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2年之前，我在市场部门工作，也是从那时起开始接触社会发展领域的，我在一些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做志愿者，开展一些活动和研究项目，这是我第一次深入接触农民工及其子女群体。当时国务院关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两为主”的政策刚开始提出[1]，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提供也只是刚开始在一些城市试点，农民工劳动权益维护也从被忽略逐渐转向被政府和公众所关注。那时，在城市里与父母一起生活的农民工子女们因为公共教育资源的不足，又无法跨越借读费和户口的障碍，只能到教学条件较差的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就读。我还记得第一次去一所农民工子女学校，在一片杂乱的城乡接合部中，好不容易凭借国旗找到了一所租借一个废旧仓库作为校园的学校；孩子们在追逐玩耍的间隙到楼前的一根水管处喝水，不远处就是一片正在修建的商品楼盘。这是一番城乡不同户籍场景的直接比对，也意味着随着城市的扩张，这所简陋的学校将被拆除。城市不断扩张，孩子又要和务工经商的家长们搬离到更远的地方生活和居住。随着与孩子和家长们的接触，我对他们有了更多、更直接的了解。我问他们长大以后想做什么，答案除了大家都会说的做医生、工程师外，还有希望长大以后“做生意”的，这会给他们带来金钱，也有希望长大以后“做官”的，这会给他们带来权力。有一个小女孩说长大以后想做城管，这样遇见妈妈卖菜的时候可以慢一点追；还有一个小女孩说不喜欢城里人，不喜欢坐公共汽车，因为其他乘客会嫌她脏，让她站远点。但是大多数孩子还是一张白纸，没有什么对社会不平等的抱怨和不满的概念，有的只是一些直接感受和淳朴的想法。他们长大后还会这样想吗？他们会不会逐渐对这个社会产生抱怨和不满，认为这个社会对他们不公平呢？

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我接触的那些孩子们也已长大，从小学进入了高中，很多已经进入了社会，成了新生代农民工。我还偶尔能听到他们中很少一部分人的消息：一个女孩随父母务工迁移到了上海，并且和哥哥都考入了上海的大学；一个我们曾经资助过的女孩升入了本地的重点高中，继续学业；一个男孩初一的时候辍学，留在城里和父母做小生意；另一个男孩农村老家的房子被大雨冲毁，家人都已外出且失去联系，便在城市里和以捡垃圾为生的奶奶相依为命。而当年接触的绝大部分孩子在初中毕业后，或者回到农村读高中，进入职业学校就读；或者直接开始务工，不停迁移，我便再也无法得知他们的消息。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是像他们的父辈那样重复着同样的生活方式和有着类似的社会经济状况，还是像我当初想象的那样，开始逐渐了解这个社会，了解到他们在这个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无助；是否开始对这个充满了不平等的社会产生不满情绪；或者他们是否能够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接受和屈从这样的社会现实。

在研究的准备阶段，我试图从新生代农民工那里直接获得答案。我来到某个全球五百强，号称“世界最大代工厂”的工人宿舍区。这个工厂曾经以青年员工连续跳楼自杀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里几乎全是17～25岁的年轻务工者，他们中绝大部分每天工作10～12小时，月收入在一千余元到两千元之间，每周休息一天，除了工作几乎就是吃饭、洗衣、睡觉。2010年，该工厂在10个月内连续被媒体报道了14起青年员工跳楼自杀事件，一时社会舆论沸沸扬扬，有媒体认为是简单枯燥的工作、低收入导致了这样的现象，更有人认为这是新生代农民工在无法融入城市，又难以回到农村的困境中，对社会的一种强烈不满、绝望和自我暴力反叛。[2]这会是他们对社会不平等的一种反抗吗？

在工厂宿舍区的娱乐休息室，我接触了几十位不同性别、来自不同省份的新生代农民工。我和他们聊天时有两个基本的问题，“你觉得这个社会公平吗？”“为什么？”虽然在之前的文献工作中，我已经获得了一些前期研究给予的答案[3]，但当我自己听到那些几乎一致的回答时，还是有些出乎意料：“这个社会是公平的”，“都是靠自己努力”。我用不同的观点跟他们讨论，例如，“如果无法获得好的教育，没有良好的社会保障和劳动保障，就无法公平地依靠自己的付出和努力来取得收获”，“有人努力工作收入很低，有人不用努力工作也可以过很好的生活”，“有人可以玩iPad、iPhone，你们整天生产iPhone却没钱去买”等，试图从他们那里获得不同的答案。结果发现，如同我不能理解他们一样，他们也难以接受我的观点。他们会说，“需要努力，也需要机遇”，“这些都看自己的努力和情况”，而很少有人会赞同我的说法。

带着同样的问题，我来到当地一个知名的劳务市场，询问在那里找工作的务工者。这里的务工者年龄普遍比工厂里的工人大，工作和生活环境比较简陋，虽然从事的工作不像工厂里的年轻工人那样接近高新科技，没有那么多正规的社会保障、劳动保障等福利，但是收入并不比年轻工人低。不同的是，他们中大多数人在向我抱怨这个社会的不公平，挣钱的不易，与雇主的矛盾等问题。

为什么不同年龄、产业部门、工作单位性质的农民工会表现出不同的社会态度？是什么影响了他们的不公平感？是不是因为户籍制度造成了他们就业的不同，而导致他们有不同的公平感认知？户籍身份如何影响农民工的就业分层？是否有代际差异？户籍身份对就业分层的影响是否会传递并影响农民工的公平感认知？我难以回答所有的问题，我选择了一个我一直在关注的群体，即处于社会经济地位底层的农民工，而且是处于中国社会急速变化、市场转型发展背景下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的研究对象，在与其他社会群体进行比较的过程中，我试图了解户籍制度对他们的社会公平感起了什么作用和如何产生作用，以及近年来的户籍制度改革和变迁，对农民工群体的不公平感认知是否带来了影响。

这一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能为增进社会公平、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提供一些前提性认识。众所周知，不公平感会直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进而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本研究可以为确定我们在公共政策的供给上需要做的改进提供基础性认识。例如，我们对户籍制度如何影响农民工群体的不公平感可以有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可以知道户籍身份、教育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分层有什么样的影响，就业分层结果是不是会影响到他们的不公平感认知，近几年的户籍改革措施和“三农”政策对农村户籍群体社会公平感的认知产生了什么影响，以及在不同时代的农村户籍群体之间有什么差异。上述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会对我们社会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有所启示。

[1] 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2003年，国务院发布教育部、中央编办、公安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劳动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提出“流入地政府负责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

[2] “富士康跳楼事件”，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3624334.htm，2012年6月25日。

[3] 怀默霆：《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1期，第96～120页；马磊、刘欣：《中国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研究》，《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