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低生育率的相关理论

一般而言，学界对低生育率研究的相关理论可分为三类：一是生育率理论，重点关注生育率的影响因素和关键变量，包括邦戈茨生育率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9]；二是生育率转变理论，主要研究生育率从高到低或者从低到高的转变过程以及动力机制，包括人口转变理论、文化理论和扩散理论[10]；三是低生育率理论，主要研究低生育率的原因、机制、后果和干预等命题，包括低生育率陷阱理论和性别均衡理论[11]。

（一）生育率理论

约翰·邦戈茨（John Bongaartz）以意愿生育数量为基数建立了估计总和生育率的理论模型，模型中的变量包括抑制性影响因素和提升性影响因素，具体为竞争效应（competition）、性别偏好（gender preference）、不孕效应（infecundity）、替补效应（replacement effect）、进度效应[12]（tempo effect）、非意愿生育（unwanted fertility）和意愿生育数（intended family size）。当抑制性变量的连乘积大于提升性变量的连乘积时，实际生育率低于生育意愿的结果就会出现，反之亦然。

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家庭会精心计算生育成本和收益来决定生育孩子的数量，生育率的下降意味着家庭对生育孩子成本和收益的效用函数发生了改变，如城市中住房成本的上升，生育导致的培训和工作经验积累中断等间接成本上升或替代生育其他商品的相对收益上升等，那么家庭倾向于放弃生育孩子。

分孩次来看，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养育的成本和收益具有收敛性，从而在效用函数下得到最优的生育数量。以分孩次收益变动为例，一孩的收益包括后继有人、拥有一个有趣的孩子以及孩子的成长带来的喜悦等；二孩的收益可能是有兄弟姐妹陪伴或者拥有与一孩不同性别的可能等；三孩、四孩的收益可能是三个孩子才能算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庭或拥有不同性别的孩子和对孩子的纯粹喜欢等。因此，生育数量的收益是递减的，与递增的成本曲线相均衡会形成最优的生育数量决策。

而风险理论质疑理性选择理论中家庭有关生育的成本和收益精确计算的知识储备和判断能力假设，其认为有关生育的成本和收益是指向未来的，家庭缺乏准确预测未来成本与收益的能力，因此有关生育的判断是不确定的，不确定即意味着风险。生育的风险包括父母角色的压力、夫妻关系的破裂、家庭-工作的矛盾等，家庭可能会通过限制生育孩子的数量来回避上述风险，最终形成了孩子不友好的社会倾向（child-unfriendly societies）和低生育率社会[13]。

（二）生育率转变理论

人口转变最早发生在欧洲，但是随着生育率下降在全世界的扩散与蔓延，人口转变越来越被认同为一个反映人口变动规律性的普遍现象[14]。兰德里、汤普森、诺特斯坦等人在研究欧洲人口变动的历史过程中提出并发展了第一次人口转变理论。该理论认为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医疗卫生水平提高的背景下，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变[15]，呈现小规模队列的高生育率和大规模队列的低生育率交替进行的周期性特点[16]。这种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相对变化把人口增长率的变动划分为更替水平以上增长阶段、快速下降到更替水平稳定阶段和更替水平以下低生育率阶段，最终总和生育率稳定在更替水平是发展中国家完成生育转变的重要标志[17]。

然而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北欧部分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并没有像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所预计的那样稳定在更替水平，而是降到更替水平之后持续下滑，总和生育率不足1.5的国家数量不断增加。因此，列思泰赫（Lesthaeghe）和冯德卡（van de Kaa）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其着重探讨了许多国家出现的低生育率，甚至极低生育率现象[18]，并对欧洲的婚姻模式、家庭模式、生育行为的变化及其彼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概括和描述，试图通过变化背后的原因及作用机制对欧洲的低生育率现象进行解释和在后现代化背景下认识和分析人口变化的新趋势、新特点。其认为婚姻模式、家庭模式、文化结构与生育模式的变化彼此相关联并导致了超低生育率[19]，即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劳动参与率、生育自主意识等社会和生育观念变化是低生育现象出现的原因[20]，作用机制可以理解为在“后工业社会”和“消费社会”的背景下，当生育与女性受教育机会、职业发展、自我价值实现等相冲突时，生育就成为被牺牲的对象，生育的价值和重要性的重新审视导致了低生育率现象。

从时间维度划分，第一次人口转变是指1920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大部分国家的生育率从更替水平以上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第二次人口转变是指战后经历了短暂的“婴儿潮”后，生育率持续下降，达到低生育率水平，甚至超低生育率水平。从形式上看，两次人口转变都表现出生育率显著和持续的下降，但背后的原因显著不同。简单来说，死亡率的下降是第一次人口转变的起因，而生育率的下降带来了第二次人口转变[21]。

对于生育率的转变，文化视角认为文化既有可能阻碍生育率转变，也有可能促进生育率转变，具有双重功能。具体而言，如果将文化视为限制行动的一系列固定的共享信念，那么文化是生育率转变的障碍；如果将文化视为通过行动者协商的共享意义，那么文化可以促进生育率转变。有关第三世界国家生育率下降的文献印证了文化阻碍生育率转变，那些试图缩减家庭生育规模的计划生育项目遭遇了很大的阻力，传统的生育模式与文化信念相结合使第三世界国家的夫妇拒绝生育行为的改变。

生育文化属于宏观视角，生育行为属于微观个体决策，宏观层面的文化是如何影响微观个体的决策的以及生育文化观念是如何转变的？扩散理论试图通过知识的获取和模仿的过程两个机制[22]，来解释革新性的个体低生育偏好是如何在通信网络和大众传媒两个主要渠道中传播形成群体低生育观念的，最终形成一定的低生育文化和社会低生育率现状[23]。具体的扩散过程包括意识、知识、评估和试验以及采纳。Tsui认为避孕措施革新的扩散和广泛使用是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24]。总的来说，扩散理论搭建了宏观生育文化和微观生育行为之间的桥梁，其通过影响生育率控制的成本和收益加深了对生育政策和家庭决策的理解。但是，扩散理论的不足在于没有解释革新性生育偏好的形成，以及社会比较和社会凝聚等可能的其他社会学习形式。

（三）低生育率理论

基于生育激励政策提升生育率效果不显著的现实，鲁茨（Lutz）等人提出了低生育率陷阱理论，其主要描述了低生育率的发展趋势以及自我强化的特征，其认为当总和生育率降低到1.5的水平时，就会触发“自我强化机制”（self-reinforcing mechanisms），使生育率进一步降低和生育率难以提升，这种现象被称为“低生育率陷阱”。低生育率国家的出生人数会在人口学机制、社会学机制和经济学机制这三个自我强化的机制下持续减少。

而性别均衡理论认为不同社会部门性别平等结构的失衡造成了发达国家的低生育率现状。不同社会部门性别平等程度是有差异的，高均衡的教育、劳动力市场与低均衡的家庭、福利系统之间的冲突会抑制女性的生育率，即如果女性在教育或劳动力市场拥有和男性相同的机会且机会的获取与生育相冲突时，那么女性将选择限制孩子的生育数量。冲突的原因在于个人本位的部门性别平等的进步与家庭本位传统制度中性别不平等的惰性差异，家庭系统越传统，社会部门性别平等越进步，两者的失衡越大，生育率就越低。性别均衡理论解释了世界最低的生育率与南欧国家中传统男性主导家庭制度的相关性[25]。

其他理论还包括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Quantity Quality Substitution Theory），其认为生育行为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曲线呈“N”形[26]，即社会经济地位高和地位低的两部分群体生育二孩的意愿与比例都比较高，而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等位置的群体生育二孩的意愿和比例较低。这也意味着经济发展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为，经济发展不仅是最好的避孕药，而且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并继续发展时也会促进生育率回升[27]。

（四）研究评述

邦戈茨生育率模型中影响生育率的关键变量较为全面，但主观因素较多。理性选择理论利用经济学分析方法从微观视角审视生育率下降的动力机制，但对选择偏好、文化等宏观因素的变动缺乏解释。人口转变理论重点阐述了现代化和后现代化背景下生育率的变迁，但对生育率下降的终点以及生育率的波动缺乏关注。扩散理论主要从传播、模仿等行为合理性的角度探讨社会结构、文化对生育观念、行为的影响机制，以及如何形成了低生育水平的现状，但对低生育率的起点缺乏解释。文化视角主要从第三世界国家的生育文化角度分析了文化对生育率的影响机制，而缺乏对发达国家的低生育率现象的解释。低生育率陷阱理论试图对低生育率现状进行解释，但低生育率陷阱的关键值1.5的认定存在主观随意性，且三个机制还难以令人完全信服[28]。吴帆通过对66个进入后生育率转变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变动趋势分析得出：低生育率陷阱广泛存在，即低生育率陷阱风险已经从22个国家和地区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蔓延；低生育率陷阱可以避免，21个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5以上，其中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在1.7以上；低生育率陷阱可以摆脱，但摆脱的国家和地区目前只是少数[29]。性别均衡理论从女性主义视角探讨了性别平等结构失衡与低生育率的关系，认为性别平等的失衡造成了低生育率现状，但性别均衡理论对导致这种失衡的经济和文化因素缺乏探讨。

学界对进度效应是否能扭转低生育率发展趋势存在一定的争论。有学者指出21世纪以后，进度效应的存在使欧洲一些极低生育率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出现了回升，并乐观地认为这一事实挑战了低生育率陷阱理论[30]。但吴帆对比了欧洲17个国家1990～2013年的生育数据，指出虽然有些国家的生育率在2000年以后出现了回升，但回升幅度很小，不足以摆脱低生育率陷阱，而且最近几年中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生育率继续回落，欧盟28国的总和生育率从2010年的1.62降到了2012年的1.58，欧元区的总和生育率从1.59降到了1.54[31]。因此，进度效应的存在不足以改变低生育率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