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与接受美学所强调的“读者”不同,“大众”的内涵远为广泛。接受美学的“读者”相对于“作者”,“文本”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围绕的轴心。现代阐释学赋予“读者”巨大的权力——一部作品的意义及其价值最终由“读者”的接受程度所决定。然而,20世纪上半叶的语境之中,“大众”是一个引人瞩目的社会学范畴。大众可能相对于权力体系甚至压迫阶级,也可能相对于知识分子。换言之,“大众”的崛起远远超出了“文本”的范畴而涉及社会历史的演变范式。革命构成这个时期语境之中的重大事件之后,这个社会学范畴很快与革命的主力军以及革命对象联系起来。这时,作家、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关系远远超出了阐释学的论证而带有政治意味。“读不懂我的作品是读者的水平问题”——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之中,如此一份来自作家的傲慢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另一方面,社会学很大程度地介入作家美学风格的衡量,例如赵树理。赵树理文学作品的通俗、生动与民间气息获得广泛的肯定,这种美学风格与革命动员之间的有效呼应必须由大众出具证明。
然而,谁是“大众”?“大众”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的场合,工人、农民、教师、警察、车夫、店员都可能属于大众。通常的表述之中,大众拥有两个相对的群体:一,置身于权力机构的官吏——相对于少量的掌权者,为数众多的人民被称为大众;二,拥有种种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专业知识训练仅仅惠及不大的社会范围,同时,知识分子往往葆有一套与众不同的言行与价值理念。20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充满了复杂的变数。双方之间彼此消长的重要原因是,革命赋予他们不同的历史位置。
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文艺”争论之中,“大众”无法获得清晰的界定。“所谓大众,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生活在不同的感情,习惯,和思想里面的人间。他们,各有不同的文化水准,各有特殊的生活习惯。”53通常的表述之中,大众文化水平低下,无法接受刊登于杂志的新文学作品——尽管这种形容并未流露出明显的轻蔑意味。显然,大众并未等同于无产阶级,大众的范围远比无产阶级宽泛;另一方面,一批参与争论的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暧昧未明。“大众化”与“化大众”的说法表明,知识分子尚未将自己视为大众之一员,更多地以居高临下的启蒙者自居。众多论文的坦然口吻显示,知识分子并未意识到游离大众隐藏的巨大政治风险。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之中阐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他对于大众的界定是“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54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再度清晰地表述了大众的阶级构成:
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55
可以从各个群体先后出现的排序之中发现,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启蒙者的资格而叨陪末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逐渐成为经典文献之后,工农兵大众改造知识分子始终是一幕又一幕波澜起伏的重头戏。多数情节之中,工农兵担任正面角色,知识分子畏首畏尾,狼狈不堪。如果说,知识分子曾经屡屡嘲笑大众的文化趣味,那么,那种“愚昧” “木讷”的大众很快撤出了革命叙述。革命叙述的构思之中,大众的反抗觉悟获得了反复强调。大众的理论形象是大公无私的革命主体,粗犷、明朗、叱咤风云、一往无前——这时,娱乐主题不再追随大众出场。大众的凛然正气毫不犹豫地拒绝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剑客飞仙、魑魅魍魉这些低级趣味的情节。革命进入阶级大搏斗的炽烈阶段,种种试图挣脱宏大叙事的“白日梦”在肃杀气氛之中噤若寒蝉。然而,许多迹象表明,大众对于娱乐主题的渴望仍然蛰伏在内心的某一个角落,还珠楼主、张恨水这些作家的名字从未真正消失。某些场合,大众对于武侠小说或者流行歌曲流露出令人难堪的热情,以至于批评家不得不为他们构思另一个有趣的别名:小市民。
娱乐主题明目张胆地回归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事情。从邓丽君的歌曲、《少林寺》电影、琼瑶小说到现今蔚为大观的网络文学,娱乐主题的强盛之势不可遏制。文化空间的“软化”是娱乐主题破土而出的重要原因。阶级大搏斗时期的禁锢刚刚松弛,品种繁多的娱乐文化迫不及待地一拥而上——事实证明,压抑的内容并未删除,而是隐匿于地表之下等待时机。一些劳苦“大众”终于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置身于工厂的流水线、餐馆的厨房或者物流的运输配送行业忙碌终日,工作之余的渴求是放松身心。这时,谁还能聚精会神地研读《诗经》《红楼梦》《战争与和平》或者《尤利西斯》这些经典?对于他们说来,《哈利·波特》远比卡夫卡有趣,犹如KTV的流行歌曲远比贝多芬贴心。精英主义幻象的破灭同时展示了另一个事实:娱乐主题的拥趸竟然如此之多。这个事实迅速引起了商人的关注,他们永远会在第一时间嗅到利润气息。娱乐主题与商业的结合制造了新型的文化生产模式,“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y)——另一种译法是“文化产业”——之称应运而生。与此同时,文化作为一种商品正式登场。对于“文化”说来,“工业”或者“商品”曾经是饱含耻辱的形容,现在到改弦易辙的时候了吗?
人们的确发现,“工业”式的批量生产带来了一些粗制滥造的产品,但是,这种状态已经获得很大的改善。必须承认,市场许诺的经济利益具有非凡的号召力,一批才华横溢的人士很快应声而至。无论是创意、想象力、故事情节还是技术制作,相当多的娱乐作品显示了不同凡响的水准。因此,更为深刻的问题毋宁是:所谓的娱乐屏蔽了什么,同时又敞开了什么?许多时候,“白日梦”的心理结构是“文本快感”的基本解释。然而,娱乐主题的兴盛程度表明,所谓的“白日梦”并非个人的隐秘幻象,而是包含了群体的强大期待。正如特里·洛威尔指出的那样:“虽然文化研究领域里的阿尔都塞派和拉康派的确转向了快感这个重要问题,但快感一词的含义仍局限于弗洛伊德的狭义范围。文化产品是情绪和感觉的表述结构,这些情绪和感觉不但包括个人的欲望和快乐,而且包括群体的共同经历。文本的快感至少部分地来自共同的理想、社会希望的实现和社会欲望,而并非只是由更基本的性欲的升华了的表述。”56精神分析学逾越个体范畴而延展到群体的时候,社会历史的文化分析很快成为续篇。或许,这时可以更为清晰地察觉,娱乐主题的通常模式依赖哪些基本的社会学预设,对于哪些前提视而不见——由于二者巧妙而默契的配合,群体的强大期待终于浮出无意识之渊,注入作品的故事情节获得象征性实现。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文化工业隐蔽地操控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形成严密的封闭。然而,市场、操控与反操控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程度超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预计。由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风格,他们视野之中的大众更像是顺从市场摆布的被动群体。如果说,某一个时期的“大众”是以阶级主体的身份充当革命主力军,那么,市场之中的“大众”是以欲望主体的身份充当消费者。按照人们熟悉的理论构想,阶级主体内在地反抗各种形式的压迫和剥削,然而,欲望主体的需求时常来自外部的赋予。迄今为止,市场机制可以根据一些企业的商业利益培育、宣传某种需求,并且将这种需求伪装成消费者内心涌出的强烈冲动。尽管如此,市场的操作不可能完全封锁大众自我意识的突围,娱乐作品也是如此。如同霍尔所言,大众可能以独特的解码方式获取娱乐主题之中隐藏的反抗信息。57另一方面,市场之中的个别资本与资本主义整体利益可能存在分歧。只要有利可图,个别资本不介意投资包含了颠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58事实证明,市场在操控与反操控之间制造出各种复杂变数。
所谓的投资和利润,很大程度上围绕传媒展开。传播文化史可以证明,娱乐与传媒始终共生共荣。书写工具相对原始的时候,娱乐主题往往由声音作品承担,例如音乐、演唱、说书、评弹,如此等等。平装书与报纸跨入工业化的生产模式,文字符号成为唾手可得的普通商品。电子传播媒介——从收音机、电影、电视到互联网——带来了另一个空前的飞跃,屏幕上影像符号的生产盛极一时。符号生产与娱乐主题互惠互利的时候,传媒的经济收益获得了不可思议的扩张,从演艺明星到广告投放的产业链充满活力。传媒演变带来的另一个收获是,种种新型的文学形式层出不穷。从报纸的连载专栏、印刷工业促成的长篇小说到电影、电视肥皂剧以及互联网上形形色色前所未有的文学新品种,传媒革命与文学形式的积累对理论阐述形成了巨大压力。
从“白日梦”带动的审美愉悦、传媒与市场的互动到经济收益控制的评判体系,现代文学概念到了不得不正视这些异己因素的时候。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现代文学概念无法完整地接纳和吸收这些异己因素,使之驯服地归顺现代文学概念派生的各种观念与成规。“大众”曾经是现代文学概念深为器重的基础,然而,当“大众”暴露出对于娱乐的不竭兴趣之后,现代文学概念预设的理论规划令人怀疑。总之,现代文学概念的统辖区域正在遭受或明或暗的侵蚀,例如大学讲坛的文学教育。种种迹象证明,大学讲坛围绕的文学经典体系遭到了相当普遍的冷落;文学经典仅仅作为一种职业知识被传授,审美愉悦的魅力已经大幅度削减。摆脱文学课程的规训,曹雪芹的声望远逊于金庸,莎士比亚决非《步步惊心》的对手。文学的经世致用沦为古板的教条,娱乐毋宁是人生的正当权利——一些人干脆直率地质问文学教授:琼瑶拥有如此之多的粉丝,你们为什么装聋作哑,不愿意接纳琼瑶的小说作为文学教材?另一方面,娱乐开始谋求知识殿堂赋予的正统与权威。晚清至20世纪上半叶的“通俗文学”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列入文学史,59文学教授欣然将金庸选为20世纪小说大师,并且位列第四,居于茅盾之前;60百科知识撰写“小说”条目的时候,那些架空小说、穿越小说、玄幻小说正在成为例证,第一部网络文化关键词的词典业已问世,这象征了网络文化谋求“正典”身份的一种努力。61种种动向表明,现代文学概念一度暂时忽略的问题始终坚挺地存在。因此,后续的理论修订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