着和出行方式；各种农活、各种副业的劳作方式；怎样记工分，如何分粮，乡村集市的变化，国家、集体和个人间的利益关系；淳朴又复杂的乡间邻里关系，“运动”对村民关系甚至小学同学关系的影响，“阶级成分”的巨大作用；基层政权的运作方式，尤其是中学毕业后当过大队团支部书记、民兵连指导员、民办教师，对此的感触认知远较一般社员为深；农民的喜怒哀乐、精神生活，个人的求知途径、苦闷和爱情向往……凡此种种，皆有详细描述，在此不必赘言。简言之，薄薄一册，重现了那个年代乡村的物质生活、人际网络、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

1978年考上大学，德芳跃过“龙门”跳出“农门”，从“农业粮”变成“商品粮”，个人身份发生本质性变化。这种变化，使他有可能以相对疏离、冷静的姿态专注于自己人生“前史”的回望与沉思，对自己前半生的“挖掘”如同考古报告般明晰。但自己又是自己的“考古对象”，对自己出生、成长、身在其中又血肉相连的“文化”进行“考古”，所以这一纸“报告”又是生动的、灵动的，生气满满，有血有肉，包含体温和情感，欢乐与悲伤、喜悦与愤怒跃然纸上。冷峻与情感，奇妙地融为一体。

德芳一辈子都是“为他人做嫁衣”，退休后终于为自己“做嫁衣”了。他第一次写书，选择了“边缘”与“个人”的立场，以平民的、普通人的视角娓娓而谈，细述了一个农家子、一个乡村家庭、一个小村落的历史。个人叙事与时代背景、社会背景和历史叙事在此紧相勾联、密切缠结，私人历史与社会、时代的“宏大历史”耦合共振、互补互证，为历史记忆、时代思考，甚至对人性的审视理解，提供了另一个不能忽视的维度和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