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众说纷纭土木堡
趁着大明在西南和东南双线作战，也先开始加速整合周边势力和内部派系，当也先这边的行动告一段落之后，大明那边还没忙完。就在这时，有人对也先说：“大明眼看就要完蛋了，我们应该趁其北部边境空虚之际赶快起兵，届时一统中原，重现元世祖（忽必烈）当年的伟业。”这番话说得也先心里痒痒的，他何尝不想入主中原成为一代雄主呢？可大明强盛，哪怕南方正在双线作战，他们仍然可以在北方部署一支二十万人的军队，贸然招惹这样的对手真的好吗？自己手里这点家当可是父子两代的积蓄，稍有不慎就会满盘皆输。但大明目前的确陷入了困境，如果不做点什么，也先同样不甘心，于是他决定试探一番。
由于瓦剌三王均为朱棣所册封，所以他们每年都要向大明进贡。在脱欢掌权之初，这项工作由他来完成，脱脱不花继位之后，这项工作由脱脱不花出面，但人选和进贡礼品的名单仍是由脱欢提供，直到脱欢去世的前两年，才将这项工作完全移交给脱脱不花。也先成为瓦剌太师之后与脱脱不花关系不睦，再加上不清楚大明现在对自己是什么态度，于是当也先听说脱脱不花派使者前往大明进贡的消息之后，也派出一支使臣队伍带上一些贡品前往大明。
周边属国向中原王朝进贡有一套烦琐而精细的流程，不是随便派点人就能成行的，可不知为什么，也先的使臣队伍一路顺风顺水，居然和脱脱不花的使臣队伍前后脚赶到北京，并先后获得了朱祁镇的接见。一个属国派出两支使臣队伍，朱祁镇也没有处理经验，于是命双方使者到大殿上把话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脱脱不花的使臣大倒苦水，向朱祁镇陈诉也先是如何的肆意妄为，希望大明天子能对他加以训斥。也先的使臣则是一脸无辜，当初已故太师脱欢认为大汗（脱脱不花）过于年轻，还不到独自处理政务的时候，所以在亲自带了他一段时间之后才彻底放手，现在太师（也先）也是刚开始独自处理政务，在处理政务之时或许会有思虑不周的情况，但这也情有可原。脱脱不花身为大汗，居然连一点起码的谅解都没有，还跑到大明天子这里告黑状，他难道忘记当初是谁强力支持他上位的吗？
瓦剌内部的矛盾纠纷朱祁镇多少也了解一些，但他并没有从中调解的意思，因为这种状况对大明而言反倒是一件好事，于是他采纳了胡濙的建议，同时下发两份答谢敕令，并不再追究此事，希望瓦剌下次进贡时能提前做好磋商，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两位使者回去之后把相关消息回复给了自己的领导，脱脱不花并未过分追究此事，只是不痛不痒地写信斥责了也先一番；也先收到脱脱不花的来信后却并未给出任何回复，反而再度派出一支使臣队伍前往大明进贡，同时把这支队伍的规模扩大了数倍。
也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主流观点是也先贪得无厌，因为周边属国向大明进贡时都有一套自朱元璋时期流传下来的潜规则，那就是周边属国无论进贡什么礼品，大明都会加倍赏赐，以保证周边属国的使者能够满载而归，也先再度进贡并扩大使臣队伍的规模，目的就是为了从大明获得更多的好处。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并不是主要原因，也先之所以这样做，主要目的在于试探大明的底线。
大明在南方双线作战，还要在北方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处境可谓非常艰难，也先在此时上蹿下跳，朱祁镇会怎么做呢？自然是一面强烈谴责，一面默默隐忍。据史书记载，也先不但一再增加进贡次数和使团人数，还在途中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地方官员报告给大明朝廷，朱祁镇屡次命令也先管好手下，但也先一直阳奉阴违，还提出了一个非常无礼的要求，希望大明能嫁个公主给他。
对于也先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行为，朱祁镇自然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也先则继续加大试探力度：他不断派兵袭扰大明北部边境，朱祁镇频繁遣使问责，也先一再表示都是误会，他一定会严格约束手下，不会让这样的悲剧再度发生。后来事情越闹越大，也先就开始推诿，一会儿说是脱脱不花派去的人，一会儿又说是朵颜三卫干的好事，要不就空口白牙说是大明内部的盗匪作乱，和他没关系。
也先这样耍无赖，朱祁镇自然不会善罢甘休。西南方面此时思任发已死，他的后裔虽然还在伺机作乱，但规模显然小了许多；东南方面，此时叶宗留、邓茂七已死，乱军已经化整为零开始打游击，逐渐不成气候。南方战事有了起色，朱祁镇开始着手布置北部防线，决定找机会给也先一点颜色看看。
大明南部的混乱程度如何，也先其实不太了解，毕竟隔得太远，但在数次入寇之后，也先敏锐地发现：大明北部的防御力量正在逐步增强，这说明朱祁镇已经做出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北方，也先与大明的决战或许即将爆发。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也先开始患得患失了，当敌强我弱时，自然应该低调行事，为此吃亏也只能默默忍受，可当双方实力出现此消彼长的情况后，是否应该立刻报仇呢？
相关的成功案例有不少。比如唐朝建立初期，东突厥一度打到了大唐都城长安附近，唐太宗李世民被迫与其首领颉利可汗签订城下之盟；四年后大唐逐渐恢复元气，李世民一点也不含糊，立刻派李靖西征，一举灭掉了东突厥，并生擒颉利可汗。可并不是所有仇都能报，春秋时期的宋国国君宋襄公曾被楚国俘虏，被释放后打算兴兵伐楚，结果被打得一败涂地，他本人也因身受箭伤而亡。
大明的确被南方的两场叛乱缚住了手脚，瓦剌的实力也确实获得了极大的增长，但双方的体量差距依然很大。面对大明即将到来的报复，也先找到了脱脱不花，希望对方能看在同为草原人的份上与自己一同出兵，先发制人攻打大明。
面对也先的请求，脱脱不花把嘴一撇，不想管这种破事。在他看来，也先频繁招惹大明，就是一种没事找死的表现，现在惹怒了大明，又想拉自己下水，哪有这种好事？也先非常清楚脱脱不花的想法，于是他给脱脱不花讲了一件往事：当年朱棣御驾亲征鞑靼大汗本雅失里，鞑靼的另一位实力派阿鲁台站在旁边看热闹，结果当朱棣收拾完本雅失里，顺手把阿鲁台也收拾了一顿。现在的情况是：我与大明必有一战，而且实话实说，胜算并不高，如果你在这个节骨眼上置身事外，等朱祁镇收拾完我之后，谁敢保证他不会顺手把你也给收拾了呢？脱脱不花思来想去，终于有些怕了，他当然不喜欢也先，但他更害怕大明。和也先争权夺利是内部矛盾，但真要被大明顺手收拾了，恐怕以后就只能当丧家之犬。念及于此，脱脱不花只得一边怒骂也先横生事端，一边决定派兵三万攻打辽东，以吸引大明的注意力。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兵分四路南下，第一路由也先率军九万攻打大同，第二路由脱脱不花率军三万攻打辽东，第三路由阿剌知院（瓦剌丞相）率军三万攻打宣府，第四路由阿乐（瓦剌著名勇将）率军两千袭扰甘肃。在这四路大军中，最强的自然是也先亲率的九万大军，他们接连打了好几个胜仗，明军步步败退，最后只得困守大同，眼看就要城破人亡。消息传至北京，满朝文武齐聚，大家都在思考应该如何应对这股强敌。代表宦官集团的王振和代表官僚集团的吏部尚书王直难得地统一了意见，他们都认为应该迅速派驻守在北京的三个亲军卫救援大同，并迅速从南方调兵，预计在半年内组建一支北伐大军，然后与也先的主力部队进行决战，获胜后直接杀入草原。
正当双方为统帅的人选争论不休时，向来从善如流的朱祁镇却一反常态：他拒绝从南方调兵，认为“远水难救近火”，目前最好的办法是紧急征调亲军卫和预备队临时组建一支大军救援大同。大家都很惊讶，认为这样做过于仓促，很容易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对于大家的担忧，朱祁镇表示理解，于是又做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决定：为了提振士气，他决定御驾亲征。
朱祁镇自八岁登基以来，从来没离开过北京，更没有机会亲临前线，他哪知道前线是什么样？可当朱祁镇决定御驾亲征之后，王振立刻闭口不言，而王直等人则竭力劝阻，认为朱祁镇犯不着身临险地，可朱祁镇没有听从，他似乎早就下了御驾亲征的决心。
两日之后，二十三岁的朱祁镇率军出发，三万先锋军在前方开道，抢先一步抵达大同外围，一万五千先锋军前往宣府救援，朱祁镇则率领近二十万军队缓缓朝宣府方向行进。
围攻宣府的阿剌知院得知此事后立即率军撤退，朱祁镇在宣府稍作停留后立刻向大同方向行进，身在大同的也先得知此事后也赶紧率军撤退，意图引诱明军追击。朱祁镇抵达大同后得知也先已经率军撤退，便准备下令全军追击，随军文武又是一番苦劝，这一回朱祁镇听进去了，于是宣布己方获胜，然后着手安排回师。
朱祁镇带着近二十万军队，行军速度肯定快不起来，当他们回撤到距离北京城仅有一百多公里的土木堡时突然遭到了也先的伏击。这支队伍的总人数约为两万，明军在猝不及防下死伤惨重，大批文臣武将及宦官王振都在此役中战死，皇帝朱祁镇则被也先俘虏，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土木堡之变”。如果不算南明，那么在大明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中，朱祁镇是唯一一位被敌军俘虏的皇帝。这是一件非常屈辱的事情，也正是由于“土木堡之变”，后世学者在谈及此事时总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问题：谁该为此次惨败负主要责任呢？
史书认为王振应该负此次事件的主要责任。自出兵以来，这个家伙就在不停捣乱，不是辱骂文臣就是欺负武将，每当大家提出建议，王振总会别出心裁地找到理由反驳，然后提出一个所谓的“好方法”强令大家照办。最初众人被王振折腾之后敢怒不敢言，后来怨气越来越大，开始尝试反驳王振的观点，对于这种行为，王振总会不遗余力地打压，导致整个军队的士气越来越低。土木堡兵败之后，朱祁镇仓皇不知所措，护卫将军樊忠趁势用大锤将王振捶死，然后仰天高呼，声称自己为天下除掉了一个祸患。
现代主流观点认为，朱祁镇应该为此负主要责任。他太爷爷朱棣戎马一生，每次御驾亲征时都会把准备工作做足。可这位爷倒好，带着一支耗时两天征集完毕的“大军”就敢一路西进直扑敌军，这不是找死吗？作为一个从未上过战场的年轻人，就该多听听大家的意见，而不是自行其是，更不应该让王振一个劲儿地瞎捣乱。后来眼看就要到家了，朱祁镇完全没有预料到也先会在土木堡设伏，危难之际毫无应变能力，近二十万大军居然挡不住两万伏兵，可见水平拙劣。
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但却流于表面。王振有没有错？肯定有，但肯定也不像史书所写的那样离谱。如果说王振需要在此次事件中负主要责任，只需把他在关键时刻做过的错事罗列出来即可，但从史料记述来看，王振从头到尾一件正确的事情都没做过，并且他下令从来都不用请示朱祁镇。有时朱祁镇发布一道命令，王振说改就改，大臣不服气上前质问，还要被王振责打，而朱祁镇坐在旁边一言不发，这种记录怎么看怎么离谱。
再者，我在前文中提到过麓川之役中王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对张辅和王骥从来都是信任有加，哪有半分飞扬跋扈的模样呢？在熟悉的领域王振的掌控欲会变得异常强烈，这也是他屡屡和官僚集团争权夺利的原因之一，可在陌生领域，王振是懂得如何解放手下，让他们充分发挥长处的。就算王振真像史书记载的那样天怒人怨，难道大家就不会感到奇怪吗？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原本还算合格的宦官集团代表人物变成了这副愚蠢的模样？
再说说朱祁镇，他八岁登基，十一岁开始插手朝政，十六岁正式亲政，在其执政期间，南方接连出现了两场大型平叛战争，北方则爆发了数次规模不一的北伐。这对年轻的朱祁镇而言，他就算没吃过猪肉，也算是见过猪跑了，怎么会连“仓促不成军”这样浅显的道理都不明白呢？
土木堡位于怀来以西、宣府以东，被内外两道长城包围着，想回北京就必须穿过怀来，从居庸关进入，可当明军被围困在土木堡时，无论是怀来还是宣府，都没有率军前来救援，三日之后，犹如惊弓之鸟的明军出现了炸营的现象，随后开始溃败。这里有一个问题，怀来和宣府的明军哪去了？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再来一一分析“土木堡之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在前文中说过，在朱祁镇亲政之后，王振逐渐变得跋扈，甚至以周公自比，史书的记载或许有所夸张，但绝不是无的放矢。另外史书还记载了一件事，王振手下一位名叫喜宁的宦官居然敢公然侵占张辅的土地，张辅不答应，喜宁的弟弟喜胜竟然带着一伙家奴把耕种土地的佃户打了一顿，还把他那怀有身孕的妻子给打死了，一尸两命。后来王振主动向张辅道歉，象征性地赔了点钱就算了事，可见当时宦官集团的嚣张气焰。
在朱祁镇登基之时，张太皇太后和五位辅政大臣才是大明朝廷的话事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太皇太后和三杨相继离世，孙太后放权，胡濙善于自保，张辅年事已高，这就给王振造成一种错觉：胡濙只会打官腔，张辅对我俯首帖耳，从今往后，天下大事都由咱家说了算。可王振千算万算漏掉了朱祁镇，或者说王振在经营势力时根本就没考虑过朱祁镇的感受。
朱瞻基将朱祁镇托付给五位辅政大臣只是一种政治行为，张太皇太后和孙太后忙着联手与五位辅政大臣斗法，唯有王振和朱祁镇朝夕相伴，天天看着他长大。也正是由于王振的这一特殊经历，使他有一种为人父母的感觉，总觉得朱祁镇还是个孩子，遇事的第一反应都是找自己帮忙。可朱祁镇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个孩童，他有着与历代强势帝王相似的心性。
瓦剌四路大军强势突袭，听起来很可怕，但实际上也就那么回事，朝堂上下都觉得这只是一次大规模劫掠行为，大明并没有处于岌岌可危的环境中，现在只需给也先一记猛击，让他长长记性。朱祁镇肯定懂得“仓促不成军”的道理，但他此次御驾亲征，不但要让也先长长记性，更要让王振长长记性：朕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你要是再不收敛一点，就别怪朕不讲情面。
朱祁镇的这层意思王振第一时间就读懂了，他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和朱祁镇硬顶，朱祁镇说自己长大了，王振就偏说你还没长大，许多事情不明白；二是向朱祁镇求饶，表示自己永远都是皇帝的好奴仆：您让我往东，我就绝不敢向西。而王振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我认为他选择了第二种，因为当朱祁镇复位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王振平反。如果王振选择了第一种，继续和朱祁镇对着干，那么别说出征，朱祁镇在北京城就已经把他给宰了，更不会在事后为他平反。
既然王振选择了向朱祁镇求饶，又怎么会像史书所写的那样无法无天呢？如果王振真有这样的本事，他改朝换代自己当皇帝，然后收养一堆义子当接班人不行吗？为什么还要兢兢业业地伺候朱祁镇呢？
尽管王振的飞扬跋扈令朱祁镇感到不满，但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王振之所以会越来越目中无人，除了他本人欲望逐渐膨胀之外，也与朝堂争斗逐渐白热化有关。王振曾与张辅共同搭档处理思任发叛乱一事，自以为和张辅的关系非比寻常，可令王振恼火的是，他曾多次试图拉拢张辅，但这位老将军始终在宦官集团和官僚集团之间摇摆不定。
张辅并非软弱无主见之人，他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朝堂争斗逐渐升级，功臣集团实力不强，所以张辅两方都不敢得罪。官僚集团多少还要点面子，顶多暗地里软硬兼施，宦官集团则少了许多顾忌，这才会发生喜宁欺负张辅，进而殴打佃户孕妻致其死亡的恶性案件。其实类似的案件一点也不少，只不过史书惜字如金，经常用“多有不法”或“屡有冲突”之类的字眼一笔带过。
在北伐途中，官僚集团和宦官集团不断发生摩擦，功臣集团经常无故受到牵连，为求自保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参与其中，朱祁镇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暗暗发狠：等这次战争结束了，看朕怎么收拾你们这些混球！
明军毕竟人多势众，行军途中那些所谓的吵闹都不是事儿，但一个不能忘却的客观事实是：当朱祁镇率领大军赶到大同时，也先已经撤退，所谓的“土木堡之变”并未发生在前线，而是在朱祁镇即将回到北京时发生的。换言之，朱祁镇被伏击时已经快到家门口了，这里面反映出的问题更为复杂，既有微观层面，也有宏观层面。
熟悉大明历史的人一定听过“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句话，实际上坐镇北京的朱天子们原本不至于沦落到“守国门”，可在朱瞻基执政期间，全面推行内缩政策，将整个河套平原拱手让给了瓦剌，这就给大明北部的防线出了一道大难题。在拥有河套平原时，大明北部地区就有足够的纵深，完全可以构建起一条层次分明的防线，如果草原势力胆敢从其他地区突袭大明，明军就可以从河套平原长驱直入，在短时间内杀入草原势力的核心区域。河套平原虽然远离大明王朝的核心统治区域，但我们完全可以说，在河套平原布防的威慑意义远大于战略意义，这个地区非常重要。
河套平原丢失之后，大明北部地区的纵深已然不足，原本只需在河套平原重点布防、威慑敌军即可，现在却要在整个北部边境线上布防。我国北方的边境线有多长，大家打开地图看看就能明白，要想把有限的兵力散布在漫长的国境线上搞全面防御，就必须承担一个后果，那就是单点防御薄弱，敌军一冲即破。
到了土木堡之后，朱祁镇为什么会放松警惕呢？因为土木堡被怀来、宣府夹在当中，又有内外两道长城防御，按理说是非常安全的，可当朱祁镇被也先重重围困时，怀来和宣府为什么没能赶来救援呢？因为这两个地区早已被也先攻破。如果把怀来和宣府的兵力集中起来，或许他们能勉强守住，可由于河套地区丢失，国境线漫长的缺点被放大，使得大明必须分兵把守，这就给了也先各个击破的机会。
当然，河套地区的丢失倒也不能全怪朱瞻基，真要追根溯源，明成祖朱棣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靖难之役结束后，朱棣废掉了大宁都司，同时撤去了河套地区的东胜卫与兴和卫，整个河套地区只剩下开平卫三面受敌、孤掌难鸣。在这样的背景下，朱瞻基顶不住也情有可原，可无论有多少客观因素，我们都无法否认一点，那就是土木堡之变的发生绝不能简单通过一两句话来总结概括。
或许有人还会注意到士兵的素质问题，当初徐达北伐时，其手下的亲军卫各个以一当十、武勇绝伦，怎么到了朱祁镇时期，这些亲军卫都变得脆弱不堪了呢？徐达手下的亲军卫的确很强，可朱祁镇手下的亲军卫也不差，这两个时代最主要的差距在于卫所军队的数量和素质。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进行过多项改革，唯独军队这一块没改，延续了元朝的军屯制度，因为在明朝建立之后，北部草原有北元，东部沿海有倭寇，西南高原有少数民族，到处都需要打仗，大明必须时刻保持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可在小农经济时代，单凭老百姓交的那点税赋根本不可能供养大军，所谓的军屯制度其实就是以军养军。这项政策自然是好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好政策都有可能变质。到了朱瞻基执政期间，由于全面内缩，经济逐渐走向平稳，土地兼并的现象凸显，军队也不能免俗，中高层军官开始巧立名目巧取豪夺，底层士兵衣食无着，只得被迫逃亡。史书上写朱祁镇带了二十万军队北伐，可实际上到底有多少人呢？根据史学界专家教授估算，朱祁镇时期的卫所军队真实比例应该在七成左右。换言之，朱祁镇名义上带着二十万大军讨伐也先，实际人数估计在十四万左右。
朱祁镇拥有十四万大军，也先的伏击部队只有两万人，差距很大，可最终获胜的却是也先，这说明此时的卫所军队不但在数量上有所缺漏，质量上也谈不上有多好。在朱祁镇的重孙朱厚照执政期间，有一位名叫王琼的臣子在与旁人闲谈时提到过当时卫所士兵的糟糕状况。王琼认为，卫所士兵中的逃亡者多为精壮，只有那些没有活路的人才会留在军队里忍受中高层军官的欺压。朱祁镇时期的卫所是不是这样的状况我不知道，但乱象应该已经初步显现了出来。这样的军队别说只有十四万，就算真有二十万，在被伏击时恐怕同样不是也先两万精锐的对手。在南方平定两场叛乱尚且如此艰难，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遇上以逸待劳且单兵素质极强的蒙古兵，结局只能是更差。
怀来和宣府丢失，导致朱祁镇在土木堡孤立无援，这里面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怀来和宣府的守将为何不向朱祁镇汇报此事呢？其实这才是明军陷入重围的最大原因，那就是官僚主义所特有的捂盖子心理。
也先是来干吗的？打劫。他有攻城的能力吗？或许有。他有经营城池的能力吗？绝对没有。如果一个守城将官有了这样的认知，那么当他把守的城池被也先攻占之后，他会怎么做呢？也许有人会说，事关重大，应该立即上报，让朝廷赶紧派兵把城池夺回来！对不起，这可不是官僚作风。上报之后，哪怕最终夺回了城池，守城将官的前途也将就此画上句号，很难再有升迁的机会。可如果不上报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朝廷的各位大佬和皇帝都不知道，这事就当没发生过吧。根据上面三个认知我们就能明白，也先即使打下了怀来和宣府，也只会在抢劫一番后率军撤退，毕竟之前就是这样的。到那时，守城将官只要写上一份像模像样的奏折，表示自己和同僚们浴血奋战，与也先厮杀了好几天，城池几度易手，但最终还是守住了，事后再想办法给高官们送点礼物，上下打点一番，自己不但没有丢失城池的罪过，反而还会有守住城池、杀伤敌军的功劳。
两相对比，你说守城将官会如何选择呢？如果也先真的只是在怀来和宣府大肆抢劫一番就撤退，就不会发生土木堡之变了，后世读者甚至都不会知道怀来和宣府曾在这场战役中失守过。可也先偏偏没有选择撤退，而是牢牢守住这两个地区，布下一个口袋阵，等着打朱祁镇的闷棍。
可这里也有问题，如果怀来和宣府的守城将官刚直不阿，或者是初出茅庐的愣头青，哪怕冒着被撤职或升官无望的风险也要把相关情况上报给朱祁镇，结果又会怎样呢？到那时，也先的伏击不但可能会失败，更有可能会被朱祁镇包饺子。因为朱祁镇手下毕竟有十四万军队，在皇帝亲自督战的激励下，只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明军没准真能重创也先的伏击部队。而内外长城把怀来、土木堡和宣府围住，也先想跑也不太容易，在局面胶着甚至处于劣势时，骑兵的机动性根本无从发挥，只能凭借一腔孤勇作战。所以最终的问题是，也先为什么能够如此熟悉怀来和宣府守城将官的心理活动，知道他们一定不会把城池丢失的情况上报呢？
这是因为也先早就开始对大明的中高层进行渗透。大明有许多蒙古籍官员，其中一部分被也先收买，将大明北部边境的虚实动静一一透露，所以也先此次进攻的时间节点选得非常巧妙。根据《明英宗实录》的不完全记载，被也先收买且有名有姓的中高层军官就有七百多人，其中有一个名叫跛儿干的御马监少监（统领禁军的武职），先后两次向也先通风报信，将明军动向一一备述。连如此机密的消息都能打探到，也先想打探怀来和宣府的守城将官是什么性格、有哪些弱点，恐怕也不是什么难事。
如果王振没有那么飞扬跋扈，如果朱祁镇能够重视此次入侵，如果大明没有丢失河套平原，如果大明的卫所情况能够再好一些，如果当时的官僚作风没有那么浓，如果也先没能收买那么多重量级内奸……那么土木堡之变或许就不会发生，可问题就在于，哪来那么多“如果”呢？
《扁鹊见蔡桓公》里有这样一段话：“病在皮肤，热敷可以治好；病在肌肉，针灸可以治好；病在肠胃，汤药可以治好；病在骨髓，那属于神仙所管辖的范围，医生根本不可能治好。”土木堡之变折射出大明的病态，某些方面早已病入骨髓，看似偶然，实则必然。要说有罪，整个大明上至朱瞻基、朱祁镇，下至中高层官员，他们谁也不无辜，只是苦了那些在前线阵亡的底层士兵，更苦了那些默默忍受外敌肆虐的底层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