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研究意义

一 理论意义

从研究的理论意义上来说，首先，二战后是马尔库塞思想多产之时，使他享誉全球的几部作品都创作于这一时期：《爱欲与文明》（1955）、《苏联的马克思主义》（1956）、《单向度的人》（1964）、《压抑性容忍》（1965）、《论解放》（1969）、《反革命与反抗》（1972）、《审美之维》（1978）等。正是这些理论与观点筑起了马尔库塞庞大的思想体系，透过它们可以把握其整个思想脉络的发展主线，如他在博士学位论文中树立的美学理论雏形，在前期提出的“激进行动”（radical act）、“具体哲学”（concrete philosophy）、“总体性批判”（critique in entirety）等概念，以及在加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后开展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的批判，都在后期社会批判理论、政治理论和美学理论中得到继承和改造。此外，这些思想并非处于线性的发展逻辑，它们之间既相辅相成又充满张力，体现出马尔库塞夹杂于唯物主义与观念论、理性与感性、批判与重建、悲观预言与乐观判断之间的摇摆不定和迟疑不决，这既是其思想体系复杂性的缩影，也为后世相关研究留下了充分的讨论空间。因此，如果对马尔库塞后期思想缺乏深入了解，就很难清晰地认识其思想全貌。

其次，相较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学者，马尔库塞无论是在思想理论还是行事作风上都略显“另类”。他们曾围绕批判理论的基础、责任和前景等主题展开了意义非凡的对话和争论，源源不断地为批判理论注入活力。马尔库塞刚加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时，与霍克海默等人的起点并无二致，两人同在1937年分别发表文章《哲学与批判理论》（Philosophie und kritische Theorie）和《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Traditionelle und kritische Theorie），揭示传统哲学的局限，指出批判理论的立命之本在于它的实践指向和对既有事实的超越。然而二战结束后，面对工人阶级的式微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受挫，以及文明世界在战争后留下的断壁残垣，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逐渐放弃原先对马克思主义的期许，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作为西方文明根基的启蒙理性，这的确对包括马尔库塞在内的整个学派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并不妨碍马尔库塞选择不同的方向：他把《启蒙辩证法》中釜底抽薪式的否定视为社会重建的第一步，同时致力于把“意识形态”和“工人阶级”等概念重新带回主流视野，借此捍卫马克思主义。他还卷入各种政治运动，期望用自己的社会革命纲领映衬出乌托邦的蓝图。另外，当哈贝马斯接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学派领军人旗帜之时，马尔库塞仍然保持着学术上的高产，他与哈贝马斯就“劳动”和“技术”等问题的学术对话被后人反复引证。所以，马尔库塞的思想（最典型的是其后期理论）具有鲜明的学术人格特征，这使他得以在学派中“独树一帜”，也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面向。

再次，马尔库塞一生都执着于把批判理论用于改造现实的实践，以身体力行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学术主张，特别是对“价值中立”的反叛。他晚年主动参与席卷欧美的新左派运动，也有意无意地让自己站在革命的风口浪尖。相较于早期在《论辩证法的问题》（Zum Problem der Dialektik）一文中提出的“具体辩证法”（concrete dialectics）和《理性与革命》中对实证主义的抨击，马尔库塞后期思想更加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在当前实践和实现关于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的理论”，这也体现于他与新左派之间持续的互动。一方面，他发表了一系列带有革命纲领性质的专著和论文，用理论作为武器，质疑和挑战不公的社会结构。他希望维持工人阶级的革命主导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囊括学生、知识分子、少数族裔和第三世界国民在内的“联合战线”（united front），乃至不惜以暴力手段瓦解资产阶级的统治。他还成功地将古典政治哲学带回课堂，为学生运动提供法理上的支撑。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前期，马尔库塞积极奔走于欧美各大高校和游行集会前线发表演讲，柏林的大学讲厅、伦敦的园屋剧场（Roundhouse）、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伯克利分校等地，都留下他清晰缜密且掷地有声的言辞。[12]他支持学生罢课，通过在报纸上公开签名、接受电台和电视台采访的方式宣讲自己反对越战、反抗既有秩序的政治立场，这为他赢得“新左派之父”的名号。晚年的马尔库塞在思想和行动上都高举着“反价值中立”的旗帜，用批判理论改造社会现实之时也改变了传统社会科学的边界，促使人们反思主流的实证主义方法论，重新审视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等社会科学的元问题。

最后，马尔库塞的批判矛头直指二战后高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对象涉及它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等诸多领域，他的社会批判理论因而被当作跨学科研究的联结点。在文学评论方面，马尔库塞关于资产阶级文学的论述以及文学自身的超越性等观点常被引用。如福克斯（Foulkes，2003）借助其理论解释了“为何文学创作潮流从19世纪的资产阶级文学转向20世纪的先锋派文学”，凯尔纳（Kellner，1990）将《单向度的人》与奥威尔的《1984》做了比较研究；在文化研究方面，“技术理性”、“社会控制”、“虚假需求”（false needs）等论题引导着当今学说对消费社会和大众传媒的批判。柯伦和西顿（Curran & Seaton，1997）沿袭马尔库塞的思想传统，指出英国广播媒体依然依附于权威型社会的事实；德斯勒特（Desilet，2008）把马尔库塞和波兹曼（Postman）置于互补的位置，以此来揭发主流影视作品繁荣背后的“文化代价”。马尔库塞关于“单向度的语言”的讨论还推动着批判理论与当代语言学的结合，如利阿斯（Lyas，1982）受此启发批判了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语言学学派，但亦承认批判语言学的转向尚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困难。

二 现实意义

从研究的现实意义上来说，按前文所述，2018年恰逢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也是法国五月风暴爆发50周年，左派思想在全球范围都出现强劲复苏的迹象，针对马尔库塞的讨论始终保持着相当的热度，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也未被忘却。马尔库塞曾向世人允诺一个充盈着“爱欲”（eros）的社会，一个构筑在自由平等之上的社会，它将人们从异化和压抑中解放出来。

可惜的是，这份期望非但没有如期而至，还渐行渐远：即便在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意识形态的西方社会，个人的自由空间仍不断遭到挤压和侵犯；即便在崇尚极度自主和自我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异化的程度也未减轻；即便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在人工智能惊艳登场的时代，技术依旧与社会控制和社会统治盘根错节。按照马尔库塞的解释，当今社会已经具备解放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水平，那么是什么因素的出现或缺乏导致社会止步不前甚至走向倒退？这使人们不停引证、探求和反思他的理论。

除此之外，马尔库塞对研究“具体性”的秉承投射到他对时事的关注，而这些时事仍是当下被广泛热议的问题，如他对技术理性的评述、对消费主义的批判、对后殖民主义的抨击、对女性主义和边缘人群平权运动的支持等。它们在历史长河中保留着鲜活的发展动力，是马尔库塞思想经久不衰的意义所在。

同样重要的是，马尔库塞后期社会批判理论与新左派运动相生相伴，透过两者的相互作用可以探究社会思想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这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社会各种思潮的盛行以及社会运动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