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书籍生产成本和书价

中国刻书的简易正是这里书籍流通急速增长和售价出奇之低的原因所在。

——利玛窦59

书籍生产是如此之廉价，以至于即便是穷人也能买得起书。

——卫三畏60

尽管相隔两百多年，16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和19世纪中期新教传教士卫三畏都为中国书籍的低价感到不可思议。很显然，他们是将中国的书价与他们同时期欧洲市场的书价做了比较而得出以上结论的。然而，今天的学术界却没有认真看待他们的话，或者说并未理解他们的意思。基于晚明时期关于中国书价极其有限的信息，学者们认为当时书价非常昂贵，是一种“高价财产”，按亚瑟·史密斯（Arthur Smith）的话来说，甚至在19世纪晚期，书籍还是一种“富人们的奢侈品”61。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和解释这些关于明清时期中国书籍价格明显矛盾的观点呢？如果书籍果真昂贵的话，要想解释晚明时期商业出版繁荣这个流行观点是很困难的。谈及商业出版的覆盖面也好，本质也好，书籍的高价无论如何会大大限制其发行和对于社会的影响。

这一矛盾产生了很多问题：晚明时期书籍价格昂贵吗？书籍的价格妨碍了官员、商人和科举考试应试者建立私人藏书楼吗？织工、刻工、海员或者优伶这些有固定收入的劳动者能够买得起书吗？回答这些问题不仅对于理解16、17世纪中国商业出版扩张的实质和范围相当重要，对于解释以下这一难题的意义更为重大——即使在活字印刷方法更加实用，而且在这一时期的使用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为何中国书商仍然优先使用雕版印刷，雕版印刷为何没有被取代？62

明代之前的印刷

尽管雕版印刷在唐代（618—907）就已经发明，但直至宋代（960—1279）初期，印刷文本还尚未得以普及。63当时大多数学生和学者们不得不采取手工抄写的办法获得文本。直到994年，国子监才准许书商重印官版的经史著作，官府也出版一些律令典章和一大批佛教和道教经文。这些官府刊本都在首都和各省的刻书处印刷生产。另外，地方官学和首都的国子监也为学生们出版书籍。在建立初期的几十年里，国子监只有4000块雕版。然而，到了1004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了100000块。64在宋代，政府曾将大量书籍作为赠品赐给大臣、地方官学、私塾和寺庙，包括经史著作、佛道经文和医书。65

11世纪中期之后，购买印刷书籍变得更加容易。66全国各地都开设了印刷作坊，特别是在浙江、四川、福建、湖北和安徽，数量很多。67禁止擅刻书籍的律令在神宗年间（1068—1077）被取消之后，由福建、浙江和四川商业出版机构印刷的书籍行销全国。68在北宋时期（960—1126），印刷作坊的数量有限，不超过30家，但在南宋时期（1127—1279）就增加到200多家。69从宋代开始，印刷书籍就成为皇权政府和艺文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宋至明初，由中央和各省地方政府刊印的书籍刊本超过2482种70，其中中央和各省地方政府刻书所占的比例分别是18%和82%。与其说这个比例说明了地方政府印书的积极性，不如说这个比例说明的是传到各省的雕版印刷技术的便利性。

16世纪50年代至17世纪30年代间存留至今的宋版书和元版书（960—1368）数量也不少。具体而言，这次始于16世纪的出版繁荣可以通过鉴别新趋势、新文体和出版商、出版中心数量的增加得以确立。强化的商业与宽松的政策都为这次繁荣提供了动力。

明代出版业的扩张

宋元时期，政府对个人作品的印刷采取出版前审查制度。直到1068年，书籍在出版前仍然要被送往国子监加以审查许可。不过，这一政策在宋神宗一朝并未强力执行。71元朝廷要求手稿呈送中枢省加以检查，只有得到了允许才可以出版。72但之后，这一要求未为明朝廷所承袭。与16、17世纪法国和英国不同，明朝廷并没有一个负责实施审查制度的专门机构，也没有一套具体的成文法来监管私人出版活动73，同时也不存在一种要求印刷者向政府注册的许可证系统。任何人只要有足够的资源，就能成为一个出版者，自由出版几乎任何文本，包括新闻、手稿和政府刊本等。只有很少几类出版物由政府独家享有出版特权，具体而言包括日历和星相占卜类书籍。但是，从嘉靖（1522—1566）中期开始，即使是这类书籍也被抄写、刻印，并广泛传播，而且到了万历年间（1573—1620），这些都已经成为普遍的家庭读物了。74

在明初，书籍同时在地方和中央政府的机构里印刷75，诸如都察院、布政司、按察司和杭州府等，都是印刷书籍的积极参与者。杭州在南宋时期就已经是一大出版中心，在明代早期依然是政府出版的一大重镇，这里的很多官刻本得以保留至今。76分封在各地的藩王们在出版活动中也表现得非常积极，甚至连北京、南京两大国子监这样的主要教育机构所出版的书的数量，都不及藩王。77

在明代的前100年内，商业出版在几个书籍生产和流通中心并未显示出显著的变化。根据陆容这位生活于1360—1450年间繁华苏州的本地人士描述，那里的书籍大多数都是由国子监印刷的。商业出版者并没有大量出版或者广泛发行。78然而，由于15世纪后半期商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使得商业出版作坊开始激增，出版了大量的书籍，涉及的领域也相当广泛。79除这些出版商之外，私人出版，如家庭、宗族和宗教团体都为晚明印刷的繁荣做出了贡献。80

周绍明（Joseph McDermott）依据对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台北“中央”图书馆现存明版书的分析，认为在15世纪晚期，刻本逐渐开始取代抄本，16世纪时印刷文化的规模已经超过了抄本文化。81商业出版从15世纪的最后25年开始扩大规模，但是直至16世纪，特别是万历年间才真正繁荣起来。根据数量有限的现存版本，从1368年到1521年共153年期间，书籍生产的年增长率为8.1%。在接下来的50年间，也就是嘉靖和隆庆年间（1522—1571），增长率为14.0%。紧接着的万历年间直至明末（1573—1644）共69年的时间里，增长率则上升至19.1%。82

作为商业扩张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版业的繁荣也刺激了对纸、墨、木板和其他装印材料的需求。到16世纪时，所有主要的印刷方法——雕版和活字——都在使用83，明代由活字印刷术出版的书籍逐渐增加。84但除木刻、彩印和纸张生产的进步之外，技术上则没有重大的突破。85商业出版扩大的一个主要因素就在于一直下降的书籍生产成本，而这一成本的下降又是由纸张生产成本的下降和人口增长导致的劳动力过剩所共同引起的。

17世纪中期以前英国上层社会的作家“极少用印刷的方式来出版他们的作品”86，而中国的情况与此不同。从宋代或者更早的时期开始，中国的文人长久以来已经把印刷看作保存和传播自己作品的一种正当的、可靠的方式。到了明末，印刷成本已经降至很低，所以文人们更加热衷于刻印自己的作品了，书籍也成为一种可大量获得并负担得起的商品，甚至那时连一个穷书生也会抱怨自己坐拥一辈子都读不完的书。87由于书籍十分普遍和廉价，一些书商开设了一些旧书店，并把使用过的纸作为包装用纸来出售。88另一个书生还夸张地说，如果把印刷用的木板当作柴火来卖，那么木柴和木炭的价格一定会暴跌。89

藏品、新体裁与藏书

书籍生产扩大的另一个表现就是藏书者和藏书量的增加。从1475年后开始，在长江下游地区最为商业化和城市化的江苏和浙江，藏书者的人数显著增多90，收书3万卷者根本不足道。91著名的学者和藏书家胡应麟（1551—1602年）只是区区一个举人而已，但是在他去世前20多年的时间里，他收集了总共42384卷藏书。92胡去世那年，另一个学者徐完成了自己的藏书目录，其中一共包含了53000卷。93浙江浦江的富户程氏的藏书超过了80000卷。而享有盛誉的出版家毛晋（1599—1659年）在自己的汲古阁里存放了84000卷之多的藏书。绍兴祁承㸁（1565—1628年）所设立的租借图书馆的收藏则超过了十万卷。94另一位藏书家吴德的收藏量与之旗鼓相当。95

商业出版在范围和卷册数目上的增长促使了劳动力的分工和印刷工艺的精细化。96晚明时期刻印增长的一个因素就是学者所称的“通俗出版的成功”97。大众需求的大量单幅印品的出现大大促进了出版文化市场的繁荣。单幅印品还成为室内装饰的常用物品。出于宗教和审美的目的，人们纷纷在家里挂起佛教菩萨和道教天神的画像，还有门神和福禄寿的画。98一些出自戏曲小说名篇的单幅印品也成为常用的装饰品。99

这个时期多样化的士商精英群体和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也给书籍出版带来了更多的需求。100参加三个等级科举考试的考生们需要阅读大量不同种类的书籍来备考。万历中期之后，举业用书这种新体裁的出现也印证了商业出版的扩张，这当中包括艺文团体成员编写的八股文写作练习，以及含有职业批评家评注的考试文集。晚明的写作体裁如此繁多，使得藏书家茅元仪（1594—1640年）不得不开始使用一个单独的类别——“世学”来为这类刊本归类。101举业用书当中大量序文的出现也促使黄宗羲开创了“时文”这个子目录来指认卷帙浩繁的明文集。其实，在他自己的文集中，序文就有8卷之多。102

除了举业用书，出版者和刻印者还推出了诸如山志103、历书、百科全书、善书104、历算手册105、医学手册106和地图107之类的读物。各种各样的指南性读物随处可买，包括如何写信、进行仪式和为庆典、活动、娱乐项目择日等108，还有为游人、商人109、鉴赏家110所准备的指南，甚至还有教人辨别奸商恶人诈骗手段的书111。即使是那些在大城市逛青楼的游人都能够在诸如《嫖经》或者《闲情女肆》之类的手册上得到信息。112这一时期春宫图集和黄色小说也很普遍，彩印精细程度的提高使春宫图集更加流行。16世纪70、80年代印制的图集是四色的，而很多在1606年至1624年间出版的则变成了五色。113如何增加私闺或妓院中的性快感这样的话题在诸如《万宝全书》之类的民间历书当中都能找到。114

这些源于商业出版的新体裁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娱乐文学。士商精英和城市人口数量不断增长，而且他们都拥有闲暇时间和供个人自由支配的资源，于是娱乐文学也就应运而生了。在晚明时期，戏剧与小说的出版并非新潮之事，但是在新趋势和习业发展的推动下，这种繁荣也成了时代的要求。由江南地区的书坊和个人作家及家族所出版的戏剧与万历之前建阳的主要商业印本有所不同，那里有一些专长于戏剧出版的专门出版机构。115与元杂剧四幕形式相异，南方戏剧（或称“传奇”）的折数更多。士商们对戏剧艺术和音乐表演的兴趣大大提高，这成为剧作家、批评家与新问世作品数量增长的有力的推动因素。

到晚明时期，小说和戏剧中插图的发展也呈现出新的趋势。116建阳出版的很多宋版、元版书的插图占据书页的上方，即上图下文格式。这些插图的质量大多比较粗糙，这说明艺术家们在出版过程中的参与是不足的。这种情况在万历年间有所变化，整页插图大量运用于小说和戏剧中，这充分体现了插图书籍的市场需求的增加。117细节清晰且表达方式艺术化的图像成为文字的重要补充118，同时这些精美的图画也反映了雕版工艺的提高。不过雕刻技巧的进步也许是由更发达的雕刻工具设计和制造所促成的。一位研究通俗印刷品的学者注意到：“到16世纪90年代为止，那些反映内景、外景、幻想和实景的板刻插图已经成为绘画技艺的试金石。”119

这一时期兴起的另一类新体裁是小品，其中包含各种散文写作形式，却不包括韵文。其实，小品指的就是一个作家各种散文的汇集，涵盖甚广，但主要的内容大概就是序、旅行日志、生平概略、个人书信、座右铭、传记文章和一些短小论文。120小品的出现可以被看作一种关注人生多样性的表现，这种看待人生的角度脱开了艺文生产中惯有的以科举考试为纲的模式，而体现了士商亲自体验生活所得的新见解。

不断增多的新体裁使得当时已有的四部分类法捉襟见肘。对此，藏书家祁承㸁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丛书”这一类别，因为这一时期已出现了大量丛书，它们包含了诸如经、史类等不同的体裁中的条目。121这些丛书使体裁之间相互融合，以至于个中界限已很不明显。

书目中的另一大发展就是收录了娱乐性的白话文学。1602年由徐编订的书目中就包含了置于传奇这一类别下的杂剧。122戏剧新作品的大量创作加速了这种特殊目录的编纂。戏剧中的唱段也在单独的目录中得到重视，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吕天成（1580—1618年）和祁彪佳（1603—1645年）所编的书目。123对于印行唱词的兴趣也促成了冯梦龙编纂并出版一种苏州方言民间歌集。124

《文渊阁书目》也单独建立了一个子目收录白话文学。125这里需要提到的是，“小说”这一目录其实并未包含所有的小说。大多数目录编纂者仍然只在小说目录下列出了那些猎奇罗异的常见书籍。126取而代之的是，很多小说被收录在史部的子目中。高儒的《百川书志》便是一例，他把志怪访轶的书籍收归小说目录下，而现行分类法所定义的“小说”却在史部之下。在他的野史目录中，则收录了诸如《水浒》和《三国》之类的作品。他还在外史目录中放入了《西厢记》和《琵琶记》等杂剧。127

标准化与差异化

16世纪商业出版的繁荣为超附文本带来了两大截然相反的发展趋势：标准化（standardization）与差异化（differentiation）。标准化的趋势在书籍生产的技术层面表现得十分突出，包括书籍尺寸、字体风格和纸张类型。何谷理（Robert Hegel）曾经指出，表现形式的一致性在书页尺寸、每页的字数和小说章节的标题字数等方面都能明显看出来。同时，商业和私人出版的戏剧作品也与阅读、演唱和表演有着相同的标记符号系统。128自万历年间以来，匠体字迅速流行开来，成为大多数刊本的标准字体，这可以从它们整齐划一的笔画来辨别。这种字体的设计能够使阅读变得更为容易，同时也提高了刻工的雕刻速度，降低了书法体所带来的字符长与宽的无规律性。这期间，匠体字和竹纸的使用是最普遍的，从书籍生产的角度来说，它们促进了标准化的进程，这也归功于出版商降低生产成本的尝试。

然而，在关于刻印的各种策略中也能看出一些差异化的趋势。为了弥补个人风格与书法美感的损失，在采用匠体字刊刻正文之后，序和评注往往使用草书来描摹书写的手迹（见图1.1）。129这种视觉差异能够让读者更好地欣赏作者的个人魅力130，同时也赋予书法体序言和评注以一种“逼真”感。131它的作用就如同作者的亲笔签名或者优质认证标志一样。此外，书法体部分也表现为一种阅读的程序规则，因为它从视觉上和空间上将超附文本从文本本身分离开来，其美感和个体的存在感使序的作用大为提高，读者因此可以特别注意到作者观点的存在。作为一种超附文本，序在空间组织上处于文本之前，并在重要性上超越了一般文本。由于作者的声望和更精湛的雕工，序的制作成本比其他部分要高。但是这对于总成本来说则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影响，因为印刷中最主要的材料——纸——的价格仍然很低。

图1.1　《陈批列国志传》中的一页

从图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1）匠体字的印刷；（2）段尾评注临摹评注者的手迹；（3）不同形式的评注：天头、段末和行间；（4）不同种类的标点法。由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许可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