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学：概念建构与大众娱乐

一

现代汉语的众多表述之中，“文学”业已成为自明的概念。通常认为，文学的辨识不存在特殊的困难。一部文学作品不可能与政治读物、化学教科书或者健康手册、考古报告相互混淆。根据现代知识体系分类，文学构成了相对于史学、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门类的一个独立学科。文学概念的标准含义通行于汉语词典、课堂教学、学术著作与日常用语，仿佛众所周知。然而，众多历史资料证明，这种标准含义的认定与通行仅仅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很大程度上，如今的文学概念来自现代性复杂的理论运作。

古代典籍的考证表明，“文学”一词始见于《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古代汉语的“文学”远非一个严格界定的概念，而是泛指种种博杂的人文知识。这种观念持续至晚清，例如，章太炎的《国故论衡》仍然认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24尽管诗、词、文、赋、传奇、小说、杂剧等众多文类济济一堂，但是，一个概括性的总称迟迟未曾诞生。鲁迅的《门外文谈》曾经解释说，《论语》之中的“文学”并非现代文学概念。现代汉语通行的“文学” “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Literature的译名”。25相对于古代汉语，“文学”进入现代汉语的脱胎换骨不啻一个繁杂而浩大的学术工程。晚清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的含义经历了剧烈的理论颠簸。从多种观念的交汇、冲突、磨合到逐渐稳定并且形成相当范围的共识，文学概念的定型与声势浩大的新文学遥相呼应。也许，人们无法认定完成这个学术工程的确切日期，然而，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证明，20世纪30年代前后，人们对于“新文学”的认识已经相当接近现今的标准含义。《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如此定义文学：

文学是用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独特的思想和感情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种东西。26

周作人身兼新文学作家与批评家双重身份，《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演讲代表了那个时期相对普遍的观念——周作人的后续演讲并未为之持续地解释和论辩，这间接地显示出如此定义已经获得广泛接受的程度。迄今为止，文学史已经从不同的方位考察这个学术工程的来龙去脉，包括描述小说、戏曲以及文学教育等各个具体领域隐含的分歧线索。27相对地说，我更愿意关注的是，这个学术工程的理论含量。晚清以来，无论是西方文化的大举登陆还是各种文类遭遇的震荡，理论开始承受多向的挑战形成的压力。理论不仅提供种种必要的解释，并且负责重建文化秩序。在我看来，文学概念的含义认定同时意味了理论构造的转换——现代文学概念的定型至少完成四个方面的理论建构。

第一，不同知识体系对接带来的理论扩展。许多考察指出，日本学者将古代汉语“文学”与英语literature互译对于现代汉语的文学概念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英语之中，literature词义的演变路径与“文学”不无相似——literature曾经泛指学问、知识、文法修辞等，18至19世纪才逐渐窄化，专门指谓虚构、想象、具有审美愉悦的文学作品。28换言之，“文学”与literature的互译并非简单的词汇配对，同时考虑到相称的历史背景。然而，这个时期的现代汉语之所以需要一个与literature相仿的概念作为众多文类的总称，知识体系的衔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西方文化的登陆不仅输入了大量的新词，同时还展示了一种异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体系。如果说，经、史、子、集是传统文化沿用多时的知识分类方式，那么，西方文化的现代社会科学按照经济学、社会学、史学、法学等门类分科。跻身于众多学科，文学必须拥有若干独一无二的特征作为专属区域的依据。不同的知识体系渊源有自，但是，现代性同时制造了众多知识体系相互遭遇的历史情势——作为一种现代文化标记，西方文化知识分类被视为范本。这不仅由于西方的坚船利炮、声光电化兑换为民族国家的强大竞争力，而且，西方知识体系的权威很大程度上依赖大学教育的声援。晚清以来，西方知识体系的接受时常与西式教育制度的引入联系在一起。经过反复的争论，京师大学堂——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的课程设置设立“文学”科目，这时，文学概念的含义已经与传统的“词章之学”相距甚远。“词章之学”聚焦于遣词造句的文法修辞，文学的虚构、想象是一种与理性、分析、实证相提并论的认知模式——尽管“词章之学”从未排除于文学之外。“文学”与literature互译、赋予文学概念前所未有的现代含义——这些理论事件表明：不同知识体系正在彼此联姻，教育制度的移植是促成这种联姻的重要形式。这种背景之下，诸多人文知识的轴心概念开始进入远为开阔的历史文化空间，获得重新设置、定位与评估，继而显现新的标准核定的普遍意义。

第二，经世致用的思想。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独立的重要前提是摆脱经学的辖制。古代士大夫心目中，经学阐述的是宇宙之大道，另一些文化门类仅仅是显现大道的小技。所谓的华彩文章即是如此。《文心雕龙》开宗明义《原道》《征圣》《宗经》，后续的思想家更为简约地概括为“文以载道”。无法折射出大道光辉的佳辞丽句无非是徒有其表的雕虫小技。这种观念盛行之际，文学的独立犹如一种理论背叛。京师大学堂课程设置初期，文学仍然隶属于经学而未自立门户。《奏定学堂章程》放弃了“尊经”的思想而允许“文学”作为八门主科之一，这是“文学”赢得主角待遇的学术标志。然而，尽管经学不再担任至高的圭臬，文学并未放弃经世致用、移风易俗与道德教化的功能。换言之，文学的独立乃至“纯文学”29的提出并未在大范围造就“为艺术而艺术”的呼声。相反，从“诗言志” “美刺”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到“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30，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相近的观念逐渐汇合起来，深刻地烙印于现代文学概念之中。五四新文学运动对于古典文学的批判指向了雕琢、阿谀、空泛，陈独秀心目中的文学必须考虑“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31——这一切毋宁是宽泛的经世致用思想。因此，现代文学概念之中“文学为人生”的观点以及现实主义文学主张时常被视为题中应有之义。很大程度上，这也是文学之所以与经济学、社会学、史学、法学等量齐观的理由。

第三，语言问题。尽管现代文学概念的范畴远远超出了“词章之学”，但是，语言问题始终与文学相互纠缠。语言问题线索纷杂，观念各异，远远超出了“文学形式”这个术语的容量——“形式”更多地与“内容”相对。“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华美的言辞时常心存戒意。华美的言辞如同舍本逐末，诱惑人们沉溺于遣词造句而抛开了高远的思想境界。所以，柳宗元的观点是沉溺之后的幡然醒悟：“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32如果说，这种观念带有明显的儒家渊源，那么，道家思想更多地体现为法天贵真的美学气韵——体现为另一种“天然去雕饰”乃至“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语言风格。儒家与道家共同隶属于古典文化，相对地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提倡的白话文来自迥然不同的现代理念：启蒙民智。白话文不仅极大地拓展现代文学概念的含义，充当新文学的主体，同时，许多传统的大型叙事文类由于白话文而正式纳入文学的范畴。

第四，叙事文类进入文学视野的中心。许多人早已察觉说部文字的特殊魅力。然而，由于“残丛小语”以及“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文化渊源，小说从未被尊为正统。古代士大夫纵论天下，吟诗作赋，对于流行于村夫野老之间的小说不屑一顾——下里巴人，何足道哉？悬殊的文化等级制造了严格的区隔，小说无法与诗赋相提并论，如同现今的电子游戏无法赢得文学的身份。小说晋级为文学主角的原因是，晚清一批知识分子将说部文字的特殊魅力纳入启蒙民智的主题。康有为说：“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33梁启超认为，小说既可以“福亿兆人”，也可以“毒万千载”，“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34如同“文学”与literature之间的痛苦磨合，“小说”与romance、novel、fiction或者short story之间也存在反复的试探和相互辨认。与“小说界革命”相近的时间，戏曲改革由于相似的原因而同时兴起。当然，小说与戏曲不得不在激烈的争论之中逐渐获得肯定——事实上，林传甲为京师大学堂撰写第一本中国文学史的时候，小说与戏曲仍然是严词拒绝的对象。35叙事文类的大面积成功出现于鲁迅等一批五四新文学作家崛起之后。

如果说，现代文学概念是多种知识体系与文化传统的重组，那么，某些矛盾遭到了理论建构的压抑。当然，压抑的效果无法持久。历史气候适宜的时候，这些矛盾迅速地暴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