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离乡和思乡——移居文学的主旋律》：离乡和移居的情恨

近代朝鲜移民文学具有与19世纪欧洲离散文学相似的特质，在移居的血泪史中书写着故土离别的苦痛。“这一时期的小说将失去国家、失去土地的朝鲜民族在异国土地上遭受的各种侮辱和压榨、各形各色移居民的生活面貌和命运、受难移居史和他们苦难生活的现场多角度地捕捉下来并生动地刻画出来，作为朝鲜民族满洲移居史和定居史的见证具有重大历史意义。”[1]在以现地居住、现地取材为收录原则的“满洲”朝鲜人小说集《发芽的大地》中的作品中，有半数以上是对朝鲜人离乡移居和苦难生活的记录。对于世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民族来说，家和故乡有着超越地域意义的文化内涵，它始终是一个农耕民族的基础文化符号，其中饱含着永远无法述尽的故事和情感。而对于被迫离开家乡在外漂泊生活的人们来说，对家和故乡的依恋则更为强烈和持久。伪满时期“满洲”朝鲜人文学中有关移居这一主题的作品，渗透着朝鲜农耕民族在被迫离乡后溢于言表的思乡之情。因此可以说，离乡和思乡是这一时期朝鲜移居文学的主旋律。

众所周知，朝鲜人是从19世纪60—70年代开始偷渡到中国东北地区生活的。纵观这些朝鲜人的越江过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60—70年代，这一时期朝鲜北半部发生了罕见的自然灾害，为了生存人们不顾清政府“封禁令”和“越江罪”的规定，冒着生命危险越过图们江和鸭绿江来到中国东北地区安家落户；第二阶段是1910年“韩日合并”后，许多仁人志士为了民族救亡来到中国，进行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第三阶段是伪满洲国成立之后，大批朝鲜人被集团移民到“满洲”进行所谓的“满洲开拓”。纵观这三次移居，从规模、人数和影响范围来看要数伪满时期的这次为最，也正是这次最具代表性的大规模移居，使朝鲜移居民经历了民族史上从未有过的变迁和磨难。而伪满时期“满洲”朝鲜人文学与此同步，将朝鲜人在这一过程中所经历和饱尝的切肤之痛以民族精神史的方式记录了下来。因此，离乡和怀乡是这一时期“满洲”朝鲜人文学一个很重要的文学内容，也是其与韩国同一时期文学倾向的主要差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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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对岸的山麓，渡船滑向了江心。因为是傍晚、行客不多，但坐在船里的却有几位。这又是一批越江居民吗？不知道有多少一无所有、只背着行囊顺水流渡过这条江的人，移居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越江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这是中国朝鲜族作家崔红日在他的长篇小说《泪洒图们江》中对朝鲜人渡江场面的描写，这一描写形象地勾勒出了当时朝鲜人越过图们江和鸭绿江移居到中国的场景，而伪满时期中国东北的朝鲜文学就是以这样一批又一批冒着生命危险偷渡越江的人们的移民生活作为背景写作的。无论是什么原因来到中国，在这里他们都是异族，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远离家乡的处境和异国他乡的陌生感使他们难免产生思乡之情。

与生活上的物质匮乏和艰苦相比，异国他乡的非人待遇带给人们精神上的苦痛是更加深刻而经久不能愈合的。朝鲜民族向中国的移居大多是迫于生计而不得已的选择，被迫移居的背后饱含着无奈和不舍，从决定移居到路途上的颠沛流离，再到异乡的艰苦生活，每一次坎坷和波折都会触动人们思乡的神经。深深浸透于内心的乡愁，会在文学创作中不可抑制地表露出来。李民求认为：“‘乡愁和忧郁’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食粮，移民文学理所当然要描写乡愁和忧郁。”[2]对于离开故土的民族来说，异乡生活的哀愁是浸润于骨髓的情绪，这样的乡愁如果离开“满洲”和朝鲜人的生活而只是一种感伤的话就会成为一种病态。因此，李民求极力倡导“文学要回归现实”，并热情地期待出现把“满洲”乡愁融入移民生活的文学家。

毋庸置疑，这一时期朝鲜移居文学的首要话题是记述那些流浪人民对故乡深切的留恋和不舍。这类作品或寄情于自然，或寄物以深意，或回忆儿时美好，或撷取生活片段，无论以何种方式，它们都流露出一种对离乡现实的无奈与痛楚。在离乡和思乡情绪的表达上，诗歌这一体裁更易于此类情感的抒发。这一时期表现故土依恋和离别情感主题的诗歌作品众多，如宋铁利的《故乡》、《五月》、《道拉吉》，尹东柱的《故乡的家——在满洲呼唤》、《悲哀的族属》、《故乡的故居》、《山林》、《数星星的晚上》，沈连洙的《旅窗的夜晚》、《游子B》，千青松的《先驱民系列》、《德牧》，咸亨洙的《归国》，金朝奎的《胡弓》，金达振的《龙井》，等等。除诗歌作品外，一些小说也在前期表现出了思乡情绪，通过人物对话和心理活动描写出来的无尽乡情，诉说着这一时期朝鲜民族内心的真实。

这一时期在表现思乡情绪的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与乡土生活直接相关的，宋铁利的作品正属于这一类。与一般思乡作品不同的是，他很少描绘记忆中的乡情，而是擅长将乡愁寄于自然物中，通过对现存景色的描绘来表现对于故乡的怀念。在田园牧歌式的作品《五月》中，作者从视觉、听觉和感觉等方面将山村五月柔和的美立体化，从对蓝天、鸽子、哨子、蒲公英、小鹿等景物和动植物的刻画中渗透出作者在自然与生命融合的倡导中溢满的乡愁。从无法回归故乡的愁绪到由丧失感而生的孤寂和愁苦，最后形成隐遁和飘逸的情绪在《呜咽》、《道拉吉》、《山阳地》和《落乡》等作品中得到了一一展现。在“满洲”险恶的现实中，陷于幻灭挣扎中的诗人通过自然物表现着诗化的自我，通过纯熟的语言和静谧的意境含蓄地透露出隐晦的乡情。由于受到中国汉诗的影响较大，宋铁利在作品中善用古辞、反复和对句等表现手法，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赋予诗歌时代的特征，周密的结构和凝练的诗句构筑了他简约的诗世界。金宇哲认为“他的诗歌作品以平实的形象化和幽远的抒情性为特征，由此可以看出宋铁利是一位富有才气和品位的独创型诗人。”[3]虽然对于自然美景和原初感觉的追求会不可避免地透露出一种逃避现实的情绪和隐遁意识，但这一缺陷却未能掩饰宋铁利创作中乡愁美学的表达。

与牧歌般田园生活的憧憬略有不同，尹东柱笔下的家乡描绘有着更深的含义。众所周知，一个民族大规模的移居一般都是由于无法保持原有民族的整体性，这一时期朝鲜人向中国的大量移居正是源自这一原因。当移居民面临与本民族传统完全不同的环境时，他们必然会处于新旧文化尖锐的冲突和交融中。在这一情势下，移居民一方面难以割舍原有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还要借传统的韧性去克服现实的困难，在跨民族的新环境中把原有文化加以翻译，繁衍出一种新型、富于生机的新文化。因此，每当这两种文化发生冲突时，家乡和故土作为朝鲜人自己的文化符号就被赋予了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对故土的思恋和怀念深深地印刻在他们的心里。尹东柱即是这样一位作家，他在作品中不但流露出了作为离散民族一员的身份意识，而且将个人离散感受提升到民族共同体的高度。在经历和目睹了离乡之痛以后，民族使命感促使他用诗作去展现民族的离别史和苦难史。

在《故乡的故居》中，尹东柱满含幽怨地描绘出一幅朝鲜人移居至东北后受尽凌辱和盘剥的凄惨画面。回望故乡，凄切的生活之苦和骨肉分离之痛不禁涌上心头，唯有故居的回忆尚存一丝儿时的温暖和慰藉。对于故土的怀念和留恋往往会在异地经历坎坷之时变得更加强烈，作为慰藉心灵港湾的过往总是满载着回忆与美好，而这一切都因现实而阻隔，因而幽怨和愤懑会更加难以抑制。尹东柱在意象的选取上十分注重具有回忆唤起意义的对象，“故乡”和“故居”对于在失乡路途中迷茫苦痛的人们来说，是心底最为柔软的一隅，从这一作品中可以看出尹东柱在场景意象选择上的独到之处。

除了人文意象之外，通过自然意象展现离别痛的诗歌在尹东柱的作品中也占有很大的比例。在《山林》中作者这样写道：

时钟滴滴答答撞击人们的心，

山林在忐忑不安地呼唤共鸣。

年轮已有千载的幽暗的山林，

自有其愿意拥抱疲乏之躯的基因。

黑暗出自山林黑色的波动，

践踏着年幼的心灵。

晚风飒飒摇晃树叶，

令人在恐怖中颤抖心惊。[4]

千载山林在沉寂幽暗中呼唤的共鸣，疲乏之躯在黑色波动中的苦苦求索……这一画面将客观景物与主观感受融为一体，触动了人们对于生命本源的思索。虽然其中的苦痛没有给出缘由，但整体昏暗的色调已使人失去了寻找缘由的兴趣。时空的交叠将历史凝固于此，在黑暗与凄冷中年幼心灵的战栗再现了生活的残酷。青年的忧郁来自过去，而苦痛则来自现实，山林这一象征物将这些感受融为一体，真实地展现了作者挣扎的内心世界。“疲乏之躯”、“被践踏的心灵”、“在恐怖中颤抖心惊”等意象映射出移居民在殖民统治下的生活状态，苦痛和无助更加剧了人们思乡情感的迸发。作品笔触犀利而悠远，将思乡情绪与殖民现实相连接，在忐忑中展现了作者朦胧而深远的愤懑情怀。

此外，《数星星的晚上》也深切表达了尹东柱对故乡和母亲的思念之情。

一颗星是追忆，

一颗星是爱，

一颗星是孤寂，

一颗星是憧憬，

一颗星是诗，

一颗星是妈妈、妈妈。[5]

当诗人在远离北间岛的深秋仰望星空，颗颗繁星就会勾起儿时的记忆。“爱”、“孤寂”和“憧憬”之情不禁涌向心头，曾经的过往都在回忆中浮现，而这些过往正是作者梦想中的精神家园。面对这些最本原纯真的事物，作者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过去的种种美好。可这些思绪，却常常被现实的残酷所阻断。对于移居民来说，故乡的意义和一般人所理解的故乡有所不同，对故乡认识的复杂性也使作品的乡愁和情感更为多元化。对作者来说已经成为异乡之地的“故乡”阴差阳错间曾留下了多少冥冥中的思念与爱恋，中国土地又寄托了作者多少故乡情和民族怨，这些情感在此时都凝结在同星星的对话之中。乡愁作为尹东柱创作中经常出现的情感基调，对于它的表达并未只停留在对过往美好事物的回忆上，而是在此基础上增添了一份悲凉的色彩，这份悲凉正源自痛失过往的遗憾。

“从1931年的63万到1945年6月的216万，朝鲜人不断地涌向满洲并在这里扎根下来。”[6]在朝鲜完全落入日帝的魔爪进而成为全殖民地之后，失去国家的朝鲜人迫于生计不得不舍弃祖辈生活的故乡。大规模的移居使民族意识再次得到确认，他们开始把“满洲”认定为“第二故乡”，但对原故乡的眷恋却永远无法磨灭。金昌杰的《第二故乡》记录了一家朝鲜人移居“满洲”的全过程，作品中多处流露着人们对故乡的眷恋和不舍以及在接受新移居地过程中经历的心理阵痛。当京哲离开送别的亲人，遥望逐渐模糊的故乡山水之时，不禁发出感慨：“啊，故乡！生我养我的故乡！就这样离我远去了吗？”此时，泪水已经浸湿了衣衫，这是他离开故乡后第一次流泪。“啊，远离我的故乡，请多保重！”他再次朝着故乡的方向失魂地望着，像丢了东西一样落寞。[7]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他们逐渐适应了移居地的新生活，并开始准备将这里作为新的故乡建设起来。可就在这时，父亲却突发急病而去世，全家人由此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

“唉，真的很痛心，被从好好的故乡赶出来，本以为过了图们江就可以生活得更好，可谁料想第一年竟连粮食都没种上。唉，这么难受，你怎么能闭上眼睛呢？”

听到发着牢骚母亲的哭诉，大家更难过了，京哲一家和弟弟妹妹都放声痛哭起来。[8]

对于一个正常的移居民族来说，思乡是一种普遍的情感。当在新的移居地扎根下来并生活得很好时，这种故土情和离别痛就会成为过往美好的追忆珍藏在心底。但如果生活状况不如之前甚至更痛苦的话，那么这种情感就会被蒙上一层悲情的色调。“第一年竟连粮食都没种上”是他们在移居之前未曾料想到的，这时再回想故乡的生活，与其说是对过去怀有的一种美好和憧憬，不如说是对现实表现出的一种无奈和悲苦。日本殖民统治下异乡生活的身不由己让朝鲜人更想重新回到虽艰难但自由的过去，可“被从好好的故乡赶出来”这一现实已不允许他们回头，这种苦痛和思乡情感更让人难以承受。

作为殖民铁蹄下的异族，朝鲜人在移居过程中饱尝了诸多一般人无法体会的情感，而这其中最为深挚的当属思乡之情。对故土的眷恋是每个自然人的本性，然而这一移居文学中原本的常规主题在伪满时期却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他们的思乡情和离别痛更多地与现实生活的扭曲相关。面对殖民生活的狰狞，朝鲜人本能地将情感转向对过往的追忆和对自然的向往，因此这一时期以思乡为主题的作品整体上都透露出一种悲凉的氛围。可以说，伪满时期移居主题的作品几乎都与“离乡和思乡”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这种情绪不仅源于移居民对故乡本能的眷恋，殖民统治下的残酷现实在另一个角度也加剧了人们对往昔生活的追忆和向往。

在伪满时期“满洲”朝鲜人文学中，以民族移居生活为主题的作品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虽然移居民在朝鲜半岛也曾饱尝生活的困苦，但与移居历程中常态化的颠沛流离却不可同日而语。移居初期的朝鲜人不但要忍耐东北异常严寒的折磨和语言不通的苦闷，还要承受着民族歧视、阶级欺压和官匪迫害的煎熬。而这些生活上的不如意又在另一方面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故乡的思念和缅怀，这也是在离乡历程中思乡情绪始终环绕在移居民左右的主要原因。移居文学作品不但将伪满时期对于生活苦的描绘生动化和典型化，而且在苦难的展现方式上也从物质和精神层面进行了全面观照。纵观这一时期的朝鲜文学，在移居苦和生活苦的表现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第一代开拓民赤手空拳初到“满洲”之后，在人权无法保障的情况下失去基本尊严的无助；二是没有经济来源和生活基础的人们在殖民环境中时时处于胆战心惊状态的愤懑；三是最底层的极贫群体不得不承受病痛和贫穷双重折磨的无奈；四是知识分子阶层目睹现实后无力改变的精神痛苦。通过这些内容的分析，能够将朝鲜人在移居过程中承受的苦难较为典型地展现出来，同时也可以更加深入地探寻他们深切怀乡的现实缘由。

从“满洲”朝鲜人的重要作品集《发芽的大地》中可以看出朝鲜文学对于移民生活的关注程度之深。“满洲”朝鲜文学中表现移居历程的文学作品所占比例不少，在《发芽的大地》序文中，廉想涉这样写道：

与其说它在满洲旷野上掘土发芽，不如说它是朝鲜先住开拓民流尽血汗种下的最初文化果实……无论是哪部作品，都出自满洲这片土地，它是在朝鲜文学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找不到的大陆文学，在这里能够发现开拓文学的特征和新颖，不能不说这是全朝鲜文学的一大收获，值得作家和编者骄傲。[9]

文学记录了朝鲜人越过图们江后在移居过程中经历的苦难和“满洲”定居后的艰难，这类作品无论在“满洲”文坛还是朝鲜文坛都占据着重要位置。

对于移居生活记录最为全面、真实和生动的当属移民作家安寿吉，“作为当时诺贝尔奖的候选人他在解放后的韩国文坛上写出了最优秀的作品”。[10]文坛对于安寿吉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小说作品评价不一，主要分为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安寿吉的文学“将日本军阀的大陆侵略合理化”[11]，“小说《稻子》、《牧畜记》等作品是‘王道乐土’的说教、农村振兴运动的鼓吹”[12]，以此将他的作品全部否定；另一种观点认为安寿吉的小说不能只从对日帝“国策顺应”的角度来解释，“安寿吉的间岛移民小说是当代朝鲜文学作品中将强烈的民族倾向意志形象化最好的例子。”[13]还有一种观点主张“虽然他的作品有着对殖民地政策明显的归顺，但不能说这是作家进行时代迎合的渗透，而是他为避开高压政策和严密审查的手段。”[14]事实上，无论从亲日角度对安寿吉作品全盘否定，还是将其归为民族意志的代表，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对于安寿吉，我们主张采用辩证法的观点对其进行评价，这是矛盾普遍性世界观所要求的科学方法论。矛盾存在于每个事物当中，在对它进行评价时我们不仅要看到矛盾的这一面，而且还要分析矛盾的那一面。只有这样，才能对事物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因此，我们既不主张将安寿吉的作品归为亲日文学进而全盘否定，也不赞同将其作看作是体现民族意志的文学典范，而是应当在肯定文学价值的同时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客观的评判。从民族精神记录史的角度来看，安寿吉十分全面地记录了从离乡到定居过程中朝鲜人所经历的喜怒哀乐和悲怨情仇，同时他也从号召人们进行第二故乡建设的角度对民族未来的发展进行了思考和规划，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应当说，他包括这一解决方案的文学作品与主动迎合“满洲”国策和美化日本人的亲日文学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但同时也不可否认，安寿吉通过文学所透露出的政治主张是一种对现实怀柔和消极的应对方式。他没有从根本上颠覆和改变既有现实的勇气和意识，而是试图借日本人的力量去助力本民族完成扎根和发展的理想。他通过文学创作传达政治理想的精神虽然值得肯定，但在选取依附对象上却出现了偏差。把民族发展的希望寄于自身就违背历史发展潮流和规律的侵略者身上，其结果必然不可能稳固和持久。因此，安寿吉作为朝鲜移民作家的代表，在伪满时期“满洲”朝鲜人文学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我们不能因此对他不加分辨地给予肯定，而是应该从二分法的角度出发对他本人和文学作品做出“美学的历史的”评价。从美学的观点出发，着重考察文学的审美本质；从历史的观点出发，则着重考察文学的社会本质。只有从审美本质和社会本质辩证统一的角度来对安寿吉及其作品进行分析，才能体现出尊重历史的文学研究态度。

考虑到发表的问题虽然作品中透露出许多趋从于时政的倾向，但从文学史上来看，不能不说安寿吉的作品具有再现和记录移民史的重要价值。它反映了朝鲜民族在失去国家后来到陌生“满洲”在开拓过程中经历苦难、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反动军阀野蛮迫害以及面对死亡威胁之时，仍保持强烈生活欲望并继续开拓生活根基的不屈性格。而这一切，几乎都通过对移居苦难的记述和体验表现出来：《黎明》中为求生计来到“满洲”被同族恶人朴致万欺凌而致姐姐自杀、父亲被群殴致死、母亲疯掉的家族惨剧；《稻子》中受到“满洲”原住民排斥和敌视的益洙被打死，为保护将被烧掉的学校赤手空拳的朝鲜人勇敢地站在枪口前的凄绝结局；《市场》中在金矿失去一条腿的残疾老头沦落为乞丐的悲惨身世；《在车中》的朝鲜人罹患肝脏疾病、在延吉腰部受伤导致失去劳动能力，又因没钱而无法回到故乡只能在车中乞讨的多舛命运……从代表作的主题脉络不难看出安寿吉对民族生存疾苦的高度关注，这种关注的使命感使他的作品成为再现民族移居苦难史的典型。

把间岛想象为人间天堂的人们，相信在那里会找到赚钱的捷径，但在来到以后却无法重返故乡的他们或贫穷，或死去，或沦落为乞丐流离失所。安寿吉的《市场》在众多展现生活苦的作品中最具有代表意义，贫穷之外的身体障碍将苦难体验推向了极致。

想问我腿什么时候变成残疾的是吧？那是前年的事情了。听说间岛是个好地方，我为了赚钱而去了巴图沟的金矿做搬石工，哪成想伤到了腿。因为没钱去不起医院，只能任由它自己烂掉。之后就把它切掉了。[15]

从乞丐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在腿受伤后因无法得到及时的医治，而只能眼睁睁看着其“烂掉”并“把它切掉”。看似轻描淡写的叙述，其中却包含了许多朝鲜移居民在向中国迁移过程中所遭受的非常人所能想象的肉体折磨和精神痛苦。金矿负伤沦落为乞丐的老人、苦恼于家庭矛盾的店主、周围旁观冷漠的人们……这一图景幻灭了朝鲜人对人间天堂——间岛的憧憬。“作品以同一阶层不幸人们的偶然冲突为题材，但人物并未被放在当时社会的必然关系——阶级关系或者民族关系中，这使作品缺乏历史的深度。虽有这样的不足，但以写实主义手法生动描绘满洲朝鲜民族的悲惨现实这一点却是作品的意义所在。”[16]安寿吉对于民族生存疾苦的关注虽然与他作为朝鲜人的身份密不可分，但更多的还是源自他根植于底层生活的质朴创作风格，由这种风格而形成的细腻和真实是他作品具有感染力的根源所在。

如果把安寿吉看作是移居苦难生活再现的端始和典型的话，那么申曙野在创作中所展现出的风格则与安寿吉十分近似，他的作品《秋夕》也是集中展现了移居之后生活的困苦。这部作品发表于1940年的《满鲜日报》，主人公金氏为给子女买衣料而在运沙的牛车上偷装了大米，卖掉米后赚了二十元钱，这时突然听到巡警的呵斥。

金氏气喘吁吁地跑到巡警跟前，弯腰询问。

“那个牛车是谁的？”

“那……那是我的。”

“瞅你就不像个好人，刚才就叫你，怎么刚出来？藏哪儿了？”

发火的巡警大声斥责着。

“把牛车拴马路上，是交通妨碍罪，你不知道吗？”

金氏听到斥责，心里却释然了。

本以为自己买卖私米被发现了，没想到竟是因为交通妨碍，真是不幸中的大幸。[17]

事实上，一向循规蹈矩的金氏自从开始买卖私米就已经处于一种战战兢兢的状态。当听到巡警的呵斥时，他更因自己被发现而深感绝望，“弯腰询问”和结结巴巴的回答反映了他内心的纠结和无助。因移居而造成的贫瘠迫使金氏不得不去铤而走险，然而其背后的代价却并非其所能承受。在听到巡警告知是交通妨碍罪之后，金氏突然觉得这是“不幸中的大幸”，但结果仍未能逃脱被逮捕的命运。以交通妨碍罪被逮捕，年逾花甲的金氏在巡警的责骂和拷问中受到了惊吓和冲击，不久便身患重病不治身亡。在基本生活得不到保证的社会，是无法奢求政治尊严的，无助中吟唱的“春江花月夜”诉尽了金氏一生的愁苦和悲凉。虽然作品以相对轻松的笔调表现了他的心理活动，但其中仍然难掩移居民如履薄冰的生活状态。来到“满洲”的朝鲜人作为移居民族，在异乡的生活始终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秋夕》展现了朝鲜人在物质极度匮乏下的精神紧张状态，可以看出被剥夺生存尊严和社会尊严的朝鲜人在卑微中苟延残喘的艰难。

伪满时期“满洲”朝鲜人小说立足于现实，对当时民族的生存状况给予了真实再现，用迂回手法暴露黑暗的社会现实、表现民族抵抗意识。在展现极贫阶层生活现实的作品中，姜敬爱的《地下村》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极限。这部作品的登场人物基本上都是残疾人，而他们的残疾都和贫穷或多或少有关。主人公七星在小时候的一次麻疹过后抽风而成残疾，七星的妹妹英爱因头部的脓疮无钱医治贴老鼠皮而几近死亡，七星的妈妈因产后过力染上重病一直呻吟于病榻，七星喜欢的大妞从小就是瞎子。这些底层百姓所忍受的痛苦非常人所能想象，因贫穷无法医病的人们经常用一些传说中的偏方来救急，可结果却常常适得其反。极度的贫苦剥夺了他们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权利，也扭曲了人们的性格、破坏了正常的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破败的生活时时充斥着暴力、侮辱、诅咒和嘲笑。

……他挠了挠自己都不愿意多看一眼的脑袋，无心地看着远方。树林里阳光长长的倾斜下来，叽叽喳喳的鸟叫声听起来很凄凉。我为什么是个残疾人，为什么要被他们耻笑，一想到这些他不禁抓起一把旁边的野草，手腕却觉得隐隐作痛。[18]

短短一小段描述七星行为和心理活动的文字，就出现了“自己都不愿意多看一眼”“无心”“凄凉”等词语，这些词语意在展现主人公在极度贫苦中对生活失去信心的状态。在身体缺陷和生活困苦的双重打击下，七星不但无法获得正常的生存保障，而且连正常人的尊严都无法维持。生活在冷漠和耻笑中的他郁闷而苦痛，就连“旁边的野草”都成了撒气的对象。对贫穷和病痛的描述如此真切，正是姜敬爱儿时穷困和病痛缠身影子的投射。姜敬爱成年后一直缠绵于病榻，病情几经反复，加重以后不得不回到朝鲜，最后年仅36岁就离开了人世。她创作的旺盛阶段恰逢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最为黑暗的时期，从作品中透露出的绝望可以参透社会环境每况愈下的现实。

此外，《北乡》第四期刊登的金喜坤的《泥醉》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朝鲜移居民底层入不敷出的艰苦生活面貌。脚夫锡春劳动了一天后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一个饭店，虽然想到了在家中挨饿的妻儿，但仍忍不住花掉好不容易赚来的十块钱买酒喝。他的这一做法遭到了周围人的讽刺和嘲笑，他也因此陷入深深的自责中。不远万里移居至“满洲”的朝鲜人尽管拼命劳作，但仍难以满足基本生活，展现浸满血泪的贫苦和哀愁虽然不是作品的着力点，但仍可透过一个嗜酒之徒的生活侧面揣测出来。

在展现移居民苦难生活的主题方面，诗歌体裁的作品很少，但并非没有特例。在《五月的红心》中，作者李旭用诗歌表达了对因饥饿而死亡的姐姐的怀念。

接过邻居花芬给的松饼，

“爸爸回来给他吃吧。”

在那个清雪纷飞的秋天，

妈妈哽咽着，

死什么，今天还买药回来呢，

说着不会死、不会死，

可姐姐还是带着疑惑、无力地闭上了眼睛，

在爸爸回来之前死去了，

现在想起仍觉得心塞。[19]

这部作品表现朝鲜人在极度贫困中死去的场面，不似其他作品那样在歇斯底里的狰狞中诅咒现世的残酷，而是把这种苦痛建立在对姐姐高尚人格赞赏的基础之上。虽已生命垂危，但她仍惦记着留松饼给父亲，亲情的温暖和现实的残酷所形成的反差带给人的震撼透露出作品主题设计的精巧。作为“满洲”朝鲜移民受难史的一个缩影，诗歌在思索和缅怀中被沉重的氛围所笼罩。

很多研究者曾主观断言伪满时期“满洲”朝鲜人文学就是呼应伪满国策的亲日文学，并对这一时期的全部文学成果采取了漠视的态度。然而事实上果真如此吗？《市场》中在金矿失去一条腿的残疾老头沦落为乞丐的悲惨身世、《秋夕》中金氏为维持生计在巡警的责骂和拷问中身患重病不治身亡的不幸命运、《地下村》中的残疾人充满诅咒和暴力的破败生活……从以上例子不难看出，这些作品无一不是通过暴露移民生活的苦难来表现出一种现实否定和批判。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朝鲜文学作品都是在通过文学的方式去记录和反映移居民的生活现场，并非具有政治意图和倾向。由此，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伪满时期“满洲”朝鲜人文学是以朝鲜移民史为主线、其中包含殖民时期文学特质的一段文学历史，并非一部分研究者所认为的单纯的亲日文学。此外，对苦难的描写也在另一角度印证了移居时期朝鲜文学以离乡和思乡为中心的主题倾向，即现实生活的不如意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过往的留恋和对故乡的思念，这种情感自始至终都萦绕于朝鲜人的内心深处而久久不能挥散。

在中国东北，自清朝的“封禁令”解禁开始到韩日合并后就不断地有朝鲜文人来到这里定居，他们在“文化部队”的推动下形成新的“满洲”文坛。“虽然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未能达到很高的水准，但在‘满洲’这一特殊的地域，于朝鲜移居民中生成的民族文学却因延续了朝鲜文学的一脉而具有独特的意义。”[20]伪满时期“满洲”朝鲜人文学与半个多世纪的移居过程相伴，以开拓民为主轴的朝鲜移居文学的形成既包括来自朝鲜“文化部队”的先导，也有乡土文人的出现和协同。与以往的朝鲜文学不同，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分支，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展现出更多的是乡土气息。移居东北的朝鲜文人肩负历史使命，他们在这里传承民族文学传统、延续文学余脉。在伪满文坛，不能不提到几个重要的文学团体和文学刊物，它们的出现给“满洲”朝鲜人文学带来了一线曙光，让它扎根于新的沃土。“按照朝鲜文人的‘现地主义’原则，文学到伪满时期已从前一时期的亡命文学逐渐转化为乡土文学，在广泛开展的同时形成了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朝鲜民族文学的一个分支。”[21]朝鲜文学在“满洲”形成新的乡土文学并延伸发展过程中，文学团体和文学刊物的出现是一个重要标志，下面首先将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团体和刊物做一归纳和介绍。

“北乡会”是伪满时期在中国出现的第一个文学团体，在创立之初朝鲜文人们就以建设“第二故乡”文学为己任，并创办了代表朝鲜文学的专门杂志——《北乡》，东北的朝鲜文学创作和批评就是在这里起步的。虽然在作品内容和文学批评等问题上仍存在争议，但在朝鲜文学史上它的功绩却是无可代替的。“北乡会”是1932年由李周福、姜敬爱、金国振、朴花城、千青松和金裕勋等人创办的，会员大多为爱好文学创作的中小学校教师。同人会的宗旨正如其命名一样，旨在“把间岛作为韩国人的第二故乡，在这里形成我们的文学。”[22]在《北乡》的创刊词《创刊之际》中对于它的创办意义有这样的记载：

……我等公布文学之力于天下，宣言奋斗，执着比武力还伟大之笔的人们呀，君等之胸，会涌出清新之乳……我等将向彷徨于荒野而不得吸文化之乳的白衣大众呐喊，快快醒来，快快由幻想、错觉醒来，集聚在明朗的旗帜之下，快从彷徨踌躇觉醒，走向堂堂的阵营……

该志对于满洲鲜系文学，不啻是一个温床。[23]

这段文字对于伪满洲国时期朝鲜人文学的面貌和《北乡》的创刊意义进行了事实性介绍和借喻式展望。如果没有这一“温床”，“满洲”朝鲜人将无法接受“清新之乳”，更无法“从彷徨踌躇觉醒”。“‘北乡会’以其大众性和活泼的文学活动文化式地启蒙了广泛大众，同时也唤起和引导很多青年学生走上了文学道路，为朝鲜人文学的生成种下了坚实的种子。”[24]但遗憾的是，由于受到日本严苛的审查、遭遇经济窘境及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北乡》只刊行了四期。截至闭刊，有近40名的创作者发表了小说10篇、诗歌50首、随笔9篇、文艺论文和评论6篇，这些作品中的大部分表现出了浓厚的民族意识和现实主义倾向。

在《北乡》停刊的第二年，即1937年《满鲜日报》创刊成立。《满鲜日报》是将当时的朝鲜语报纸《满蒙日报》和《间岛日报》合并之后于1937年10月21日在新京发行唯一的一种朝鲜语报纸。《满鲜日报》开设了宣传日帝殖民政策的专栏——“文艺栏”来布道他们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理念。由于《满鲜日报》以“日本国策在满洲国朝鲜人的指导机关”为主旨创立，因而遭到了很多人的指责与非议。但吴养镐认为：“虽然这是代表日本军国主义的《满鲜日报》，但文艺栏的实际却与这样的偏见有出入，我们发现抒情文学和纯文学的基本要素在这里得到了延续。”[25]可见，《满鲜日报》虽然是御用报纸，但仍不乏纯文学和大众性作品。在1940年1月12日《满鲜日报》的文艺栏中，有关《满洲朝鲜文学建设新提议》的讨论中，很多中坚文人都发表了自己观点。虽然内容各有侧重，但意图建设“满洲”国内朝鲜人民族文学的强烈意欲和愿望却是一致的。黄健主张的建设自主性朝鲜人文学、尹道赫主张的建设具有“满洲”特色和朝鲜民族性的文学、朴卿骏主张的“满洲”朝鲜人文学需要文化人的携手共建和金贵主张的农民文学论等观点都表达了当时文人对于民族文学发展的深切关注和高度热情。

除综合刊物之外，还有两部诗集也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刊物。《满洲诗人集》是1942年9月新京第一协和俱乐部文化部发行的第一部诗集，《在满朝鲜诗人集》在其后一个月由间岛艺文堂发行，两部诗集的主编分别为朴八阳和金朝奎。这两种刊物所刊发的作品基本是以《满鲜日报》为中心选定的，但无论从主编在学界的权威性还是发行时间来看，这两部诗集都比《满鲜日报》更具代表性。

在小说集方面，主要刊物包括《发芽的大地》和安寿吉的个人作品集《北原》。《发芽的大地》是1941年由申莹澈主编、满鲜日报社发行的“满洲”朝鲜人小说集。“申莹澈的后记和崔基正的读后感给予这部小说集以极高的评价，他们认为它将半个多世纪的满洲开拓史进行了文学形象化，反映了开拓民的命运和情绪，体现了以往朝鲜文坛上所没有的大陆风格。”[26]但事实上，从它所收录的七篇作品来看，《流氓》、《密林的女人》、《草原》和《祭火》是描写移居民中特殊群体的作品，而《黎明》、《暗夜》和《秋夕》则是对依赖于农业的移居民苦难生活进行刻画的作品。应当说，在移民血泪史的记录上，这些作品具有一定代表性，但在主题特征和大陆风格方面还不够典型。安寿吉的个人小说集《北原》“不仅因其取材于朝鲜人生活的时代变迁和历史使命而具有文学价值，而且还具有记录在满朝鲜人开拓史的文献价值。”[27]安寿吉在小说集的后记中提到，虽然《北原》的每部作品都是独立存在的，但在自然时代的联结上还是有一定规律的，希望读者按照《黎明》《新村》《稻子》《圆觉村》《土城》《牧畜记》这样的顺序来阅读。金允植认为：“从第一部作品《黎明》到最后的《牧畜记》，九年期间的创作活动潜藏着安寿吉文学的本质，这也当然是满洲国朝鲜界作家的本质。”[28]作为端始的开拓性和扎根于土地的生活化是体现这些本质的重要一面，这一点从安寿吉为小说集所著的序文中可以看出：

……《北原》在手，此时再次想起的是，希望今后满洲由我们手中形成的开拓文学、甚至农民文学就是以此为起点的，这一作为先导的重任将寄付于著者之肩。[29]

文学团体和文学刊物的出现在促进朝鲜文学形成“满洲”乡土文学并延伸发展上的功绩不可小觑，但乡土文人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同样功不可没，李旭和金昌杰就是其中两位重要代表。李旭1907年出生于俄罗斯海参崴高丽村，本生活于吉林省和龙县的一家人在他三岁时因生活所迫又迁回了原故乡。和其他来自朝鲜半岛的作家不同，他的作品中很少有关“思乡”的主题。因为对于李旭来说，间岛是祖辈们埋下尸骨的土地，是他毫无异议的故乡，“乡土爱”是他创作的源泉，李旭的大部分创作也正是在间岛完成的。对于故乡的一山一水，他都倾注着原始的挚爱，作品中透露出其民族意识和反抗意识支撑下的强烈信念和热情，因此李旭被称作是“开拓了中国朝鲜族现代诗坛的乡土作家”和“朝鲜族诗坛的诗魂”[30]。

从小便谙熟汉学的李旭始终没有忘记朝鲜民族的文化传承，在他的诗作中经常引用朝鲜神话和民间传说，而民谣、俗语和谚语的惯用使得他的作品更加生动而富有民族韵味。对于朝鲜语写作的作品，李旭十分注重其原味的保持。在回忆中他曾提道：“有的读者问我，创作的时候是否先用汉语，然后翻译成朝鲜语呢？……听到这话我感到很不快。我用汉语直接创作的诗歌确实不少，但从没有蹩脚地把它们翻译成朝鲜语，何苦要把那些翻译过来的诗展现给读者呢？用我们民族的视角去观察生活、用民族的感情去感受，把这样美好的诗歌作品献给读者是我的愿望。”[31]

说到伪满时期“满洲”朝鲜人乡土作家，不能不提及金昌杰。金昌杰六岁随父母来到中国龙井居住，自幼就展现了对朝鲜“新倾向派”和“卡普”文学的兴趣，通过《满鲜日报》登上文坛以后共发表了四十余篇的小说、诗歌和随笔。金虎雄在《在满朝鲜人文学研究》中对其评价道：“金昌杰是在‘间岛’土地上受‘文化部队’影响而成长起来的第一位乡土作家，他将自己的一生都与‘间岛’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是朝鲜文学的开拓者和先驱者。”[32]至今，这一评价仍得到人们的中肯。金昌杰同李旭一样，不但在民族受难时期一直保持着对民族火一样的热情，而且在解放后依然坚持自己的创作活动。可以说，将朝鲜光复前后的文学连接起来是金昌杰对朝鲜文坛最为突出的贡献。

作为朝鲜近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伪满时期“满洲”朝鲜人文学的繁盛与韩国文学被遏制的窘境形成了对照，它使朝鲜的文学余脉在非本土实现了延续和发展。无论从文学团体的建立、文学刊物的创办还是作品的创作与发表，这一时期都将多年累积的文学成果逐渐显像化。具有前期创作基础的朝鲜本土作家与“满洲”乡土作家的结合，实现了朝鲜文学根干基础和现地文学地域特色的融汇。这种融汇的规模和影响在朝鲜文学史上并不多见，也由此决定了它必然会表现出这一时期所特有的文学价值。

注释

[1]오상순，중국조선족소설사，심양：료녕민족출판사，2000，pp.151-152.

[2]전성호，림연，윤윤진，조일남，중국조선족 문학비평사，북경：민족출판사，2007，p.161.

[3]김호웅，재만조선인 문학연구，서울：국학자료원，1997，p.49.

[4]허경진，허휘훈，채미화，중국조선민족문학대계6—김조규·윤동주·리욱，서울：보고사，2006，p.233.

[5]허경진，허휘훈，채미화，중국조선민족문학대계6—김조규·윤동주·리욱，서울：보고사，2006，p.353.

[6]오상순，중국조선족소설사，심양：료녕민족출판사，2000，p.118.

[7]연변대학 조선언어문학연구소，중국조선민족문학대계（11），소설집—김창걸 외，하얼빈：흑룡강조선민족출판사，2002，p.52.

[8]위 책과 같다，p.63.

[9]렴상섭：〈싹트는 대지〉서，재만조선인작품집〈싹트는 대지〉，강덕8년（1941），제2페지.오상순，중국조선족 소설사，심양：료녕민족출판사，2000，p.59재인용.

[10]백철，〈북간도〉서문，서울：삼중당，1967.

[11]장덕순，〈일제암흑기의 문학사〉，〈세대〉，1963년11월호，제254페지.오상순，중국조선족 소설사，심양：료녕민족출판사，2000，p.65재인용.

[12]조선족략사편찬조，〈조선족략사〉，연변인민출판사，1986년，제303페지.오상순，중국조선족 소설사，심양：료녕민족출판사，2000，p.65재인용.

[13]오양호，〈한국문학과 간도〉，문예출판공사，1988년，제65페지.오상순，중국조선족 소설사，심양：료녕민족출판사，2000，p.65재인용.

[14]민현기，〈안수길의 소설과‘간도’체험〉，〈한국현대소설사연구〉，1984년 제376페지.오상순，중국조선족 소설사，심양：료녕민족출판사，2000，p.65재인용.

[15]연변대학 조선언어문학연구소，중국조선민족문학대계（10），소설집—안수길，하얼빈：흑룡강조선민 족출판사，2001，p.8.

[16]오상순，중국조선족소설사，심양：료녕민족출판사，2000，p.100.

[17]연변대학 조선언어문학연구소，중국조선민족문학대계（11），소설집—김창걸 외，하얼빈：흑룡강조선 민족출판사，2002，p.663.

[18]허경진，허휘훈，채미화，중국조선민족문학대계8—강경애，서울：보고사，2006，p.145.

[19]허경진，허휘훈，채미화，중국조선민족문학대계6—김조규，윤동주，리욱，서울：보고사，2006，p.420.

[20]전성호，림연，윤윤진，조일남，중국조선족 문학비평사，북경：민족출판사，2007，p.101.

[21]위 책과 같다，p.105.

[22]안수길，《龙井·新京时代》，연변대학 조선언어문학연구소，중국조선민족문학대계（10）소설집（안수길），흑룡강조선족출판사，2011，p.539재인용.

[23]高在骐：《在满鲜系文学》，《新满洲》，康德九年六月号，第4卷六号，pp.92-93.김장선，위만주국시기 조선인문학과 중국인문학의 비교연구，서울：도서출판 역락，2004，p.53재인용.

[24]김장선，위만주국시기 조선인문학과 중국인문학의 비교연구，서울：도서출판 역락，2004，p.54.

[25]오양호，일제강점기 만주조선인 문학연구，서울：문예출판사，1996，p.101.

[26]김호웅，재만조선인 문학연구，서울：국학자료원，1997，pp.123-124.

[27]“만선일보”（1943.4.12）.김호웅，재만조선인 문학연구，서울：국학자료원，1997，p.140의 재인용.

[28]김호웅，재만조선인 문학연구，서울：국학자료원，1997，p.141.

[29]연변대학 조선언어문학연구소，중국조선민족문학대계（10），소설집—안수길，하얼빈：흑룡강조선민 족출판사，2001，p.534.

[30]김호웅，재만조선인 문학연구，서울：국학자료원，1997，p.221.

[31]위 책과 같다，p.191.

[32]위 책과 같다，pp.192-193.