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游记文本与文本选择

游记作为记述旅行经历的文本，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德语文化圈内，这一文学传统自14世纪最初的朝圣游记诞生以来至今，已有超过500年的历史。10 尽管如此，游记作为单独的文类而进入西方文学研究的视野却是近几十年来随着文学研究文化学转向而来的新势。11 德国日耳曼语言文学研究对单个游记文本的研究早已有之，但针对游记文体的理论探讨却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初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变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由于缺乏整体性研究，以旅行为主题的文本在指称上常发生概念混乱的现象。在这一点上，曼弗里德·凌克对于以旅行为契机产生的文本的分类可谓是迈出了游记文体界定的第一步。凌克在其探讨18世纪“艺术性”游记的论文之中将以旅行为主题的诸种文本分为以下四类：（1）旅行指南与旅行手册；（2）科学性及科普性旅行文本；（3）旅行日记、游记、旅行讲述、旅行叙事；（4）旅行中篇小说与旅行长篇小说。12 在晚近的德语文学理论话语中，将第三与第四类文本统称为“旅行文学”（Reiseliteratur）并纳入文学研究范畴的理论实践已基本上在学界达成共识。《文学理论专科全书》将“旅行文学”定义为“对于‘在路上’（或与此相类的虚构的）的过程进行报告的文本或文本类型”13。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包含旅行主题或母题的文本均可视作“旅行文学”；旅行或旅行路线作为文本的结构性原则是一切旅行文学的前提条件。14 在“旅行文学”的框架内，游记是对“一次真实旅行的叙事性描述”15。就文学形式而言，无论是真实或虚构游记，均无确定的形式规定：“旅行描述可以日记、信件汇编、站点概要或记录、穿插片段的旅行叙事等形式出现。最常见的原则是以时间或突出的停留地点为文本构建标准。”16

以上界定仅以描述性的方式呈现出游记文本的一些文本特征，但游记文学作为一种直接择取、分割、拼接现实经验的体裁，其书写形式与特定历史时期的关联更为直接与显著，因而相较于小说、诗歌、戏剧等文体具有更明显的历史性，且与文学之外的要素，诸如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等，有着更为直接的关联。因而，基于文本与作品的传统文学研究必须纳入比较文学研究的视角才得以综合考量游记文学的文学性、现实关联性与历史性。17 这种综合性考量集中体现在“对‘异’的体验与文学表现上”18。探讨游记文本中自我与他者对峙而产生的“异”不仅是游记文学批评方法论的问题，更是关涉游记文学内在本质的根本问题。由于难以从文本形式与旅行模式上给予游记文学以统一的概念界定，卡尔·汤普森将游记定义为“自我遭遇他者的记录或产物”19。“异”的文学表现背后是“异”的文化感知模式，而特定时期的文化感知模式深深扎根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亦受到游记书写者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20 因此，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视角下的游记文学批评实践不在于确认游记文本内容与异国现实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在于通过分析和解构游记的文本形式与内容重构游记作者个性化与一定历史时期背景下普遍的文化感知模式。

综合曼弗里德·凌克、《文学理论专科全书》及卡尔·汤普森对游记的概念界定，本研究对作为其研究对象的游记文本进行了如下限定：首先，游记文本中必须包含对于中国城市的描述、叙事或评价；其次，这些与中国城市相关的书写是以一次中国之行为基础，而非基于已有文献资料或新闻报道的再创作；最后，文本的呈现形式可以是包括旅行报道、书信、日记、政论散文等在内的多种形式。基于上述限定，本研究选取了典型的亚洲或中国游记文本为研究对象，主要探究上海、北京、南京、广州等城市化与现代化程度较高的近代中国城市在德语游记文本中的形象建构。另外，还需要做出说明的是，《动荡的亚洲》作者霍利切尔生于奥匈帝国的匈牙利，而《秘密的中国》作者基希生于奥匈帝国的捷克。之所以将此二人的作品纳入研究对象，是因为：首先，两人的文学创作活动均主要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城市，而若将魏玛共和国作为文学社会学视角下的“文学场”的话，那么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文学也可将在彼处从事文学活动的作家囊括在内21；其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捷克、匈牙利等脱离德奥统治的文化圈内，由于生产者与受众群体均十分有限，这些地区内用德语写作的少数作家，真正有影响力的，仍出脱于德奥文化圈与文学市场，其作品也“融于整体的德语文学中”22 了；最后，两人在1918至1933年间均以德国城市为主要定居点，因而同样受到魏玛共和国德国的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