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九十年代中，NHK（日本广播协会）与央视合拍了由日本著名作家山崎丰子的小说改编的《大地之子》，这部连续剧述说了日本遗孤在中国的成长经历，播出后在日本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在片中饰演中国养父的老演员朱旭曾受邀访问日本，在做客当时日本最有影响力的朝日电视台晚十点的新闻评论节目（ニュースステーション）时，主持人久米宏对朱旭赞不绝口，说：“从来没有看过饰演父亲能演得这么好。”朱旭功力深厚，演得确实好，但中日不少老演员，如同在《大地之子》中出演生父的仲代达矢，演技同样精湛。所以当时我想，和《大地之子》在中日播放时冷热不同的反响一样，久米宏的惊讶，固然有主人翁连接着日本纽带的因素，也是因为“大地之子”（日本遗孤）所历经的苦难，与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后的日本，反差实在太大。看到张岚发来的大作《日本遗孤的认同研究》，不由联想到这一幕，是因为“日本遗孤”成为问题，这是重要的背景。

很早便知道张岚在日本求学时一直在做“遗孤”研究，她的《关于日本侵华战争遗孤的社会学》十余年前也已在日本出版，经过那么多年，张岚对遗孤问题仍“一往情深”，我想应该和她年轻时走访遗孤的经历有关。作为一个出生在正常社会的八零后，遗孤所受的苦难，用她自己的话说，使她“深深震撼”。张岚把稿件交给交大社时，希望我写个序。我未暇思索便答应了下来。虽然在院系介绍中我的专业是“中日历史遗留问题”，“日本遗孤”正是典型的“中日历史遗留问题”，但我对这一问题毫无研究。毫无研究而一诺无辞，不能辜负张岚的好意是一个原因，主要还是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立时我们对张岚曾多有烦劳。

中心是在中央领导的关心下成立的，从一开始学校就给予了很大支持；另一方面当时白手起家，几乎是一无所有。尽管在筹划中心时我们已有了将各地档案馆，特别是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等馆、美国国家档案馆、台湾“国史馆”等已公开的相关档案全部复回的计划，但对中心的资料室建设来说缓不济急。当时的历史系主任担任中心副主任，建议我将自己的相关书籍“卖”给学校，并说只是换个地方，不影响我使用。自藏的书现在仍在用，不可能“卖”是不用说的。我说资料室建设可寻他法。于是谈了到“文华堂”等旧书店集中购置的想法。文华堂是东京神田町书店街专售“日清战争”（甲午战争）以来战史的专业书店，虽然审判的书籍只占一小部分，而且不少是通俗书，但大多还是相近领域的书籍。如把文华堂在售的书集中打包买来，就是个有特色的小型资料室。系主任说现在正值中心基础建设时期，经费不用担心，学校肯定会支持。于是便委托当时还未回国的张岚去接洽此事，还说了最好能打折。张岚和文华堂店主洽谈后，不久便发来了书单和价格。那时烦劳张岚，还不止此事。现在想来，这样的匪夷所思的想法多少有点强张岚所难，但张岚在答应时让你感到她完全没有为难。这不是所谓“情商”，而是她发乎本心的与人为善在待人接物时的自然反应，这与她面对遗孤的苦难产生的同情心，可以说是一脉相通的。

本书是一部社会学著作，相关的概念、理论、方法等问题以及学术贡献，我在行外，没有资格置一辞。这里只想就遗孤的成因从不同角度做一点补充，希望不是全无意义的蛇足。

从源头上说，“日本遗孤”（日本多称“残留孤儿”，广义也包括“残留妇人”）的产生当然是日本侵华的产物。没有日本侵华，就不会有把那么多平民卷入战争的“开拓团”，所以这个账首先要算到日本军国主义头上是毋庸置疑的。同时，“日本遗孤”的产生和成为久拖至半个世纪以上的问题，也有错综复杂的原因，否则“日本遗孤”不会仅集中出现在中国东北。

第二次世界大战东亚战场战争结束之际，日本军民散落在本土以外的亚太地区约有660万人，其中陆军约308万、海军约45万，日侨大约300万出头。从国别地区看，日本军民在中国境内最多，“满洲”、关内、台湾的日本陆海军总计有200余万，平民也有200余万。如此庞大的集团，无论是站在所在国立场的“送回”还是站在日本立场的“撤回”，都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工程。所以，虽然军队有《波茨坦公告》第九条允其返乡的规定，加上军队的组织系统，完成撤回理应不难，但实际能否顺利进行仍然难以预估；而分散于各处的日本侨民如何撤回，日本政府更是心中无数。

日本政府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时，太平洋战场的日军兵败如山倒，或已“玉碎”，或已接近崩解，但在大陆的日本陆军，尤其在中国大陆的日本陆军，基本力量还在，对盟国投降要求的抵抗态度还十分强硬。所以陆军中枢对各地陆军能否顺利放下武器，还完全没有把握。1945年8月14日日本接受《波兹坦公告》前夜，陆军大臣阿南惟几联名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致电各地日军，强调“承诏必谨”，就是为次日宣布投降做心理上的铺垫（阿南次日凌晨以战败责任剖腹自杀）。由于《波茨坦公告》并无战后日本侨民的处置规定，日本政府最初也并未考虑将日侨撤回日本。8月14日日本外务省向各驻外机构发出“关于接受三国宣言的训示”，训示要求“让侨民尽可能留在现在的居留地”。

回过头来看，终战时日军解除武装，稍后撤军撤侨，总体说不仅顺利，而且顺利的程度超过了预想。中国境内的400余万军民，除了关东军主体及部分随军家属被苏军掳往西伯利亚等地服劳役、少量军人和技术人员为国共两方所用自愿留下，其余约340万人（包括属于中国军管区的16°线以北法属印度支那的日军日侨）中99%以上的部分，在新中国建立前夕都得以撤回日本。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官民两方的协助起了关键作用。中国领导人在抗战胜利之际表示“以德报怨”“不念旧恶”，以往被泛指为对诸如战后审判、战后赔偿等产生了消极影响，经过这些年的深入研究，证明至少“以德报怨”对战后审判没有影响。回顾战后的历史进程，其实不仅没有留难，而且及时、安全地把战犯嫌疑人之外的日本军民送回日本，才是真正最符合“以德报怨”的事例。所以，日本政府在评价战后撤回时也说：

中国方面没有流露出报复情绪，采取了宽大措施，加上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以下各机关的适当处置，超过百万的大部队出乎意料地顺利回归了本土。关于各部队返回前复员准备的总司令部指导，也得到了彻底贯彻落实，在各地区中实现了最完全的复员。（厚生省援護局編集『引き揚げと援護三十年の歩み』、ぎようせい株式会社、昭和53年、第58页）

这里说的是日军，其实日侨也是如此。

那么，为什么关内实现了“最完全”的撤离，关外东北地区却成了日侨死亡最多、留下“遗孤”最多、滞留时间最长的地区呢？东北战局的变化不能说全无影响，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苏军占领东北后，完全无视盟军总部有关协助遣返日本军民的要求。不仅没有协助，而且放任苏军在东北地区大规模掠夺。待到1946年4月苏军撤出中国，东北地区的日侨因种种原因已有相当数量的死亡（他杀、自杀等），家庭破碎，妇孺流离，也不在少数，像关内那样循序回国的机会和路径因此而错过。以后盟军总部和对日理事会的苏联代表、美苏两国之间又曾就日军战俘和日侨的撤回签订协议，但一如之前，这些协议都因苏联未能立即执行而形同具文。当然这已与东北“遗孤”无关。

所以，苏军撤离后，虽然美军与东北保安司令部在同年5月、与东北中共军队在同年8月，分别签订了有关日侨的遣返协议，日方也在沈阳设立了“日侨善后联络总会”（“日本人民会”），使以后的遣返工作走上了与关内同样的正轨；单从当年5月到10月底，送回的日侨就超过了百万——其时东北战端已起，国共两军对日侨撤离却都给予了很大配合，真是堪称佳话。然而，因苏军占领时错已铸成，“日本遗孤”这一亚太地区独有的人群因此而产生。

以后“日本遗孤”悲欢离合的全面情况和学术解读，张岚已有充分的论述。总之，本书与一般出自书斋的著作不同，单单“田野调查”——遗孤访谈——便既繁也烦。各种访谈都会有不同的难易，但遗孤问题不仅涉及中日两方，而且今昔相连，受访人要完全袒露心扉，直言无隐，会有更大的顾虑。因此，遗孤讲什么？不讲什么？真实性如何？有多大普遍性？诸如此类，非经细加推敲，都会难明其意。张岚二十余年“专治一经”，想必这样从“取材”到“释义”的困难，也是原因之一。从这一点说，张岚长期坚持这一工作本身，就值得赞赏。至于对本书的评价，如前所说，我没有研究，硬充内行未免对作者不敬，所以还是留给读者判断。

再说一句，本文开头提到的“背景”，这里不再接着展开，读者自可意会。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程兆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