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修课

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季羡林觉得几门主课乏善可陈，而选修课却异彩纷呈。于是他将相当多的精力投入选修课的学习，为他日后成为大学问家打下了基础。

一门选修课是旁听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虽然这门课与别的课时间冲突而没有听全，但对季羡林终生从事梵文教学与研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陈寅恪，江西修水人，晚清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孙，爱国诗人陈三立（散原老人）之子。早年他游学日本和欧美，精通多种语言，兼治历史和佛学，学贯中西，博大精深。据说陈先生讲课，听课的教授比学生还多，所以被称为“教授的教授”。陈先生原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季羡林上清华前国学研究院已停办，陈先生在历史系任教，并应傅斯年之邀，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历史组研究员兼主任，此时正是他学术研究的极盛时期。季羡林身为外文系学生，却有机会旁听他的课，当然喜出望外。而与季羡林同在外文系的钱锺书却未选陈寅恪的课，虽然这一老一少一直被认为是文史研究之大家。陈先生讲课没有讲义，用的参考书是《六祖坛经》，季羡林特意进城到王府井北边的大佛寺请回一本。上课时，陈先生一句废话都不说，先在黑板上抄写资料，抄得满满的，然后逐条分析讲解，对一般人所不注意的地方总是提出崭新的见解，有如石破天惊，让人茅塞顿开。他的分析细如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深，而且恰如其分，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令人信服得五体投地。季羡林觉得，听陈先生讲课有如夏季饮冰，简直是最高最纯的享受。他不仅爱听陈先生讲课，而且如饥似渴地阅读陈先生的文章，还曾站在王国维纪念碑前仔细研读陈先生写的碑文，感受颇深。1929年梁启超逝世后，留美归来正在东北大学任教的梁思成，赶回北平为父亲造墓，同时还为父之好友、自沉昆明湖的王国维设计纪念碑。碑文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这种追求真理，舍生忘死的精神，深深感动和激励着季羡林。

另一门选修课是朱光潜教授的“文艺心理学”即美学。朱光潜（1897—1986），字孟实，安徽桐城人，当代著名美学家，也是一位在季羡林心里播撒种子的人。他毕业于香港大学，1925年赴欧洲留学，先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塔拉斯堡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北大教授，在清华兼课。季羡林选修了朱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课，听了一个学年，感到受益匪浅。当时朱先生的著作《文艺心理学》还没有出版，讲课也没有讲义，他认真地讲，学生认真地记笔记。朱先生不是一个口才很好的人，他讲一口乡音浓重的蓝青官话，而且上课时眼睛不直接看学生，老是望着天花板。但是，他从不说一句废话，慢条斯理，娓娓道来，把抽象玄虚的美学原理讲得学生入耳入心。正因为朱先生课讲得好，拜访者趋之若鹜，“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于是大家一致同意成立一个“读诗会”，入会者群英荟萃，包括朱自清、沈从文、冰心、林徽因、俞平伯、冯至、卞之琳、萧乾、何其芳、周煦良等人。朱先生既精通西方哲学和西方流行的美学流派，又对中国的旧诗词十分娴熟，因此课堂上旁征博引，触类旁通，头头是道，毫无牵强附会之感。季羡林觉得，朱先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学术上诚实的人，他不哗众取宠，他不用连自己都不懂的‘洋玩意儿’去欺骗、吓唬年轻的中国学生”，那些欧美来的洋教授根本无可与朱先生相比，因此听他讲课如沐春风，成了一种乐趣。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朱先生才是真正的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的积极倡导者。看来，比较文学的这颗种子，正是通过朱光潜先生深深地播进季羡林的心中，成为他终生从事的研究领域之一。

季羡林在他的学术自传《学海泛槎》一书中写道：

陈、朱二师的这两门课，使我终身受用不尽。虽然我当时还没有敢梦想当什么学者，然而这两门课的内容和精神却已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了我的内心深处。如果说我的所谓“学术研究”真的有一个待“发”的“轫”的话，那个“轫”就隐藏在这两门课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