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通常，“现代性”指的是现代社会显现的种种基本属性。“现代性”概念涉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美学等众多学科，甚至作为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状况的整体性概括。世界范围内，众多著名的思想家卷入“现代性”问题的论辩，种种观念、主张和理论分析纷至沓来。

现代社会时常被描述为一个必然的历史阶段，尽管这种描述不可避免地遭受种种质疑。对于不同的民族国家或者不同地区，现代社会降临的时间远为不同，降临的方式也迥然相异。如果将晚清视为古典中国大规模地转向现代社会的历史时期，那么，这个转型包含了种种特殊的历史内容。经济总量的积累之外，帝制的解体、革命与战争、抵抗异族侵略、阶级斗争模式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大众传播媒介的急速崛起等均为引人瞩目的社会事件。这些特殊的历史内容与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存在种种落差。这种状况带来的理论问题是，是否仅仅存在一套固定的“现代性”模式？如果既有的“现代性”模式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意味，那么，另一些民族国家能否形成不同版本的“现代性”模式？尽管如此，这种论述已经潜在地承认一个前提：现代社会是众多民族国家不可放弃的追求。换言之，“现代性”是文学理论无法回避的平台。现今的文学理论不可能退回古典社会，援引“温柔敦厚”的“诗教”或者“文以气为主”的命题阐述文学；相反，文学理论不得不面对“现代性”制造的种种崭新的问题，从而成为现代社会的文化组成部分。

从《论语》“文学：子游，子夏”之中的“文学”、《毛诗序》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典论·论文》的“文以气为主”，到京师大学堂课程设置依据的《奏定学堂章程》之中的“文学科”、王国维所谓的“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6，现代意义上“文学”概念的出现可以视为“现代性”与文学理论的交接仪式。追溯起来，日本学者将古汉语“文学”一词与“literature”对译、大学课程设置、文学史著作的撰写均是促成这种交接的重要因素。现代意义上“文学”概念的成型表明了庞大知识体系的转换。这时的“文学”不再屈从于经、史、子、集的知识分类之下，而是成为相对于哲学、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种种自然科学的一个独立学科。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性”赋予文学理论的首要使命是，敦促文学与启蒙精神的互动。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启蒙主义精神是“现代性”的重要基础。启蒙主义精神包含了独立的主体、理性和个人权利的维护。很大程度上，这是西方社会摆脱神权专制的基本条件。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说来，启蒙主义精神更多地成为冲出传统的“三纲五常”，充当一个“现代人”的思想武器。这时，文学理论意识到“现代性”隐含的文化压力，积极倡导启蒙主义的文学主题。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的“八不主义”大胆非议古典文学传统，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厉声抨击“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他心目中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坚定地站到了“现代性”这一边；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等标题清晰地显示了“现代性”的文学主张，鲁迅的《〈呐喊〉自序》力图摧毁“铁屋子”，唤醒那些“愚弱的国民”：“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7现今看来，这些篇目之所以成为文学批评史的著名文献，恰恰因为跨过了历史的门槛而充当了现代社会的先声。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民族国家的声望如此之高，以至于迅速将人文学科吸附在这个强大主题的周围。许多时候，文学擅长以情感动员的方式表述民族国家的认同。当然，中国现代文学认同的民族国家不再笼罩于帝制之下——抛弃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传统观念之后，现代作家不是抒发“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的感叹，而是从各种视角叙述民族国家带来的新型经验。相对于以皇权为中心的古代社会，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赋予“大众”或者“人民”远为充分的权利。这不仅显现为一种现代政治主张，同时逐渐转换为文化策略，例如大众传播媒介的兴盛、市场运作机制与“民主”观念之间的交织。传播史考察可以证明，新型大众传播媒介的大规模崛起通常包含技术发明、商业支持、大众的意愿与需求这些因素。印刷大众传播媒介——例如报纸、平装书——如此，电子大众传播媒介——例如电影、电视、互联网——也是如此。大众传播媒介对于现代文化的重构包含了文学形式的重构。士大夫擅长的古典诗文迅速衰退，叙事文类由于大众更易于接纳从而地位急剧飙升，某些通俗的文化形式承担了革命动员的功能——对于文学理论说来，“大众”或者“人民”概念的提出很大程度地意味了民族国家对于文学的曲折改造。

某些抒情作品之中，民族国家凝聚为一个强烈的象征意象，例如著名歌曲《松花江上》或者《黄河大合唱》中的松花江与黄河；然而，文学理论的分析表明，文学可能以远为复杂的形式参与民族国家的主题。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认为，小说拥有的“熏”“浸”“刺”“提”四种能量有助于国家治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激励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20世纪50年代之后，民族国家不仅深刻地烙印于文学，同时，文学理论试图将这个主题引入研究实践，设置新的学科——例如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正如温儒敏所分析的那样：

现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得以建立，是此前许多有关新文学的评论与研究孕育的结果，直接的促进因素却是时代更迭以及学术生产的体制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把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很自然也就提出了为前一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修史的任务，研究“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历程，也就被看做是这修史任务的一部分。因此新文学史研究就顺理成章地从古代文学的学科领域中独立出来，而且得天独厚，自上而下得到格外的重视，并纳入新的学术体制，带上浓烈的主流意识形态导引的色彩。在很短的时间内，现代文学研究几乎成为“显学”。8

现代社会必然性的描述之所以不可避免地遭受质疑，“现代性”引起的分歧评价是一个重要原因——文学构成了一个分歧的源头。某些方面，文学成为“现代性”的踊跃同盟；另一些方面，文学对于“现代性”不以为然，甚至深恶痛绝。马克斯·韦伯曾经对“现代性”特征做出一系列著名的概括，例如表现为理性化的经济生产与管理，表现为“祛魅”的世俗社会文化，表现为专业化治理的科层体制和规范化法律制度共同构建的行政体系，如此等等。这些特征深刻地重塑古典社会，改造古老的社会关系。无论是经济生产、科学技术还是社会管理，“现代性”无不赢得了非凡的成就。然而，与此同时，人们愈来愈清晰地意识到，人类的某些弥足珍贵的气质正在逐渐消失，现代社会仿佛套入一个无形的“铁笼子”。“祛魅”、精于计算的功利社会往往与市侩哲学以及一丝不苟的精打细算遥相呼应。因此，锱铢必较的商人与精确、务实的工程师很快地成为现代社会普遍肯定的性格原型。叛逆的冲动与冒险无法回收成本，夸张的想象与激情犹如能量浪费，浪漫由于缺乏实施方案而显得可笑，形而上学的思辨无助于面包与钢材的生产，乌托邦无非是另一种版本的无聊神话。不要沉溺于诗与远方的虚幻诱惑，人生的真正收益只能是扣除成本之后的利润。总之，自由自在的天性、高蹈情怀与宏大的志向正在古板、僵硬或者利己主义盘算之中渐渐熄灭。眼花缭乱的物质表象背后，现代社会驱除了内在的丰富维度，“单向度”文化从个人思想蔓延到整个社会。

对于许多知识分子说来，“现代性”批判成为另一个共同关注的主题。文学显然属于批判的主力阵营。很大程度上，文学并非依赖古典传统拒斥“现代性”，而是在强调独立自主的主体的同时抵制乃至反抗资产阶级的物质贪婪、超额理性形成的压抑以及冰冷的体制与法律条款。这些知识分子意识到“现代性”内部的矛盾，并且区分为“资产阶级的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9文学理论通常站在后者的立场批判和质疑前者，尽管一些知识分子认为，这种批判与质疑不可能彻底——两种“现代性”不得不共享相似的文化气氛与社会关系。

相对于“祛魅”之后的功利与世俗，文学至今仍然倾心于神奇、超验与魔幻——文学不惮于以虚构的方式保存古老的神话元素。神话元素不仅保存于《西游记》《封神演义》这些古代经典之中，同时顽强地隐藏于众多现代作品内部，例如象征性的神话原型。一些外星人或者不明生物频繁出入的科幻作品之中，人们可以看到神话原型的另一种曲折显现。很大程度上，文学对于浪漫主义的好感包含了“现代性”的否弃。这时的浪漫主义不仅是指以“狂飙突进”精神为标志的那一场文学运动，同时指宽泛的浪漫主义精神状态。那些夸张的、独往独来的人物，不拘一格的自由精神与传奇式的情节无声地嘲讽了斤斤计较的资产阶级商人、谨小慎微的工程师与种种目光短浅的小市民庸人。众多被归入“现实主义”的作品并非乏味地复制沉闷的日常表象，而是积极搜索隐匿于历史深部的种种“无名”的动向与能量。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文学对于那些遭受主流社会鄙视的另类人物格外垂青。无论是《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还是《哈姆雷特》《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作品的主人公均是正统思想以及道德观念所不屑的“问题人物”。尽管经济学、社会学或者法学可能非议这些人物，然而，作家的持续重视表明，文学对于这些人物身上若干不可忽略的文化基因表现出特殊的兴趣。

文学的首要特征是注视千姿百态的个人命运，近距离地再现他们日常生活之中的言行举止，这无形地显示出异于社会科学的视野——后者时常将某种社会共同体成员设定为雷同的平均数。文学展示的人物个性无法悉数还原为某种社会科学预定的“共性”，这恰恰证明了“现代性”普遍主义的限度。作为“现代性”的理论后援，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共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观念体系，造就井然有序的科层制。这时，文学更多地显示出挣脱种种约束的企图，甚至与“现代性”格格不入。事实上，这种与众不同的姿态恰恰显示了文学理论与“现代性”复杂的互动方式。

现在是让审美范畴进入视野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