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考察了“现代性”与审美的关系之后，文学传统作为一个后续问题浮出了水面。这种状况仍然源于“现代性”结构。如果说，传统的世代相传与巨大权威是古典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那么，进入现代社会，围绕传统形成的争论空前激烈。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指出，“现代性总是意味着一种‘反传统的传统’”，“现代性”具有一个“最深层的使命”，即“追随其与生俱来的通过断裂与危机来创造的意识”。19从经济运作模式、社会关系到科学技术、文化传播体系，厚今薄古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共同倾向，尽管每一个领域程度不同。吉登斯将这种状况形容为“现代性的断裂”。在他看来，“现代性”制造的转变如此剧烈，“以至于当我们试图从这个转变以前的知识中去理解它们时，发现我们只能得到十分有限的帮助”。20然而，许多人同时意识到，反思现代性本身积存的问题，传统本身重新成为一个资源。当然，文学传统具有某些特殊的复杂性。
作为“现代性”的一个必然产物，全球化正在信息传播、科学技术、交通体系、资本流通的支持之下逐渐形成。全球化不仅重新格式化经济领域，而且覆盖了文化领域。正如许多商品来自西方制造，相当一部分文化产品烙下了西方思想谱系的印记。从主题、内容、形式、意识形态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现今文学理论的一套基本的概念术语无不源于西方以及另一些相对发达国家——譬如日本和苏联——的理论旅行，以至于一些理论家频繁抱怨本土理论“失语”。这时，全球化或许隐含了一个危险：全球文化的同质化。从哲学、宗教、风俗到伦理道德、美学观念，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会不会迅速地被强势的西方文化淹没？换言之，民族文化如何在全球化时代自处？这也是现今文学理论陷入的“问题情境”。这种“问题情境”之中，民族文学的意义甚至被放大为一个民族赢得世界尊重的指数。
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是文学史撰写不言而喻的主题，甚至成为专业的前提。文学史汇聚的众多作品不仅再现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演变与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同时展示了一个民族的独创精神。相对地说，文学理论更为关注文学谱系的整理显现的文学传统。文学传统意味着一批具有规范性的美学观念与美学命题，这些规范再现并且维护民族文化的独异性质。
中国的文学传统与民族文化根系保持了内在的紧密呼应。从“诗言志”“风、雅、颂、赋、比、兴”到“情景交融”“境界说”，抒情文学构成了中国文学的正宗。“温柔敦厚”的诗教、“发乎情，止乎礼义”、“美刺”等儒家风范塑造了一个含蓄蕴藉的抒情主体；“绝圣弃智”“天籁”“得意忘言”等老庄思想形成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豪华落尽见真淳”的风格追求和“以形写神”“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韵味；叙事文类之中的史传文学、传奇拥有不同的文化脉络，“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哲学成为纵论古今的依据，草蛇灰线、横云断山、伏脉千里乃至无巧不成书的叙事策略制造出心驰神往的惊叹。20世纪之初，梁启超等人肯定了小说的政治功能，小说从通俗文化之中脱颖而出很大程度地得益于这种观点的大力举荐。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古老的民族文化赋予文学传统独立自足的完整形态。这种形态不仅与古希腊的悲剧、史诗大相径庭，同时异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诸多西方文学段落的秩序。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之所以拥有一套独特的概念、术语、命题，恰恰来自文学传统的描述、论证和倡导。然而，由于“现代性”对于知识体系的重新配置，这些文学传统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撤出了现代文化空间。尽管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一个世纪左右，但是，争论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从民族主义、第三世界理论、阶级与革命到“现代性”、全球化、后殖民理论，种种观念周期性地卷入这些争论，不断地制造似曾相识的理论摇摆。在我看来，没有理由低估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分解隐藏于争论内部的诸多层面，或许可以更为清晰地发现分歧的焦点所在。
第一，“复古主义”与“全盘西化”是这种争论之中最为对立的两个理论群落。“复古主义”坚拒一切西方文化，不论是坚船利炮、声光电化，还是芭蕾舞、股票市场或者个人主义观念。这种观点认为，任何西方文化无不隐含了“亡国”“亡种”的嫌疑。“全盘西化”对于民族文化嗤之以鼻。这种观点表示，近代以来的中国积贫积弱，倍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腐朽的民族文化传统必须承担相当一部分责任。所谓的“子曰诗云”已经成为落后的象征。如果说，“数典忘祖”的指摘时常出现于“复古主义”的言论之中，那么，“全盘西化”的回击往往是“抱残守缺”。虽然“复古主义”与“全盘西化”的拥戴者均不乏其人，我还是愿意将两种观念想象为理论原型——纯粹的“复古主义”与纯粹的“全盘西化”几乎无法真实地存活。现今的“复古主义”实践者不可能完全摆脱现代科学技术，犹如现今的“全盘西化”实践者不可能摆脱汉语和汉文化。尽管双方情绪对立，但是，他们共享一个相似的理论策略：民族文化符号成为评判是非的唯一衡量标准。换言之，这是一种极为简单的文化决定论。经济或者科学技术等因素遭到了摒弃，“民族”的标记证明一切。
第二，另一个层面的争论具有相对开阔的视野。经济或者科学技术等因素的引入必然涉及现代社会的降临以及“现代性”的意义。人们意识到，民族文化的臧否只能形成有限的影响——不论是充当现代社会的催生婆，还是试图设置种种壁垒。经济或者科学技术带动历史车轮的能量远远超过了民族文化产生的作用。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可以察觉争论双方存在不同的想象方式：一种观点力图将“现代性”纳入民族文化的轨道，只有吻合民族文化设立的纲常名教才可能“名正言顺”。这显然带有“西学中源”或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回声。另一种观点倾向于将民族文化纳入“现代性”结构，考察民族文化扮演的传统在这种结构内部承担什么角色。这种叙述之中，“现代性”的来源或者被追溯至带有西方文化印记的“普遍历史”，或者追溯至经济基础决定论——现代社会是生产力与经济基础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尽管几种观点共同肯定了“现代性”，然而，内在的分歧广泛涉及“现代性”各方面的不同评价，譬如“现代性”带来的哲学观念、经济思想或者道德伦理。这些分歧时常无形地左右文学传统的评价。
第三，众多争论反复涉及两组对立的概念：中/西，传统/现代。两组概念之间存在的复杂纠葛深刻地投射到理论语言的生产方式。第一组对立的概念之中，“中”代表的民族文化拥有强大的合法性，文学传统根深蒂固；相对地说，“西”的含义远为暧昧。如果没有近代历史上遭受的重创，中国古代士大夫从未正视西方文化的存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策略包含了巨大的矛盾：不得不师从的西方文化出自一个充满敌意的对手。另一组对立的概念之中，“现代”正在演变为褒义词，现代经济或者科学技术是现代社会的特征；现代生活仿佛天然地包含个性、自由、时尚、生机蓬勃等意味，“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仅仅表现为某种理论动态。然而，“传统”仅仅是“保守”的同义词吗？“传统”在许多场合还包含了正统、稳重、权威和源远流长的意味。尽管这些概念的语义时常以不言自明的方式分布于种种论述之中，但是，两组概念互换或者互译的时候，二者之间的对应与错落产生了耐人寻味的关系。许多语境之中，“中”时常与“传统”互换，如同“西”时常与“现代”互译。首先可以察觉，中 /西之间的鸿沟不如传统 /现代之间的差距。“现代性”平台之上，中 /西之间汇聚、交流、合作的紧密程度超过了传统 /现代的沟通。“现代性”内部正在产生愈来愈密集的网络，民族文化的纵向控制正在削弱，国家民族之间相互依赖的迫切性逐渐增强，尽管各个领域——例如，经济、文化或者科学技术——之间并不平衡。其次，“中”与“传统”的互换往往无形地封闭了民族文化对于“现代”的渴求。尽管“现代性”很大程度地来自外部的强制性输入，但是，民族文化从未回绝现代社会的到来。由于“传统”构成了“现代”的对立项，“中”与“传统”的互换甚至忽视了民族文化内部生生不息的创造意味。如果“传统”仅仅意味了文化的回望，先秦至晚清的民族文化将被想象为凝滞的循环。这是争论带动的理论运作隐蔽地设置的思想圈套。
第四，回到文学传统的时候，民族文化、“现代性”结构、审美共同构成了必要的理论背景。民族文化根系之所以被视为基本前提，因为语言、风俗、宗教、观念体系、饮食或者服饰系统积累了民族的生活经验；“现代性”结构表明，这些生活经验不得不接受现代社会的重构。这些因素时常对于文学传统形成复杂的衡量。中国古典诗词标志了古代汉语的艺术巅峰，但是，严格的诗词格律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语言体系——尽管古典审美趣味构成了现代文化之中的一个“他者”。这显明了文学传统与“现代性”的博弈。相对地说，小说与“现代性”之间的互动远为曲折。鲁迅曾经形容《儒林外史》“全书无主干”，“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21这种被称为“缀段”的叙事遭到胡适等人的异议。22事实上，无论是史传文学的渊源、说书的胎记，还是“散点透视”的观念乃至报纸杂志连载形式的影响，没有理由否认“缀段”的叙事曾经赢得的成功。胡适的异议参照的是西方现代小说——西方现代小说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对“现代性”的回应，譬如神圣与超验的消退，关注个人命运以及个人经验，如此等等；23另一方面，现代小说力图守护的个性、内心、情爱对“现代性”的功利、理性和异化形成了美学抵制。考察文学传统如何进入民族文化与“现代性”的双重坐标并且持续延伸，必须充分意识到多种因素之间的紧张。
文学理论体系并非追求庞大的体量规模，也不是制造一个由众多概念术语装饰出来的僵硬躯壳；文学理论体系追求的是强大的整体阐释能力，阐释的对象不仅包含文学以及文化的广泛内容，同时还涉及主体和社会历史。文学、文化、主体和社会历史之间形成复杂的回环关系，而且存在种种变量。只有将各种因素之间的互动纳入视野，文学理论体系才能成为一个充满辩证精神的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