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来自波士顿的希望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日益强烈地希望能够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愿望。那几种单调的手势根本就不够用，每次手语都不能充分地表达我的意思。这个时候，我都要大发脾气。仿佛有许多看不见的魔爪紧紧抓着我，我拼命地想挣脱它们，我极力挣扎，并不是因为挣扎有什么效果，只是那反抗的烈火在胸中燃烧，却又无法发泄出来，只好疯狂地踢打、哭闹，在地上翻滚、吼叫，直到折腾得精疲力竭才停下来。

如果母亲在我旁边，我就会一头扑进她怀里，大哭一场，甚至忘了为何发脾气。后来，渴望交流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日子也越来越难熬，以至于每天都要发脾气，有时甚至每隔一小时就闹一次。

父母忧心忡忡，急得不知所措。我们居住的塔斯甘比亚镇如此偏远根本就没有聋哑学校，而且似乎也没有人愿意到如此偏僻的地方，教一个又盲又聋又哑的孩子。当时，大家都在心底认为，像我这样的人不可能接受教育了。然而母亲在阅读狄更斯的《美国札记》时看到了一线希望。

狄更斯在《美国札记》一书中记述了一个名叫布里奇曼的又盲又聋又哑的少女，经由郝博士的引导，受到了很好的教育，终于学有所成。然而，母亲又了解到那位发明教育盲聋人方法的郝博士在多年前就已经逝世了，他的方法也许已经失传了，她又陷入了极度的苦恼中。郝博士是否有传人？即使有，像我这样一个远在亚拉巴马州偏远小镇的小姑娘又如何从中得益呢？

6岁时，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医术高明的眼科大夫，治愈了好几个盲人。父母决定立即带我去那里治疗眼睛。

这次旅行非常愉快，我至今记忆犹新。在火车上我结识了许多朋友。一位妇女送给我一盒贝壳，父亲在这些贝壳上穿了孔，我用线把它们一个一个串起来。这些贝壳带给了我无限的快乐和满足，我玩得兴致盎然，怡然自得。列车员也很和蔼可亲，他在车上来来回回地检票，我就拉着他的衣角跟着到处跑。有时，他会让我玩他的轧票机，我就趴在坐位的一角，在一些零碎的硬卡片上打些小孔，一玩几个小时，也不厌倦。

姑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个大娃娃，非常奇特，因为眼睛、耳朵、嘴巴和鼻子都没有。这么个临时拼凑起来的玩意儿，即使有再好的想像力，也说不出那张脸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别的缺陷我还可以容忍，最让我不满的是缺少眼睛。我不厌其烦地向大家指出这个毛病并坚持让他们想办法，可是，最终谁也没有本领为布娃娃加上一双眼睛。我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主意，溜下坐位，从姑母缀着大珠子的披肩上扯下两颗，指给姑母看，示意她缝在洋娃娃的脸上。她拉着我的手摸她的眼睛，证实我的用意。我使劲点头。她缝上了珠子，我兴奋得无以复加。但没多久，我就玩腻了这个毛巾娃娃。整个旅途中，吸引我的事层出不穷，我忙个不停，没有发过一次脾气。

到了巴尔的摩后，我们径直来到齐夏姆医生的诊所，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给我仔细检查了一番后，表示无能为力。不过他鼓励我们，说我可以接受教育，并建议我们去华盛顿求助亚历山大·贝尔博士，也许他能给我们出主意，提供有关聋哑儿童学校以及合适的老师的资料。依照齐夏姆医生的建议，我们全家人又立刻启程去华盛顿。一路上，父母愁肠百结，顾虑重重，而我却浑然不觉，根本没有理解他们的一片苦心，只是觉得在不同的地方来来往往，到处旅行非常好玩。

那时，虽然我还不太懂事，但一同贝尔博士接触，他的温厚和热情就深深地感染了我。正是这种温厚和热情使无数人觉得他和蔼可亲，并且赞美他医术高明。他把我抱在膝上，让我玩弄他的表并且让它报时，这样我就能感觉到表的震动。贝尔博士懂得我的手势，我立刻就喜欢上了他。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次相识竟会成为我生命的转折点。从此，我从黑暗奔向光明，摆脱了孤独隔膜的状态，进入友爱温馨的世界，并拥有了开启知识的钥匙。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给波士顿柏金斯学校的校长安那诺斯先生写一封信，也许能为我物色一位启蒙老师。柏金斯学校正是《美国札记》中郝博士为盲、聋、哑人孜孜不倦谋求幸福的地方。

父亲立刻邮寄了一封信。几个星期后就收到了热情的回信，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令人愉快的消息：教师已经找到了。这是1886年夏天的事，但直到第二年3月莎莉文小姐才来到我们家。

就这样，我走出了埃及，站在了西奈山（西奈山是基督教《圣经》中，上帝授摩西十诫的地方）面前。一时灵感涌遍我的全身，无数奇景展现在眼前。这座圣山上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知识给人以爱，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