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的家

1917年早春，季羡林跟着父亲来到了济南。进入市区，父子二人穿过迷宫似的大街小巷，走到老城南关佛山街柴火市对面一个有石头台阶的古旧大门前，进了大门，看见一株很大的枸杞树，凌乱的枝条上长出了米粒儿大的小芽。这里就是九叔季嗣诚的家。

季嗣诚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叫惠林，小名秋妹，比喜子小十天。季羡林在九叔家不算过继，而是兼祧，就是俗话说的“一子担两门”。如果季羡林是个乖巧的孩子，管叔婶叫爹叫娘，他的境况可能会好些。可是，这孩子倔，认死理，始终没有改口，让他的叔婶有些“见外”。

喜子在九叔家天天可以吃“白的”，生活比在老家强多了，可是一个小孩子离开母亲，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终究不是一件快乐的事儿。叔父和婶母毕竟不是亲生父母，童心的发展在无形中受到了阻碍。谁会相信，一个小孩儿能躺在非母亲的人的怀抱中打滚撒娇呢！因为想娘，季羡林经常在夜里偷偷地哭。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对人的性格形成影响极大。从官庄来到济南，随着年龄的增长，季羡林的性格悄然发生变化，由外向一点点变得内向了。

季嗣诚，号化斋，在济南黄河河务局当工程师，在当地治黄的技术人员中小有名气。在季羡林看来，“叔父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人。他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在颠沛流离中，完全靠自学，获得了知识和本领。他能作诗，能填词，能写字，能刻图章。中国古书也读了不少。按照他的出身，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对宋明理学发生兴趣，然而他竟然发生了兴趣，而且还极为浓烈，非同一般”。季羡林记得，季嗣诚写过一首七绝诗，是描写济南北园白鹤庄的：

杨花流尽菜花香，弱柳扶疏傍寒塘。

蛙鼓声声向人语，此间就是避秦乡。

季嗣诚对侄子的教育十分重视，是对季羡林影响最大的人之一。叔父不许季羡林读“闲书”，但对他学习英文、补习古汉语是坚决支持、舍得花钱的。也许是由于生活的压力大，他脸上难得看到笑容。吃饭的时候，女眷不许上桌子。如果侄子在一个盘子里连搛三次菜，那他的筷子就会被打落在地上。守旧、严厉而刻板的管教，对季羡林性格形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另一个对季羡林影响最大的人是婶母。婶母名叫马巧卿，是季嗣诚当年在武备学堂读书时一位教官的女儿。季家在佛山街住的房子，就是马家的房产。所以，马巧卿在济南这个家里的地位，比季羡林母亲在官庄那个家里的地位高多了。马巧卿对季嗣诚兄弟寄予厚望的这个侄儿，一点儿也不娇惯。季嗣廉不善经营，却喜欢结交朋友，把好端端的一个家挥霍殆尽，依旧靠济南的弟弟接济，这令马巧卿十分不满。马巧卿偏心自己的女儿，在日常生活中对侄儿有明显的区别对待。比如说，做衣服，给女儿做的是府绸的，而给侄儿做的是粗布的，有时干脆就不给做。还有，孩子该种牛痘了，给女儿种，却没有侄儿的份儿。结果是，季羡林染上天花，大病了一场，差点儿死掉，脸上还落下几颗浅白麻子。这些事情积累多了，久了，季羡林在潜意识里对婶母有些发怵，就连向婶母张口要早点钱，也成了难题。夏天的晚上，全家人在院子里铺上席子，躺在上面纳凉。他想要早点钱，但是不敢张口，几次欲言又止，最后快到深夜了，才鼓起最大的勇气，说要几个小制钱。钱拿到手，他心里踏实了，立即躺下，进入梦乡，一觉睡到天亮。

叔父和婶母养育了少年季羡林，给他吃的、穿的，还给了他受教育的机会，对此，季羡林终生心存感激。他认为自己人生的第一次机遇是九叔给的。但是，他也的的确确饱尝了寄人篱下的滋味儿。少年季羡林写了一首十七言诗，活脱脱勾画出他当时的心境：

叔婶不我爱，

于我有何哉？

但知尽孝道，

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